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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倭寇之乱的另一社会后果，是促使族人筑堡自卫，从而强化了聚居宗族的军事防卫功能。明万历年间，漳浦县缙绅林偕春在《兵防总论》中记云：“方倭奴至时，挟浙直之余威，恣焚戮之荼毒。于时村落楼寨望风委弃，而埔尾独以蕞尔之土堡，抗方张之丑虏。贼虽屯聚近郊，迭攻累日，竟不能下而去。……自是而后，民乃知城堡之足恃，凡数十家聚为一堡，砦垒相望，雉堞相连。每一警报，辄鼓铎喧闻，刁斗不绝。贼虽拥数万众，屡过其地，竟不敢仰一堡而攻，则土堡足恃之明效也。”[75]这种用于军事防卫的城堡，明中叶以前已经出现，但大多设于偏远地区，其主要功能是防御土匪。正德十二年，漳州知府吴仕典《新建云霄土城碑记》中说：“近数十年来，无赖负幽，啸聚村落，荒草断烟，天阴鬼啾，为政者患之。故民居鳞集之去郡邑远者，辄名状闻于官，自设城堑为捍御。”[76]可见，当时设城堡要经过官府批准，为数不可能很多。嘉靖后期，由于倭患日益严重，城堡之设遍及于沿海各地。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云：“漳属土堡，旧时尚少。嘉靖辛酉以来，民间围筑土城、土楼日众，沿海地方尤多。”[77]在泉州府属地区，民间私设的城堡大多称“寨”。如云：“泉郡东南濒海，接迹岛夷，晋、南、同、惠诸邑筑寨，皆为备倭。……嘉靖季年，倭寇充斥，村落之民多以寨坚人强得免。”[78]在闽东地区，筑堡之风也颇为盛行。清乾隆《福宁府志》记云：“嘉靖乙卯，倭自浙入闽，蹂躏遍州境。……于是南若沙蛤、竹屿、南屏，西若厚首、清皓，东若七都、三沙，北若柘洋之西林，凡沿海奥区，竞起而兴城堡者，无虑二十处。”[79]至明嘉靖三十八年，倭寇围攻柘洋堡不下，拔寨远遁，“而沿海五十七堡亦次第创筑”[80]。值得注意的是，在筑堡抗倭的同时，逐渐形成了民间自卫武装。林偕春在《兵防总论》中说，“坚持不拔之计，在筑土堡，在练乡兵”，可见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乡兵以土堡为依托，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乡族武装。漳浦县埔尾、洋下等地筑堡之后，“遂鸠族人习学技击，教一为十，教十为百。……每遇贼至，提兵一呼，援旗授甲，云合响应”[81]。同安县后埔等地，在筑堡之前即已练兵自卫，嘉靖三十九年有倭寇之警，“旬月之间，筑寨百三座，结社百六十，守望相助”[82]。在有些地区，乡兵成为官府倚赖的主要防卫力量。同安知县谭维鼎曾亲率乡兵迎战攻城的倭寇，擒获倭酋阿士机等，迫使倭众撤围而去。[83]长泰县高安堡有乡兵千余人，不仅用于本地自卫，还多次驰援安溪、龙溪等县，所战皆捷。[84]乾隆《长泰县志》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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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倭奴得志于内地也，当事者召集客兵，蚁聚蚕食，见贼奔溃，且剽掠为患。独高安乡兵，团结自守，不烦馈饷，所至 辄破敌，屹然为全漳保障。……故特表之，以见召募官健之不如土著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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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兵在抗倭中的作用，无疑是不可低估的。但应当指出，这种乡族武装的发展，往往引起乡族械斗，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海澄县《苏氏族谱》记载：“嘉靖辛酉，乡不轨之徒乘夷乱聚党，以攻苏氏之堡，杀岳伦、岳镇等九十余命，遂火其居而剽其资，毁其宗庙而耕种其田亩，五百年（族居）一旦变为丘墟。时贼方獗，士奋诉父仇，竟以激乱屈死于械。自是冒死复仇，自相接踵，而卒莫能白也。”[86]这里的所谓“乡不轨之徒”，显然是当地的乡族武装，而官府以“激乱”治苏氏之罪，可见这一事件具有械斗的性质。笔者认为，清代盛行于闽南沿海地区的乡族械斗，很可能即滥觞于此。在南安县，乡兵曾被用于镇压当地的农民暴乱，这实际上也是乡族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据《泉南芙蓉李氏族谱》记载：“己未年，（倭）入吾泉境，延蔓庚申、辛酉、壬戌，城外人家丘墟，瘟疫继作，十家九绝，南安、永春、安溪始筑城。……先庚申年，永春吕庠四、本县人褚铎、林耿亦作乱，挟耰棘矜以干城。时守巡闻锡名实而赐以红旗，督乡兵八百余人，独当一阵助战，获褚铎弟党十余人，旋而巨魁亦歼灭。”[87]所谓吕庠四（或称尚四）等“作乱”，实际上只是一次乡村饥民的骚乱事件，其骨干分子中据说也有“诸里正”[88]。