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58650 从南宋至明初，建祠活动尚未普及，祠堂的规制也不统一。明代前期的士绅阶层，对建祠活动还颇有疑虑，长期为祠堂是否合于“礼”而争论不休。弘治二年，莆田缙绅彭韶在《白塘李氏重修先祠碑》[47]中记云：“昔者，程子尝祀始、先祖矣，紫阳夫子本之，著于《家礼》，后疑其不安而止。我太祖洪武初，许士庶祭曾、祖、考。 永乐年修《性理大全》，又颁《家礼》于天下，则远祖之祀亦通制也，然设位无专祠。今莆诸名族多有之，而世次、龛位家自为度。或分五室，左右祀高、曾以下；或虽分五室，子孙左右序房，各祀其高、曾以下；而皆以中室祀先祖。或按礼分四亲各室，以西为上，而先祖止祭于墓所，人反疑之。议礼老儒，迄无定论。诚以人之至情，有不能已，不能一焉。”由此看来，当时有关争论的焦点，在于可否设立奉祀五代以上远祖的“专祠”。如果依据宋儒设计的祭礼及明王朝的有关礼制，其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然而，当时莆田民间的建祠祭祖活动，已经完全突破了宋儒和官方的有关规定，不仅“诸名族”多有“专祠”，而且“祀远祖”也习以为常。其原因，自然是为了适应宗族发展的需要，扩大“敬宗收族”的范围。彭韶在上引碑文中指出：“今白水塘之祠，上祀十有余世，揆诸礼意似非所宜。然族属之众且疏，舍是不举则人心涣散，无所维系，欲保宗祀于不坠，绵世泽于无穷，岂不难哉！”因此，民间无视宋儒和官方的有关规定，不断对祠堂之制进行改革，而士大夫则试图作出理论总结，并加以推广，从而也就促成了这种以奉祀远祖为特征的“专祠”的日益规范化。明成化年间，莆田缙绅翁世资在《清江周氏宗祧碑铭》[48]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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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52 周为我清江著姓……宋南渡前家乘已毁，蔑所考矣。居于清江，盖土著也，故周家巷之名已久。……岁时禴祀，恒于正寝，或有祠堂，只及四代。至是，其正宗子孙欲因祀事以敦睦宗党，率所亲以崇其祖而及于无穷，爰作是祧。虽于礼有所未合，崇本亲亲之意不无有可书者。余周甥也，用佥以碑铭请。按，周所知之祖十七朝奉，再传为宜教府君，遗像尚存，皆宋衣冠。宜教生三三、三四府君，三三居正宅，三四居后堂。正宅之厅事有廉廊，别尊卑，序长幼，而他宅所未有，故有“上廊”之号。……据世次云，孟仁府君乃周之正宗也。孟仁资产颇厚，有遗下祭田几三百亩，其孙曾衰其祭扫门户之余，作是祧。肇工于成化丁亥，讫事于成化辛丑。中构堂，堂北列五龛，中龛立一神牌，祀十七府君以下，以底孟仁君而止，祔之以族人之无后而又无私房可归者；岁正旦，则为一祭而合族焉。其四龛各立一牌，祀孟仁府君派下四房之祖，暨其房之物故者皆登焉；俗节献时，始得及之。盖是祧乃孟仁府君孙曾所出，上迨其宗之所始，崇本也；下详其宗之所分，亲亲也。崇其本则视一族无所不当爱，仁之合也；亲所亲则又不至于泛爱，义之分也。迪仁秉义，今之号世族者亦有之乎？……堂之中为陈设位，南为两阶，阶上树门，无事则以时启闭，有事则以严开关。阶下复之屋，为子孙行礼之位。又以子孙繁伙，等第不可紊也，故屋外为露台以足之。堂东西为两夹室，匾其东曰“思成”，以为致斋之所；西曰“绥禄”，以为燕私之室。燕私之时，男归“思成”，女归“绥禄”焉。二室之外，翼以两厦，而庖厨蠲涤皆在焉。厦南缭以两长廊，东曰“东跻跄”，西曰“西跻跄”。外则迁主事□之绰楔以为中大门，以其为是祧之门，匾曰“桂苑”。……不佞嘉之，且欲告余之若子若孙也。（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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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54 如上所述，清江周氏原来是在“正宅之厅事”中奉祀共同祖先的，而有的支派则“或有祠堂，只及四代”，这说明族人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因此，代表周氏“正宗”的孟仁派下子孙，用祭田收入创建了“敦睦宗党”的“宗祧”，即独立于居室之外的祠堂。这一祠堂既奉祀孟仁以上的历代共同祖先，也奉祀孟仁以下的“四房之祖”，因而可以用于各种不同层次的祭祖活动。此外，祠堂中还有礼堂、厨房、宴会厅等附属设施，可以说是综合性的宗族活动场所。翁世资虽然认为此祠“于礼有所未合”，但又对其“崇本亲亲之意”深以为然。