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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吾祖心乐为善，不但不厚积产业以遗子孙，并烝尝亦不自置。后世裔孙念鞠育之功，追报本之恩，爰集同人一百一十九名，鸠集祭资购置田塅，以为历年致祭之费。……后起者亦因观感而另集一班，故祠内现有新旧两祭之名。兹之所载者，为旧班之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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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每年祭首通盘计算入款若干，应用款若干（如完粮之类），再行宰猪若干。或有余剩，按桌按名贴出，年清年款，不得积存，亦不可长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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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氏致祭上五世祖的新旧两“班”，显然都是按股份组成的合同式宗族，不可能包括全体族人。这一《祭规》明确规定，有关收益必须“年清年款”，若有余款则按“名”（即股份）分摊，因而也不可能用于其他宗族事务。另一“新班”的祭规虽未被收录，但据族谱记载，其参加者共56名，每年共收租1990斤，其经费收支也是独立核算的。至于二者所依托的祠堂，“原系佛童公屋基，子孙改为家庙”，因而只是佛童派下的私祠，而不是全族共有的公祠。佛童为葛氏六世祖，其派下分为文、行、忠、信四大房，是历代葛氏族人中最为兴盛的支派。族谱中记载的葛氏历代宗族组织，基本上都是以这一支派为核心的。据说，佛童生存于明成化六年至嘉靖三十二年，享年83岁，“富甲一乡，而轻财重义”。佛童为派下四房留下了冢庵、祖厝及一座路亭，但却未曾设立祭田。因此，其后人曾采取“集股”办祭的形式，组成了一个相应的合同式宗族。据道光十五年的《六世祖佛童公祭产序》记载：“本祭原系与祖争光，集股而成。其先祖未曾集股者，每有向隅之叹。”可见，其权益是按股份分配的。在此之前，佛童留下的祖厝已改建为祠堂，其创建过程未见诸记载，估计也与“集股”办祭的合同式宗族有关。自道光十五年以后，这一宗族组织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如云：“酌议自本年起，各丁乐勷青蚨一贯，买置祭田数段，共计苗谷数十担，以为烝尝之费。”同时规定：“其先祖未曾集股者，今有志与祭者，每股须充入小洋二十五角，始符公份。”在按丁派捐和吸收未入股者参加之后，族人的权益不再取决于各自的股份，而是取决于各自的身份。据规定：“子子孙孙或年登六旬，或身列泮宫及一切功名，均可报名得列与祭之班。惟须先三日带喜金小洋壹角交与祭首，以便排桌饮胙”；“每年公举祭首四位，经理本冬苗谷及来春办祭诸事”；“祖堂、节孝祠、上冲寺有上漏下湿及田塅有旱涝，祭首均要修补，不得推延”。此类规定，无疑都只适用于依附式宗族，而不适用于合同式宗族。自佛童以下，历代族人都留下了数量不等的祭产，由派下子孙共同继承。因此，这些宗族组织最初都是继承式宗族。例如，《行房十世国辙、十一世明极祭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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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逢酉年与轮房同收（七世）添禄公墓祭烝尝，本房一半股份；派下明、魁两房轮流，而明房又分顺、碧两房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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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逢亥年与轮房同收（八世）荣善公墓祭烝尝，本房一半股份；派下明、魁两房轮流，而明房派下顺、碧两房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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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逢卯、酉年轮收（九世）吉水公墓祭烝尝……明、魁两房轮流，明卯魁酉，而明房派下顺、碧两房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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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祭（十及十一世）惟明极公派下子孙得来与祭饮胙，而魁极公派下早经分去自立烝尝，不列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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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祭规”记录了佛童派下十二世顺、碧两房对于七至十一世祭产的有关权益。