因此，李氏率乡兵镇压此次骚乱，可以视为不同乡族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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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倭寇之乱平息以后，福建沿海各地的乡族武装仍继续存在，有些地区甚至有所发展。诏安县梅岭一带，据说原来是海盗的老巢，嘉靖末年接受招抚，其余党遂演变为乡族武装，而长期与云霄一带的乡兵对峙。林偕春在《兵防总论》中记云：“剧贼屯梅岭，藉招抚之名，邀冠带之宠。上愚官府，下聚徒党，迫胁居民，目无南诏，至猖獗矣。然每虑云霄乡兵之袭其后，累下战书，佯求一斗。我不为动，而彼亦不敢逾径心而窥。虽数驰渠帅于道路，攘人黍肉，系人鞍镫，一望云霄，辄垂首屏迹而过，不敢少恣。……则乡兵足恃之明验也。”[89]这种长期的军事对峙局面，强化了乡族组织的内聚力，助长了好勇斗狠的社会习气。因此，明末以降，这一地区的械斗之风特别盛行，大族欺凌小族的现象也特别严重。[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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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以后的近百年中，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宗族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然而，清初的战乱及迁界之变，又使沿海地区的聚居宗族再次受到了全面的冲击。清人余飏在《莆变纪事》中，对明清之际当地的宗族兴衰有如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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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邑束于山、旷于洋而纵于海。山或数里一村，村不过数家而已也；洋则连聚环落，星罗棋布，大或数百家，小亦数百人；其滨澥者称是。……一姓或二三千丁，一村或一二千人。自倭寇扰乱十年，生齿损耗。嘉靖壬戌至崇祯甲申一百余年（实为82年），休养生息。他不可知，即如霞林是吾母外家，吾常游其处，一年报新生子多至数十人。一姓如是，他姓可知；一乡如是，他乡可知。故吾乡生聚之盛，未有过于崇祯时也。国变以后……官兵一出，或对阵，或洗寨，乡村鸡犬为之一空。计此时人民之死者已一半矣。壬寅之秋，截界令下，沿海孑遗，逃亡流窜，遍野哀鸿，不可收拾。加之甲辰、乙巳水旱为灾，百役并至，界内之民死于力役，死于饥饿，死于征输，至有巷无居人、路无行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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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虽然只是就莆田平原而言，实际上也适用于福建沿海其他地区。尤其是康熙初期实行的迁界政策，更是导致了沿海聚居宗族的全面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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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实行迁界的目的，是为了对郑成功的抗清据点实行经济封锁，企图切断郑氏集团与内地的联系。早在顺治十七年间，已在靠近厦门的同安县和海澄县实行小规模的迁界，沿海八十八堡居民被迫迁往内地。[91]顺治十八年，又以江、浙、闽、粤沿海“逼近贼巢”为由，尽令迁移内地。[92]福建沿海于康熙元年全面实施迁界，至康熙八年实行局部展界，康熙十九年后全面复界。[93]康熙二十二年的复界特使杜臻，详细记述了福建沿海的迁界范围及迁荒顷数[94]，兹将有关资料列为下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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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列举的界外村镇，凡加“*”者为“入海”，即地处半岛，其余为“附海”，即地处内陆。由于福建沿海地形复杂，半岛甚多，因而实施迁界的范围也较大。根据清人有关记述，实施迁界的地区一般只限于沿海30里以内[95]，而福建各地划定的“边界”，离界外村镇大多超过了30里，最远者竟有90里之遥。应当指出，上表列举的界外村镇，只是界外地区的少数最主要聚落，而不包括所有的界外村镇。