他详细记述周氏祠堂的规制，据说是为了传之“若子若孙”，还质问“今之号世族者亦有之乎？”可见，在礼制与现实的冲突之中，士大夫阶层终究还是屈从于后者。有的士绅为了论证建“专祠”的合理性，甚至不惜曲解朝廷礼制，把此类祠堂附会为“家庙”。如云：“我国家稽古定制，仿仪礼而准程、朱，易庙以祠，世品官四、士二。制中为堂，堂之外为门，夹以两阶，缭以周垣，遗书、祭器有库，丽牲有所，别为外门，加扃闭焉。其严其慎如此，而犹有若诸侯无国、大夫无邑之论者，是又未可以言礼矣！”[49]其实，如果依据明代“庙制”，品官祭祖最多不得超过四代，这固然与朱熹设计的“祠堂”之制相符，但却根本不同于民间祭及远祖的“专祠”。明嘉靖年间，同安缙绅林希元在其《家训》中，详细规定了奉祀始祖的祠堂之制，但又反复指出，“虽非文公之旧，亦以义起之也”[50]。这说明，明代的士大夫在其“敬宗收族”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不同于宋儒的宗法理论（详见第五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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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56 明代前期，由于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福建沿海地区的聚居宗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随着族人的日益增加，祭祖的规模不断扩大，建祠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例如，莆田白塘李氏的西墩支派，从正统至成化年间曾三次修建祠堂，平均每次只间隔十年。据记载：“永乐间，佥判故第厅事罹于郁攸，子孙各随小宗世数，祀私亲于室，而统祀制干诸先祖，岁时权寓他所而已。正统丁巳，西塘四世孙德文为族长，乃即厅事故址构祠堂，广三丈六尺，深四丈有奇，中设大龛合祀上世神主，其于仪制草制未备。至天顺甲申，嗣族长德怀又构前厅，为祭毕燕饮之所，中为大门，外缭以廊，石砌甬道，拾级而上，其合祀仍旧。成化二年，岁在丙戌，故族长孟殷，贤而好礼，始以义起，撤中龛，梵石为台，广丈有二尺，深三之一，厘为五龛。中祀制干、佥判诸祖；中左祀割田有功颐斋父子，以其年邈不嗣，故专祀之；中右并左右三龛，则祀文森三昆仲以下神主，人自为龛，盖出四亲以上，于家有再兴之劳，故世祀之。若四亲之祀，则各仍私室，兹堂不以入也。又缘故规定祭物，俾三房子孙岁一收烝尝年租以供具。若上墓，若讳日，若冬、年、俗节，皆有祭田以燕享，朔望则多谒惟勤。”[51]李氏的以上三次建祠活动，不仅使祠堂的规模不断扩大，其有关制度也日趋严密。这一祠堂的奉祀对象，据说多达“十有余世”，显然是用于依附式宗族的祭祖活动。至于在“私室”中举行的“四亲之祭”，则属于继承式宗族的祭祖活动。此后不久，西墩李氏又与东墩李氏合建了“东墩祠”，从而形成了白塘李氏统一的宗族组织。据嘉靖年间的李氏族人记载：“东墩祠者，吾祖寓轩公故居也。……寓轩公四传为制干公，以是居为长子都监府君之遗，虚其前厅为祠堂。若次子佥判封君，则别建第于西墩。都监九世孙孟贤，鬻其居于何氏，祠堂因为秽亵。主祠者闻于官，而徙其门，是堂始得专祀。弘治乙丑，屋圮而倾，时则严州贰守古愚、永安刺史乐园、广东佥事中州，暨家君武博省庵先生，倡族人重建。……堂之神版，中绘江王及萧妃，寓轩公而下至制干公三子，左男右女，以次而列。神座前五木牌，漆书世系名讳，随房分供。木牌虽多，虫蚀不可尽识，亦祖宗世次耳。”[52]这一祠堂所奉祀的“江王”，据说原是唐朝宗室，因避武氏之乱而入闽[53]；而“寓轩公”则为白塘李氏的始迁祖，“当宋真宗时自泉南安之游洋，寻又定居于此”[54]。因此，这一祠堂建成之后，也就成为全体白塘李氏族人的共同祭祖场所。如云：“子孙岁祭，以东墩为大宗，以西墩为小宗，自余则各祀于其寝。”[55]此外，李氏族内还有某些族人创建的“私祠”。嘉靖五年，莆田缙绅林俊记云：“宪伯李君廷安……别治居室，先祠堂以祀曾祖祁阳令龙、祖处士阳堂、父赠承德郎户部主事悌，别为四室，以次而实，虚其左为己袝位。……祠成，君二子材、植请记，曾孙九峰婿吾子，申之，乃记。”[56]这种从一开始就是为祭祖而建的祠堂，在明中叶以前较为少见，可能只是少数士大夫偶尔为之。因此，林俊比之为“家庙”，还特为解释云：“宪伯君再命为大夫，礼得立三庙，而同堂异室，又不越居今之制，所谓顺也。”