其历代直系祖先的分房概况为：第七世添禄（行房）单传，第八世荣善派分“京、淳、熙、忠”四房，第九世京房派分“辅、轫、轼、辙、轮、”六房，第十世辙房派分“明、魁”两房，第十一世明房派分“顺、碧”两房。如“祭规”所示，尽管历代祭产的轮收方式有分有合，但按房轮收的原则却是一致的。然而，该支派另有一些用于祠祭活动的祭田，却已不再按房轮收，而是由有关“祭首”统一管理。例如，《行房七、八世祖祠祭条规》及《行房九世吉水祠祭规》都明确规定：“每年公举祭首二人，经理本冬苗谷及来春办祭诸事”。与此同时，族人参加祭祖活动的权利也受到了限制。如云：“若子弟已至十五龄，须前三日带小洋一角，到祭首家报名充丁，以便排桌饮胙。……或有物故者，便查明扣除，不得延留。”大致说来，此类宗族组织正处于从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宗族过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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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璜溪葛氏于明代后期开始形成继承式宗族，清中叶前后开始形成依附式宗族，但直至民国初年，尚未形成包括全体族人的依附式宗族。清代后期，葛氏族内规模较大的宗族组织，是以一至五世祖为标志的合同式宗族，其主要功能在于举办祭祖活动。笔者认为，璜溪葛氏之所以未能形成大规模的依附式宗族，主要原因在于族产不足。据统计，葛氏历代祖先留下的祭田，每年共收租谷246担，大约只相当于屯山祖氏的五分之一，而二者的聚居人口却是不相上下的。此外，葛氏族内未能形成强有力的士绅阶层，也是依附式宗族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据族谱记载，葛氏历代获得科举功名的族人，仅有乾隆至道光时期的葛日晖等五人，而且都是佛童派下的行房及信房子孙。这些士绅促成了本支派依附式宗族的形成，但却未能进而建立包括其他支派的依附式宗族。清末至民国初年，佛童派下十世孙赞新、十一世孙道钧等发起编修族谱，似乎有助于族内各支派的整合，但由于缺乏公共族产的支持，也未能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据说，在编修族谱时，“赞新家不中资，而捐金二干；道钧仓无积谷，而助洋五百”[29]。由此可见，葛氏宗族的共有经济是十分贫乏的。在此基础上，很难承办全族性的公共事务，因而也不可能形成相应的依附式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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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西北地区，像屯山祖氏和璜溪葛氏之类的聚居宗族，都称得上是世家大族。这是因为，闽西北地区的绝大多数聚居宗族，都不是明代以前形成的，而是明清时期陆续定居的。光绪年间编修的《建安乡土志》，共记录了本县35个主要的聚居宗族，其中定居达20代以上的只有5个，而定居10代以下的共有20个。这就表明，在清末建安县的聚居宗族中，有一半以上是明末以后陆续形成的。这些定居时间较短的聚居宗族，一般尚未形成依附式宗族或合同式宗族，其组织形式基本上都属于继承式宗族。限于篇幅，恕不详加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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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前迁居闽西北地区的古老家族，其后人大多历经迁徙而散居各地，分别形成各自的聚居宗族。明中叶以后，有些散居族人通过联宗通谱，合修祖墓、合建祠堂、合置族产等方式，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散居宗族组织。这些散居宗族一般都是合同式宗族，其联结范围往往超越了县界、府界乃至省界。闽西武威廖氏散居宗族的发展，可以说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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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武威廖氏奉“崇德公”为太始祖，其派下又分为“实蕃公”和“高峰公”两大支系，分别为汀州府各属和龙岩州所属廖氏族人的始祖。关于闽西武威廖氏始祖的入闽时间，历代各有不同的说法，很难确证，估计当为唐宋之际。据说，廖氏祖先入闽之初，长期迁徙不定，致使族人散居各地。如《上杭郭坊乡图说》记云：“始祖实蕃公，当炎宋中叶因乱而行，初由延平顺昌下阳墟，爰止于此。……其后一线牵延，而三世兄弟三人又各徙一方。”[30]在此情况下，自然很难形成稳定的家族组织。元明之际，闽西各地的廖氏族人已陆续定居，逐渐形成各自的聚居宗族。永定县田段廖氏的《八世祖妣刘婆太墓季序》记云：“溯元明鼎革之交，我八世祖成旻公由邑中台边迁居田段……结庐员山之下。”[31]上杭县古田廖氏族人，据说于明初洪武年间即已利用祖厝奉祀始迁祖“六世千五郎公”，后改为“宗享祠”；永乐三年，又将另一祖厝改为“荣千祠”[32]。明代后期，散居各地的廖氏族人开始议及联宗通谱，奉祀共同的祖先。万历三十七年，“实蕃公”派下十六世孙梦麟首次编成本支族谱，“顾仅修至十八世而止”[33]。同年，他又发起重修上杭郭坊的一、二世祖墓，举行统一的祭祖活动。