例如，莆田县被划为界外的共有700余村[96]，而上表中仅列举6处。此外，根据朱维幹先生的考证，杜臻所记录的迁荒顷数，实为康熙八年实施局部展界后的迁荒数，若据福建地方志中的有关记载，最初的迁荒数应为3万余顷，而非杜臻所记录的2万余顷。[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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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强迫沿海居民迁往内地的做法，是极为残酷的。《榕城纪闻》记云：“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露处，放火烧屋。……部院派往海边烧屋，计用长夫一千三百名。”《莆变纪事》记云：“刻其十日内不迁，差兵荡剿。……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境。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清廷在下令迁界之后，曾谕告各省督抚“迅速安插迁民，酌给田园房屋”[98]，而实际上并未付诸实行。福清人薛熔在《桐林族谱序》中记云：“壬寅奉令内徙，火海滨庐墟之，听民自裹粮，挈男女老羸，惟所之而止。既不若贾让所言，出数千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又不若元封时徙东瓯闽越处以江淮之地，业与地两无所资。蹩蹙死亡之余，散依远近各乡，若外都邑及楚豫吴越，有相去千里而遥者。”[99]在此情况下，被划为界外的聚居宗族无不土崩瓦解，流离失所。例如，《诏安蒲氏家谱》记载：“清初郑国姓凭海为巢穴，本朝以迁界绝其交接。宗族居址皆属海滨地方，是以流离逃散，所有坟墓、木主尽失落焉。”[100]《铜山南屿陈氏族谱》记云：“国朝康熙三年甲辰，铜被迁移，西平藩统大兵至铜山勒迁，推城焚屋，居民逃窜，惨甚不堪。祖祠焚毁，屋舍丘墟，而坟墓亦复凄然。族人分散各处，不可胜纪。”[101]海澄县《圭海许氏世谱》记云：“康熙元年壬寅，禁严接济，朝议移界以绝交通，弃政桥以东为界外，遂使田里就芜，族姓鸿嗷中泽，而栖神祠宇竟销毁于金戈铁马之健儿矣。”[102]同安县《集美陈氏族谱》记云：“清朝康熙二年，被大兵进剿，阖族裔孙数千口，失散越国者，不知去向。”[103]晋江县《东石汾阳郭氏族谱》记云：“顺治庚子十七年，兵燹、迁都，门庭鞠为茂草，堂阶尽属秽芜，父子兄弟流离失所，族谱一尽失落。”[104]莆田县《锦南蔡氏世谱》记云：“丙戌清明鼎革，中间治乱频仍，越辛丑滨海迁移，故园禾黍。既迁而复，复而又迁，将二十余年。子姓流离，不可名状，遑计及家乘乎？”[105]至复界时，各族人口已大为减少，祠堂、祖厝、祖墓、族谱等已丧失殆尽，原来的宗族组织已完全解体，因而必须重新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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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界后沿海聚居宗族的重建，可能经由两种不同途径：一是以少数官僚或豪强之士为核心，重新组成依附式宗族；二是由陆续回归故里的族人自由组合，形成某些合同式宗族。关于前者，以晋江县衙口施氏宗族最为典型。据族谱记载，施氏定居于南宋初年，崛起于明代中叶，嘉靖间始修族谱，崇祯时始建祠堂，至明末已形成颇具规模的聚居宗族。[106]清代初期，其族人施琅因平台之功而显赫一时，其族众却因迁界而流离失所。据说，早在迁界期间，施琅已采取各种措施安抚族人，使之免于失散。如云：“虑子姓之颠连也，则于内地安置田宅，而给以牛种；又虑故庐之丘墟也，则于青阳建立祠宇，以联其族众。”[107]然而，大多数族人并未得到实惠，以致“颠沛流离，虽至亲不能担保”[108]。复界后，施琅又极力招抚流亡者回乡，“族众数百家待以举火”[109]。与此同时，又倡修族谱、重建祠堂、恢复祖墓、广置族产，使原有的依附式宗族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在《重修家谱序》中记云：“自辛丑迁移，诸巨族豪宗，凡销沉于兵燹流离者，指难胜屈。今日者，祖里栋椽虽烬，庐址依然，子姓之伦散而复聚，簪绂之旧替而复兴。……爰于公余，载集诸宗老拓建庙宇，覃及宗谱。”[110]康熙二十八年，施氏宗祠建成晋主，施琅又亲自撰文记云：“崇祯庚辰建大宗祠，甫二十余载值海寇为乱，顺治辛丑沿海村民尽移内地，祠因以毁焉。……余惟国事勾当祖灵未定为念。丁卯年冬，复建是祠于祖宇，越戊辰秋告成。今以己巳年季春二十六日奉主入庙，楹几聿新，爰志以垂后人云。”[111]至于由施琅创置的族产，更是名目繁多，难以尽述。在他死后，诸子又先后创设“义学”[112]，增置“义田”[113]，制定族约，重修族谱[114]，使这一依附式宗族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康熙五十四年，施氏族人在《提阃怡园公修族谱序》中记云：“今吾族人丧有助，娶有资，子弟之贫而读者，遇省试各予以资斧。”