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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业额数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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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衙口许婆庄等乡园租，每年壹万伍千零伍拾肆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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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周、埔宅等乡，每年草税银壹百肆拾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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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翁厝、龙湖等乡，每年湖税旧额银叁拾叁两捌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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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浔美、鲁东、埔头等处，每年海税银叁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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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衙口店屋，每年税银贰拾肆两零贰分伍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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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八年乙卯仲夏谷旦，十七世孙世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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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碑文中的“草税”“湖税”“海税”等，都是政治特权的产物，实际上是强加于当地居民的法外之征。其中龙湖税银一项，于雍正三年被收归官有，当地居民为此立有《沐恩碑记》[119]。据称：“窃俊等乡附龙湖之滨，所有田地产业赖湖息以资生，或取湖中草蔬为粪水者，或取湖中湿生以资口腹，此湖诚俊等湖滨残黎不可或缺者也。故历宋至今，湖民受纳课米四石二斗六升，载在额征印册。现据施府势炎，强征代纳湖米，横征税银。凡下湖者，通令必先向伊领签，每签例银三钱，方全性命。稍有乡愚无知者，炎丁、炎干如虎如彪？捆缚凶殴，极尽酷刑。所以，乡民不得不俯首而待命。计其签，年不下六七百根；计其赃，年不下二百余两。……俊等孱弱畏威，本不敢诉，只以横征靡极，脂膏已尽，虽生犹死，犹冀死里逃生。爰集众议明，本湖课米准许守分急公，照旧完纳，毋致横征万惨为妥。”为此，县令叶某批云：“嗣后湖内草蔬湿生等物，准尔等照旧急公输课，下湖采取，不许施家仍霸，勒令领签横征。敢有抗违，许公呈人联呈到县禀明，定行严拿究治，断不轻恕。”[120]由此可见，衙口施氏宗族势力的扩张，一度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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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衙口施氏之类的豪门势族，为数不可能很多。不过，在复界后沿海聚居宗族的重建过程中，士绅阶层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根据笔者所见资料，这一时期沿海各族的祠堂、族产等，大多是由士绅阶层发起创置的，或者是由某些士绅独资创置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族组织，一般都是以士绅阶层为首的依附式宗族。例如，晋江县陈江丁氏的《列祖神主入大宗祠合祭祝文》记云：“大宗祠自午亭公重建，康熙乙丑倾损不可复睹，雁水公捐清俸百金，倡族人重新，完其中堂。”[121]所谓“午亭公”者，为明代族绅丁日近，官至户部主事。他于万历二十八年重建了嘉靖年间被倭寇焚毁的祠堂，强化了丁氏宗族组织，其牌位被送入丁氏祠堂供奉，接受全体丁氏族人的祭拜。[122]所谓“雁水公”者，即康熙时的族绅丁炜，官至湖广按察使。他于康熙二十四年倡修祠堂正厅后，又于康熙四十三年募集11名“董事”，各捐“四十金”，对丁氏祠堂进行全面改建。竣工后，族人“请雁水公并十一人董事祖考妣升祔”，并为之“列席合祭焉”[123]。当时的11名“董事”，其身份不明，估计当为丁氏族内的豪强之士或某些较为强盛的支派。据说，丁氏祠堂中的配享者，原来都是“缙绅禄位”，是专门为“激励后人，优待缙绅”而设的。至康熙四十三年，“以就丁鸠银未能成事，阖族公议，有充银肆拾两共成斯举者，许晋祖、考及妣入祠，春秋配享”[124]。这一时期，丁氏缙绅的特权地位已受到冲击，但尚未完全丧失。次年，丁氏各支派即于《晋主合约》中声明：“此系权宜，事竣之日，永不为例。”