[57]实际上，祠堂与“家庙”是不同的，因为“家庙”的兴废取决于入仕与否，而祠堂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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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58 明前期福建沿海的祠堂，大多是由士绅阶层倡建的，这可能与士绅享有的立庙特权有关。在建祠活动中，强化了士绅对聚居族人的控制，从而也就促成了依附式宗族的发展。明嘉靖初年，莆田桂林坊林氏建成“开先祠”后，族绅林俊随即为之制定了“林氏族范”，并书于祠中，“岁时祭祀，俾读之以嘉惠族人”。其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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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60 凡林子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礼义廉耻，兼修四维；士农工商，各守一业。气必正，心必厚，事必公，用必俭，学必勤，行必端，言必谨。事君必忠敬，居官必廉慎，处乡里必和平。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毋富而骄，毋贫而滥。毋信妇言伤骨肉，毋言人过长薄风。毋忌嫉贤能、伤人害物；毋出入官府、营私召怨；毋奸盗诘诈、赌博斗讼；毋满盈不戒、细微不谨；毋坏名丧节，残己辱先。善者嘉之，贫难、死丧、疾病周恤之；不善者劝诲之，不改与众剿之，不许入祠，以共绵诗礼仁厚之泽。敬之、戒之，毋忽！[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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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62 林俊为林氏族内的显宦，嘉靖初以刑部尚书致仕。他所制定的这一“族范”，不仅具有教化的功能，而且具有强制性的效力。在他死后，其子林达又刻之于石碑，意在“垂久远云”。在福建沿海地区，士绅阶层历来特别发达，此类依附式宗族也是广泛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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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64 明中叶前后，由于建祠之风的盛行，福建沿海各地的依附式宗族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在规模较大的聚居宗族中，祠堂已被视为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嘉靖年间，莆田碧溪黄氏的《族议重建祠堂书》宣称：“祠堂不建，于祖何所亏损？而生者之伯叔兄弟无以为岁时伏腊衣冠赘聚之所，卒然相值于街市里巷，袒裼裸裎而过，与路人无异。不才子弟习见其如此也，一旦毫毛利害，怨怒恣睢，遂至丑不可言者，其故皆由于祠堂之废。即祠堂尚在，宗家支属时为衣冠之会，得闻察父悊兄胥相训诲，苟未至于傥荡其心者，将毋畏其面斥目数而谯让之？庶几其有瘳乎！此祠堂兴废之明效也。”[59]在这里，建祠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奉祀祖先，不如说是为了控制族众。当然，有些祠堂创建之初，可能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例如，南安县英山洪氏于永乐年间建成祠堂后，“拨出下尾洋田一段，年收租粟二百三十栳，八房子孙轮收以为烝尝”[60]；龙溪县太江苏氏于宣德年间建成祠堂后，“祭田备器，子孙更掌之以奉祭”[61]；这些祠堂无疑都是用于继承式宗族中的祭祖活动，很难说具有统治族众的作用。然而，随着族人之间两极分化的日益加深，祠堂的政治作用也会不断加强，从而逐渐演变为依附式宗族的统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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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66 明嘉靖后期，福建沿海地区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倭寇之乱，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宗族组织的发展开始出现某些变异形态。