[115]他们把这些都归功于施琅父子，并专门为施琅举行“诞辰特祭”[116]，以示不没其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施氏聚居宗族的发展，是与政治特权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明显的扩张性，对当地的其他居民构成了很大威胁。早在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即以保护祖墓为由，在“结草山”一带实行封山，不许当地居民“混葬”[117]。在他创置的族产中，也有不少凭借特权占有的“税银”。试见其子施世纶书立的《祀典租额碑记》[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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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先公太傅襄壮公身受祖宗之庇，世膺茅土之封。其于敬修祀典，贻厥孙谋，创有供祭租额，享祀不忒，可谓至矣、尽矣！顾租额虽有簿籍登载，恐岁久或致遗亡，兹将租粟、草税、湖税、海税、店税五项岁所收入额数，详开勒石，置之大宗之庙，昭示来兹，以垂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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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业额数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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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衙口许婆庄等乡园租，每年壹万伍千零伍拾肆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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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周、埔宅等乡，每年草税银壹百肆拾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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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翁厝、龙湖等乡，每年湖税旧额银叁拾叁两捌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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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浔美、鲁东、埔头等处，每年海税银叁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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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衙口店屋，每年税银贰拾肆两零贰分伍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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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八年乙卯仲夏谷旦，十七世孙世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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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碑文中的“草税”“湖税”“海税”等，都是政治特权的产物，实际上是强加于当地居民的法外之征。其中龙湖税银一项，于雍正三年被收归官有，当地居民为此立有《沐恩碑记》[119]。据称：“窃俊等乡附龙湖之滨，所有田地产业赖湖息以资生，或取湖中草蔬为粪水者，或取湖中湿生以资口腹，此湖诚俊等湖滨残黎不可或缺者也。故历宋至今，湖民受纳课米四石二斗六升，载在额征印册。现据施府势炎，强征代纳湖米，横征税银。凡下湖者，通令必先向伊领签，每签例银三钱，方全性命。稍有乡愚无知者，炎丁、炎干如虎如彪？