[125]这表明，捐资晋主之后的丁氏宗族，仍然是以士绅阶层为首的依附式宗族。有些聚居宗族的重建过程，主要依赖于向族人派捐，因而从一开始就是依附式宗族。康熙二十七年，莆田县东沙蔡氏族人记云：“兹荷敕归桑梓，得藉茅栖。凡我子姓，依先人旧址，思先公之凭依无所，而子孙之对越宁无恫然乎？……丙寅春，合议建祠祀忠惠公，以东沙列祖配，苟合苟完。丁卯夏，风雨异常，祠又就圮。秋，更照丁鸠金重建。董其事者，叔祖当寅、叔树亭、昂叟，兄逸泉、弟辉山五人。”[126]在这里，蔡氏宗族得以实行“照丁鸠金”，无疑是以对族人的某种支配权为前提的。由于蔡氏自宋明以来簪缨不绝，士大夫在族内的统治地位较为稳定，因而依附式宗族的恢复和重建也是较为顺利的。实际上，上文列举的“董其事者”，也都是早在明末已获得科举功名的“先朝遗老”[127]。至于完全由少数士绅捐资重建的宗族，自然更是典型的依附式宗族。康熙二十五年，漳浦县缙绅黄性震独资创建了“诒安堡、家庙、义学、祭田、学田、义田”等，并全部捐为族产，从而组成了功能完备、设施齐全的依附式宗族。据说，黄氏曾于明嘉靖三十八年“筑梅月堡，保聚族里，以卫祖祀”，至清顺治五年“以邻变被毁，复迁族湖西”。此后，虽有族绅倡修祠堂，皆“倏兴倏毁”，加上族产已荡然无存，“宗族之秀者无以教，贫者无以养，散者无以聚，而居者无以固也”。因此，黄性震此举的目的，在于“妥先灵而资教养”，使族人有安身立命之地。他在有关碑文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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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堡未建时，吾宗家此者仅数十椽，余皆荒烟蔓草。今惟敦睦之义，堡虽吾所独成，地仍不敢独有。凡有地之家，听家督公议地价，与之平买。买得之后，首以鼎建祖庙、义学。虑其上下左右鳝辅，复建小宗祠及房舍、书轩数所以卫之，并建广平王庙，以为闾里祈年建醮祝福。外此，量付本人自盖居室，余与六房阄分，公众盖造，不以尺寸自私，志公怀也。恐子孙数传渐成疏远，或以买地取回，或以卖地取赎为辞，今将所买分与公众盖造之地充为祭地，每年计间出地租银二分，轮房办祭，周而复始，杜争端也。复买祭田载种二十石，以供粢盛；学田载种二十石，以备束膳膏火；义田载种四十石，以备宗族中之孤苦穷独不能婚葬者，酌其果否以助，彼素封者无与焉。公举房长、德望之人，递主其事，而时其出纳，以防侵蚀，为可久也。[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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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碑立于康熙二十七年，黄性震时为湖南布政使。两年后，他又为乃父、乃祖及曾祖分别设置祭田，卑立碑记云：“第念自吾身至期功、缌麻之亲，同此祀者盖不下千百指，因更为吾五服内之父兄子弟孝思计，置曾王考祭田种拾石、祖考察田种贰拾石、先考祭田种肆拾石。各照支派，按房次第轮主其事，将每年所入备四时祭祀，并纳本田赋徭外，所有余剩给与轮主之人，以资膏火，俾得少沾余润。”[129]在这里，他又依据“小宗”的模式，重建了以“五服”为限的继承式宗族。像湖西黄氏这种完整而又系统的宗族组织，在复界之初是很少见的，可能只有像黄性震之类的高官显宦才能做到。不过，这一事例足以说明，在士大夫的心目中，理想的宗族组织形态应该是既有“大宗”也有“小宗”，即依附式宗族和继承式宗族同时并存。当然，如果二者不可兼得，他们可能首先致力于“大宗”的建设，以整合全体聚居族人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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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士绅阶层不发达的聚居宗族中，宗族组织的重建一般是采取按股集资的方式，形成合同式宗族。试见康熙二十七年仙游县钱江朱氏的《重修祠堂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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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同下亭房谨逵、小头房飞川等，因族中宗祠原系元至治年间文一公建立三座，奉祀祖先，捐租以供祭扫，以前三座祠地及祠租俱与下亭、小头二房无干。因迁移，祠宇煨毁。越今展界，合族兴复祠宇。念同一本，应凭下亭祖稷珩公、稷轲公二房分支复对半纠银，亦如文一公与小头房分支一例。但下亭、小头二房丁少力微，银两不敷，只照六房，各应一分，纠银协建。其下亭房下银两，俱系元煌、元太代抱使用，不得临时推扩。后来整祠及庙目兴复，前座俱听众六房各应一分，通行祭扫。其祠地仍系四房文一公派下掌管，并无取租取价情由。……乡族另有逸斋公遗下租及纠建六房祭租，仍照六房轮流当办。（余略）[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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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祠堂原为文一派下四房所有，万历元年曾集资重建，也只限于文一派下的四房子孙。此次重建后，则改为“六房”所共有。所谓“六房”，是在集资建祠的过程中编造的，实为“六股”的代称。如果依据朱氏原有的世系，自始迁祖“逸斋公”而下，先分为稷珩、稷轲二房，而稷轲派下又分为文一、小头二房，至文一派下复分为长、次二房，其长房、次房又各分二房，共为四房。在上述《合同》中，由于文一派下四房承担了六分之四的建祠费用，而稷珩派下（下亭房）及小头房只分别承担六分之一，因而下亭房和小头房只能降格以求，与文一派下四房并列为六房，以示权益均等。