嘉靖四十二年，海澄县缙绅李英在《请设县治疏》中，对嘉靖年间的倭寇之乱有如下概述：“张琏、洪迪珍拥众百万，直捣浙直，江南财赋之区骚动六年，国课为之亏折。近年，以二十四将之徒、二十八宿之党，蔓延接踵，充斥于闽广之交，而福建罹毒最甚。十年之内，破卫者一，破所者二，破府者一，破县者六，破城堡者不下二十余处。屠城则百里无烟，焚舍而穷年烟火。人号鬼哭，星月无光，草野呻吟。”[62]朱维幹先生在《福建史稿》中，详细记述了倭寇对福 建各地的侵扰。[63]兹据该书汇集的有关事例，依次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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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68 明嘉靖三十四年，攻陷镇东卫城，围攻福清县海口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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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70 嘉靖三十五年，围攻福宁州城、秦屿堡、闾峡堡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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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72 嘉靖三十六年，围攻福州省会、连江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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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74 嘉靖三十七年，攻陷福清县城、南安县城、诏安县城，围攻福州省会、泉州府城、罗源县城、长乐县城、惠安县城、同安县城（两次）、铜山水寨、安平城、秦屿堡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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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76 嘉靖三十八年，攻陷福安县城、永春县城、永福县城，围攻福州省会、福宁州城、泉州府城、古田县城、长乐县城、同安县城、漳浦县城、柘洋堡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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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78 嘉靖三十九年，攻陷安溪县城、南靖县城、崇武所城、官沃所城，围攻福州省会、泉州府城、连江县城、平和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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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80 嘉靖四十年，攻陷宁德县城（二次）、镇海卫城，围攻闽清县城、同安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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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82 嘉靖四十一年，攻陷兴化府城、宁德县城、政和县城、寿宁县城、永宁卫城（二次）、悬钟所城、福全所城，围攻漳浦县城、松溪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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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84 嘉靖四十二年，攻陷宁德县城、平海卫城，围攻仙游县城、德化县下涌寨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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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86 如上所示，从嘉靖三十四年至四十二年，福建沿海共有1座府城、11座县城、4座卫城、4座所城先后被倭寇攻陷，另有22座省、府、州、县城及其他城堡先后被围攻。