其《重修实蕃花公坟墓碑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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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族始祖花公、妣冯氏太夫人，宋时初由延平府顺昌合阳市后迁居闽汀，杭、永之有廖氏始祖也。嗣一子三孙，迄今衍派分支杭、永共二十余户，生齿繁庶，敢忘所自？花公葬田鸡俘塘。昔时人崇尚简朴，坟用土堆。今因地坟余埔四面宽广，人渐开田。此不容已，而后复图之众户，咸殷然有报本追远之思。梦麟聚户族，捐资财，择利日吉阴，不远百余里而兴工修筑。是举也，虽不敢邀祖灵冥冥福庇，天理得也，人心安矣。且也，户族兄弟叔侄聚集叙别，均有亲爱和好之雅云尔。[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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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中的所谓“户”或“户族”，是指以里甲户籍为标志的聚居宗族。因此，参加此次修墓活动的廖氏族人，共涉及上杭、永定二县的20多个聚居宗族。此次修墓之后，据说还形成了定期的墓祭活动。每年二月初九“合祭”始祖墓，二月初十“合祭”二世祖墓。[35]不过，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包括上杭、永定二县族人的统一宗族组织。大约于明末崇祯年间，上杭、永定二县的廖氏族人分别在各自的县城设立了总祠堂“一本堂”和“永思堂”，作为联络本县各地族人的组织机构。此后直至清末，二县的总祠堂都是相对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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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上杭和永定的廖氏总祠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停止活动，至康熙以后又得以恢复和发展。《上杭城一本堂纪略》记云：“当明之季，被逆兵所占，遂不能合族以严宗庙之祭。至清朝定鼎，有永定田段民先公讳觉，庠生，赴诉宪辕，示禁踞占，遂复如初。”乾隆二年，一本堂首开纳主进银之例，集资重修，共有9“户”参加。永定廖氏于康熙二十一年在城内另建“知本堂”，至雍正十三年再度重修，共有11“户”参加。乾隆二十五年，永定县永思堂以“题捐家学牌位”的方式集资重建，共有8“户”参加。清中叶前后，上述组织还通过集捐的方式，陆续购置了一些田产。嘉庆二十五年的《上杭一本堂亲亲烝序》记云：“杭邑郭坊，我始祖之所肇基也。后支分派衍，散处四方，先人因思尊祖敬宗之道，合族人建总祠于杭城。……但一岁春秋享祀，未有合烝，各处族人来杭祭祀者名曰祭祀，实则或抄豚一蹄、酒一盅，或略具牲仪，遣小子后生以奉故事焉。……问所谓亲亲收族，则无有。”为此，一本堂又开纳银进主之例，“劝各房题捐座位三百三十四座，共置田二十九石六斗七升二合，名‘亲亲烝’”。另据记载，知本堂也曾以“燕及公秋祭无烝”为由，要求“各户结季崇祀”，共募集32股，“捐资生放，置买烝田”。永思堂则于乾隆三十五年重建之后，动用题捐余款，“置有田业一百一十四桶六斗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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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思堂、知本堂和一本堂的创建及其有关产业的设置，分别采用了按“户”、按“位”或按“股”的集资方式，因而其基本成员也分别为“户”“位”或“股”。大致说来，“户”是以户籍为代表的聚居宗族，“位”是以牌位为代表的某些支派，“股”的含义较不确定，既可能代表“户”，也可能代表“位”，甚至可能代表“家”或“人”。考察这些基本成员的构成，有助于分析廖氏散居宗族的组织形式及其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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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年间创建永思堂时，据说有16位“祠首”题捐了“家学牌位”，共集资400两，分属于8“户”。其中计有：福兴户3位，振宗户1位，西杭户1位，家殷户4位，南洋户1位，天佑户3位，士贵户2位，荣期户1位。在这里，基本成员是“位”所代表的支派，而不是“户”所代表的聚居宗族，否则就无法区分各自不同的权益。清乾隆三十五年重建永思堂时，除了保留原来的“家学牌位”，又续捐了68位。其中计有：福兴户10位，振宗户7位，西杭户16位，愈兴户11位，南洋户9位，家殷户6位，士贵户8位，奇谋户1位。由此可见，从明末至清中叶，加入永思堂的聚居宗族由8个增加为10个，其基本成员则由16个支派增加为84个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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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一年创建的知本堂，其基本成员似乎是“户”，即聚居宗族。雍正十三年重修知本堂后，对其附属房产按“户”分配，而各“户”所得份额又不尽相同。