捆缚凶殴，极尽酷刑。所以，乡民不得不俯首而待命。计其签，年不下六七百根；计其赃，年不下二百余两。……俊等孱弱畏威，本不敢诉，只以横征靡极，脂膏已尽，虽生犹死，犹冀死里逃生。爰集众议明，本湖课米准许守分急公，照旧完纳，毋致横征万惨为妥。”为此，县令叶某批云：“嗣后湖内草蔬湿生等物，准尔等照旧急公输课，下湖采取，不许施家仍霸，勒令领签横征。敢有抗违，许公呈人联呈到县禀明，定行严拿究治，断不轻恕。”[120]由此可见，衙口施氏宗族势力的扩张，一度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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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衙口施氏之类的豪门势族，为数不可能很多。不过，在复界后沿海聚居宗族的重建过程中，士绅阶层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根据笔者所见资料，这一时期沿海各族的祠堂、族产等，大多是由士绅阶层发起创置的，或者是由某些士绅独资创置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族组织，一般都是以士绅阶层为首的依附式宗族。例如，晋江县陈江丁氏的《列祖神主入大宗祠合祭祝文》记云：“大宗祠自午亭公重建，康熙乙丑倾损不可复睹，雁水公捐清俸百金，倡族人重新，完其中堂。”[121]所谓“午亭公”者，为明代族绅丁日近，官至户部主事。他于万历二十八年重建了嘉靖年间被倭寇焚毁的祠堂，强化了丁氏宗族组织，其牌位被送入丁氏祠堂供奉，接受全体丁氏族人的祭拜。[122]所谓“雁水公”者，即康熙时的族绅丁炜，官至湖广按察使。他于康熙二十四年倡修祠堂正厅后，又于康熙四十三年募集11名“董事”，各捐“四十金”，对丁氏祠堂进行全面改建。竣工后，族人“请雁水公并十一人董事祖考妣升祔”，并为之“列席合祭焉”[123]。当时的11名“董事”，其身份不明，估计当为丁氏族内的豪强之士或某些较为强盛的支派。据说，丁氏祠堂中的配享者，原来都是“缙绅禄位”，是专门为“激励后人，优待缙绅”而设的。至康熙四十三年，“以就丁鸠银未能成事，阖族公议，有充银肆拾两共成斯举者，许晋祖、考及妣入祠，春秋配享”[124]。这一时期，丁氏缙绅的特权地位已受到冲击，但尚未完全丧失。次年，丁氏各支派即于《晋主合约》中声明：“此系权宜，事竣之日，永不为例。”[125]这表明，捐资晋主之后的丁氏宗族，仍然是以士绅阶层为首的依附式宗族。有些聚居宗族的重建过程，主要依赖于向族人派捐，因而从一开始就是依附式宗族。康熙二十七年，莆田县东沙蔡氏族人记云：“兹荷敕归桑梓，得藉茅栖。凡我子姓，依先人旧址，思先公之凭依无所，而子孙之对越宁无恫然乎？……丙寅春，合议建祠祀忠惠公，以东沙列祖配，苟合苟完。丁卯夏，风雨异常，祠又就圮。秋，更照丁鸠金重建。董其事者，叔祖当寅、叔树亭、昂叟，兄逸泉、弟辉山五人。”[126]在这里，蔡氏宗族得以实行“照丁鸠金”，无疑是以对族人的某种支配权为前提的。由于蔡氏自宋明以来簪缨不绝，士大夫在族内的统治地位较为稳定，因而依附式宗族的恢复和重建也是较为顺利的。实际上，上文列举的“董其事者”，也都是早在明末已获得科举功名的“先朝遗老”[127]。至于完全由少数士绅捐资重建的宗族，自然更是典型的依附式宗族。康熙二十五年，漳浦县缙绅黄性震独资创建了“诒安堡、家庙、义学、祭田、学田、义田”等，并全部捐为族产，从而组成了功能完备、设施齐全的依附式宗族。据说，黄氏曾于明嘉靖三十八年“筑梅月堡，保聚族里，以卫祖祀”，至清顺治五年“以邻变被毁，复迁族湖西”。此后，虽有族绅倡修祠堂，皆“倏兴倏毁”，加上族产已荡然无存，“宗族之秀者无以教，贫者无以养，散者无以聚，而居者无以固也”。因此，黄性震此举的目的，在于“妥先灵而资教养”，使族人有安身立命之地。他在有关碑文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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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堡未建时，吾宗家此者仅数十椽，余皆荒烟蔓草。今惟敦睦之义，堡虽吾所独成，地仍不敢独有。凡有地之家，听家督公议地价，与之平买。买得之后，首以鼎建祖庙、义学。虑其上下左右鳝辅，复建小宗祠及房舍、书轩数所以卫之，并建广平王庙，以为闾里祈年建醮祝福。外此，量付本人自盖居室，余与六房阄分，公众盖造，不以尺寸自私，志公怀也。恐子孙数传渐成疏远，或以买地取回，或以卖地取赎为辞，今将所买分与公众盖造之地充为祭地，每年计间出地租银二分，轮房办祭，周而复始，杜争端也。复买祭田载种二十石，以供粢盛；学田载种二十石，以备束膳膏火；义田载种四十石，以备宗族中之孤苦穷独不能婚葬者，酌其果否以助，彼素封者无与焉。公举房长、德望之人，递主其事，而时其出纳，以防侵蚀，为可久也。[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