其中有不少城堡曾多次被围或沦陷，如福州省城、同安县城各被围4次，泉州府城被围3次，福宁州城、长乐县城、漳浦县城、秦屿堡各被围2次，宁德县城于三年之内4次沦陷，永宁卫城于一年之内2次沦陷。这些事例表明，在嘉靖年间的倭寇之乱中，福建沿海地区遭受了全面的、反复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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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88 由于倭寇是一伙经济强盗，其攻城略地的目的在于抢劫财物、掠夺人口，因而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也是特别严重的。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在《请恤三府疏》中说：“今遭寇乱之际，历八年于兹矣。死于锋镝者十之二三，被虏掠者十之四五，流离转徙他乡者又不计其数。近又各府疫疠大作，城中尤甚。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死者十七八，甚至有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野。孤城之外，千里为墟。田野长草莱，市镇生荆棘。昔之一里十图者，今存者一二图耳；昔之一图十甲者，今存者一二甲耳。”[64]林润在此所述为兴化、泉州、漳州三府的受害情景，实际上福州府和福宁州的受害程度也不亚于此。在这场浩劫中，沿海各地的聚居宗族受到了剧烈的冲击，有不少宗族组织一度趋于解体，长期未能恢复正常活动。万历十三年，晋江县施黎受在《修谱遭寇志》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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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90 嘉靖庚戌，予主祀事，宗戚来与祭者蕃衍难稽，子孙老幼计有八百余人。不意嘉靖戊午倭寇入闽，初犯蚶江，人不安生，瞭望烟火警惧。己未、庚申岁，则屡侵吾地，然犹逃遁边城，性命多获保全。至辛酉岁，倭寇住寨海滨，蟠结不散，九月念九破深沪司，而掳杀过半。壬戌二月初八日，攻陷永宁卫，而举族少遗。呼号挺刃之下，宛转刀剑之间。生者赎命，死者赎尸。尸骸遍野，房屋煨烬。惟祠堂幸留遗址，先世四像俱被毁碎。加以瘟疫饼作，苟能幸脱于剧贼之手者，朝夕相继沦没。……予陷在鳌城，家属十人仅遗其二，亲弟四人仅遗其一，童仆数十曾无遗类。长房只有六十余人，二房只有五十余人。……今岁乙酉，年已六十二矣，窃见宗族生齿日繁，欲修谱牒而难稽，幸二房曾祖叔时雨、光表者有谱移在泉城，寻归示予，此亦天道不泯我祖宗相传之意也。故题此以示后世，使知我宗族一时沦没之由，亦示后世子孙知宗族一时艰苦之状云。[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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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92 施氏此次修谱之举，距倭寇之乱已有二十余年，而该族重修祠堂及恢复合族祭祖活动，却又迟至明末崇祯年间。[66]在沿海各地的族谱中，还有不少类似的记载。例如，泉州《荀溪黄氏族谱》记载：“倭寇之寇泉城也，荀江尤甚。攻围数次，焚毁再三。巨室雕零，委诸荒烟蔓草间，所在皆是。”[67]永春县《清源留刘氏族谱》记载：“当明嘉靖年间，倭贼内侵，我族并力死守鱼山寨，与贼拒战数昼夜，因水道被绝，外无救援，乃被攻陷。合村屋宇惨遭焚毁，只存三家男女老幼，受祸最惨。”[68]有些宗族因族人大量外逃，导致了宗族组织的完全解体。《福州郭氏支谱》记载：“嘉靖戊午，倭酋内攻，伯叔兄弟先后俱迁省会，守故土者独大有公、鲁公、乾公矣。三公既殁，室庐荒废，僦人以居，板障、门窗毁拆殆尽。