据记载：“左边排连十一间，内分西杭户两间，南洋户两间，奇谋户两间，振宗户两间，愈兴户一间，再兴户一间，省牲所一间；右边福德祠一厅一间，厨房一间；又相连十间，内分振宗户一间，奇谋户一间，正湖户一间，祠季户一间，龙田户一间，再兴户一厅两间，福兴户一间，福兴户月山回堂一厅。”以上所列清单，除“省牲所”“福德祠”“祠季户”等特殊单位外，共涉及10个聚居宗族。至于各“户”所得间数不一致，我们只能假定其投资份额不一致。换句话说，其股份构成应当以“间”计算，而不是以“户”计算。此外，“福兴户”中已经分化出“月山”支派，单独作为基本成员参与投资及分配。实际上，其他“户”也可能只代表聚居宗族中的某些支派，而不是代表整个聚居宗族。我们很难想象，这些聚居宗族中都已形成了统一的宗族组织，但由于资料不足，只能存疑待考。乾隆年间，知本堂募集“燕及烝”时，其基本成员已经由“户”而转变为族内的不同支派。据记载：“各户结季崇祀，共计三十二股。福兴户，月山十股，文进一股；西杭户，梅山、亭忠、玉斋、尚元、伯伦、毓立共六股；士贵户，念一、天璜、永兴、百一共五股；万全户，云溪、永祥、日旺共三股；奇谋户，宗政、承依、朝寄共三股；振宗户，千二郎三股；智宾户，百四郎二股。”这一记载表明，“燕及烝”的基本成员，包括了7个聚宗族中的20个不同支派。在这些支派中，还有可能由于实际投资者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组织。例如，嘉庆六年的《永定田段奇谋户大宗祠季烝序》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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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武威廖氏于永城建立大宗祠，固已萃众户之宗支，而隆一堂之享祀矣。顾俎豆虽同登，而烝尝仍各立，是各户仍于众烝外另自置烝，以尽追报之诚。乾隆间，吾奇谋户族祖灿岩公曾倡首相邀一季，计十八股，各出股金以生以息，置有烝田九十六箩三，分为六阄，名曰“大宗祠季”。递年的于二、八月初五日收季烝出息，除完粮外，悉照祭牌备办牲仪，各肃衣冠，到祠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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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示，田段“奇谋户”每年参加永定大宗祠祭祖活动的族人，实际上只包括曾经参加“大宗祠祭”的成员。而他们集股结季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祖先牌位已被送入永定大宗祠。至于其他未曾投资或祖先牌位未曾送入大宗祠的族人，自然也就不可能参加此类宗族组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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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一本堂于明末创建时的组织形式不明。乾隆二年重修一本堂时，采取按祖先牌位集资的方式，“其牌位自三至八世，每座银三钱”。据说，此次集资共得银82两，其所收牌位应有270位左右，但详细情况未见记载。嘉庆二十五年募集“亲亲烝”时，共题捐牌位“三百三十四座”，其基本成员比原来扩大了一倍以上。更为重要的是，有些原来未曾开“户”的聚居宗族，也开始把祖先牌位送进了一本堂。据记载：“福兴户十四座，外有庆房二十座，定华户四座，奇谋户二十四座，西杭户三十座，南洋户十七座，智宾户十七座，家殷户六座，盛吉一座，毓林一座，士贵一座，清溪三十七座，云忠十座，外鄢伯房四座，振宗户未开，共二百零四座。”在这份清单中，新增加的聚居宗族共有7个，其所捐牌位共86“座”。此外，这份清单中的“福兴户”“奇谋户”“西杭户”“家殷户”“南洋户”“智宾户”“振宗户”等，同时也是永思堂和知本堂的成员。这表明，清中叶以后的上杭、永定二县的廖氏总祠，已经成为跨越县界的散居宗族组织。为了综合反映明清时期上杭、永定二县廖氏散居宗族的基本构成及其演变趋势，试将有关资料列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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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以后，闽西各地的武威廖氏族人先后在汀州府城、龙岩州城及福州省城建立了总祠堂，从而形成了跨越县界、州界、府界的散居宗族组织。这些设在州城、府城和省城的总祠堂，除了奉祀祖先牌位之外，其主要作用在于充当本族士人的临时寓所，为族人参加科举考试提供方便。道光年间，廖氏族人在汀州府城建成“祖祠绍缲堂”后，其族人赞曰：“余先后至郡，见友人之赴试者，甫下车即须赁屋，否则借住他所，暂为托足，往返奔驰，劳苦万状。独余廖氏子孙宾至如归，未尝不叹祖泽留贻之远也！”光绪年间，汀州府廖氏的《八邑廖家祠修整劝捐引》宣称：“兹酌一邑之中，立捐簿一本，各择族中公正以襄盛举。……若题捐有余，可将神座后余坪并行架造。非但足妥先灵，亦可多容试士。”这些总祠堂的修建经费，一般都是采取题捐牌位的集资方式，但由于规模太大，其日常管理及权益分配只能以下属的各级总祠堂为基本单位。道光九年的《闽省玉森堂合同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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