……因叹曰：‘事不大革，则不大兴。兄弟业迁省会，祖屋木植徒为寇资，屡生衅端，往返空费，不如革故以鼎新乎！’遂与瑞吾弟谋拆以卖木植砖瓦，共卖得银不及六两。”[69]郭氏原籍福清泽朗，族人为避难而陆续迁居福州城内，原来的聚居宗族已经不复存在，因而连原籍的祖居都拆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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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94 由于倭寇之乱的冲击，沿海地区的依附式宗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而合同式宗族则相应有所发展。万历元年，仙游县钱江朱氏的《重兴家庙序》中记云：“（元）至治二年，文一公起盖祠宇三座，以为后人崇报之所，又虑享祀之无资，后人或衰于爱敬也，而有田、园、山、海之遗。……至本朝嘉靖末，倭夷蠢起，闽粤鼎沸，肆行州里，草菅人命，积尸流血，宗社为墟，斯民曾不得聚庐而治处。迨万历元年癸酉升平，昔之父子流离者，今且生养蕃息，颇知生民之乐。矧乱离之后，居安思危，见利淡而慕义若渴。惟不有以倡之，则无从而起之也。……于是乎，议建功之费，先以二十金为率。二十以内，不敢少也，少则不足以举事；二十以外，不敢多也，多则人心骇愕，反因以废事。如是，而众谋佥同，维时盖正月十有九日也。乃议立文簿，令四房子侄兄弟凡与在出银之列者，各书名、书号，亦假此以约束人心，亦歃血定盟意也。次之以携字为准，次之以备银取字。……于是协力齐心，次第成功。”[70]很明显，朱氏在重建祠堂的过程中，采取了按股集资的做法，从而也就导致了合同式宗族的形成。在士绅阶层较为发达的聚居宗族中，一般仍可继续维持原有的依附式宗族，但由于人口和财物的大量损失，其社会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嘉靖四十四年，莆田县生员蔡伯寿在《追补东沙南蔡家乘后集序》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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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96 自入东沙以来，至寿十有四世矣。岁时祭享，缀之以食，派别支分，无虑三百余人。亦尝累修家乘，子姓宝藏矣。七八年间，倭夷煽乱，闽之患独莆为甚，莆之患独我东沙为甚。非惟老稚不休，丁壮且去过半，居房尽毁，又何有于家乘？间有携挟入莆城者，壬戌陷城，尽付劫火。……癸亥冬，逋播入仙，仙城又被倭围，除夕方解。甲子春王正月几望，寿方出城，是年岁事该寿支荷，竟以废祭。春夏，倭乱稍歇，秋冬之交始为归计。禀请族长，修葺祠宇前堂，安置我祖。次年补办岁事，聚会童冠仅百余人，离合悲欢之情殆且数倍。遍询家乘，通无一存。……又遍求房族之弟，于灭裂故纸中得一行次图。因细询老成家长，为之逐一分析，溯流而源，寻叶而根，追补一乘，以联属家众于四三年焉耳。[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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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8698 东沙蔡氏据说为北宋名臣蔡襄的后裔，历代都有不少名儒显宦，宗族组织历来较为严密。明前期，蔡氏曾二修祠堂，四修族谱，并多次重修历代祖墓[72]，可以说是典型的依附式宗族。蔡伯寿急于重修祠堂及族谱，自然是为了维护固有的伦常秩序。然而，这一时期的蔡氏族人，对伯寿所为却颇不以为然。万历三年，伯寿乃兄公怿以学政致仕归来，在谱序中记云：“抑弟留心祖宗，不止修乘已也。祠宇倾圮，神灵无托，弟倡议重建。先以积租，继以营运。十几年来，屡蒙诎笑，不馁不阻。……今日庙貌改观，虽家长主之，其绸缪经理，皆弟之力也。”[73]这一依附式宗族的恢复和重建，不仅得力于蔡伯寿的惨淡经营，实际上也依赖于公共族产的支持。朱维幹先生曾经指出，在嘉靖倭寇之乱中，士绅阶层懦弱无用，闻警辄逃，弃桑梓于不顾，结果反而罹祸最惨。兴化府城沦陷后，遇害的士绅多达400余人，其中共有进士19人，举人53人，庠士356人。[74]因此，在倭寇之乱后，以士绅为首的依附式宗族势必大为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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