值得注意的是，朱氏族内原有“逸斋公”留下的公共族产，这时也为“六房”所占有，与“纠建六房祭租”一并“轮流当办”。据《朱氏族谱》的《康口上吴地志》记载：“万历六年，若辉公合议，照丁出钱二两八钱，承买地七分，以固（祖墓）风水。递年轮流收租，祭扫逸斋公（墓）。”这表明，明代后期的钱江朱氏族人，已组成以“逸斋公”为标志的依附式宗族。然而，至复界之际，这一依附式宗族已不复存在，其地位遂由“六房”组成的合同式宗族取而代之。莆田县东沙蔡氏宗族，复界后曾一度重建了以士绅为首的依附式宗族，至雍正时又为合同式宗族所取代。在《锦南蔡氏世谱》的《列传》中，记述了与此相关的一次戏剧性事件，兹摘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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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讳仲……生平行事多由激而成。雍正间，吾宗多事，致祭租耗费，祖宗岁事不绝如线，有心者莫不感愤。一日，公与族众曰：“今日恢复祭租为急，吾意欲以每户乐愿者各出谷一石，酌赎纠祭，听其家下与享。未能者，必以不与祭为嫌，必勉强相致。如此，庶可恢复。”宗叔祖仪祚曰：“难。贫富不同，众寡不一。兄果能倡得五十数，弟予钱三千与祭。不然，兄倍偿予。”公曰：“诚如弟言，请决券。”于是，宗叔祖建叟、添人、协珍等，佥同为公正以附公，聿观厥成。公以义动人，愿出者六十余名。不幸秋成失望，所入者仅十之六。公积日勤劳，集登不得，自奋勇决，一一皆为代理，听族众明算便赎。……自兹以往，积渐恢复，由寡而众、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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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以60多户纳谷者组成的合同式宗族，取代了原来的依附式宗族。从表面上看，这一变化是由于祭产不足，实际上也反映了蔡氏士绅阶层的衰落。根据族谱记载，清代蔡氏科举仕途之兴，始自于乾隆中期，在此之前无一中举入仕者。[131]康熙中期，蔡氏族内还有不少德高望重的明朝遗老，因而尚可以“照丁鸠金”的方式重建祠堂。延及康熙后期，这些遗老已相继作古，原来的依附式宗族也就趋于解体了。笔者认为，依附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一般是以丰厚的族产和强有力的士绅阶层为基础的。在复界之初，各族原有的族产大多所剩无几，士绅阶层也就成了依附式宗族的主要支柱。因此，在士绅阶层不发达的聚居宗族中，宗族组织的重建只能采取合同式宗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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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沿海地区的继承式宗族，在迁界过程中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复界之后，由于族人的离散和历代祖厝、祖墓、祭田的丧失，原来的继承式宗族大多已经解体。因此，少数士绅及豪强之士，试图借助于重修祖墓、创建小宗祠堂及创置历代祭产等方式，重建原有的继承式宗族。上引漳浦县湖西黄氏的例子，即为其中较典型者。不过，在复界之初，百废待举，重建继承式宗族并非当务之急。就一般情况而言，沿海继承式宗族的重建迟于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因此，直至清乾隆年间，仍有不少此类事例。同安县富商蔡经五，少壮时远游四方，“以一布衣名闻海内外”。乾隆初年回乡后，“鼎建鹤山小宗祠，置累世祀产。……自鹤山一世祖圃亮公至赠公，凡五代祀田，计六百余石。其遗诸孤者，不敢有加焉”[132]。泉州燕支吴氏第八代吴洛，于康熙后期自台湾归来，也致力于重建宗族组织的活动。乾隆三十六年，他在自编族谱的《跋》中记云：“丁亥岁自泉归来，即择吉重新宗祠，尽拓旧址，以成宏敞规模，约费白金二千两。又自始祖以来历代坟茔概行修理，本房列祖均置祀业，亦费有千两。”[133]在这些豪强之士的建祠、置产及修墓、修谱过程中，原有的继承式宗族显然已得到恢复和重建。当然，对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原来的继承式宗族可能很难恢复如初，甚至已经完全解体。根据近代统计资料，闽东南沿海的族田普遍少于闽西北山区，其原因可能即在于此。[134]不过，由于继承式宗族是经由分家而自然形成的，因而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一旦社会环境趋于安定，此类宗族组织又会得到普遍的发展。道光年间，诏安知县陈盛韶在《问俗录》中记云：“乃祖分产之始，留田若干为子孙轮流取租供祀，曰‘烝尝田’。厥后支分派别，有数年轮及者，有十余年始轮及，更有数十年始轮及者。其租多盈千石或数百石，少亦数十石。供祭以外，即为轮及者取赢焉。……然无田者奈何？予偶因公出，见道旁男女荷酒肉络绎而驰，问之，曰：‘无烝尝田，各备数豆，合伯叔以供祭，祭毕即撤馔以退也。’”[135]这表明，在清代后期的沿海地区，继承式宗族仍是民间最基本的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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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中叶以降，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环境渐趋安定，宗族聚居的规模不断扩大，各种不同形式的宗族组织都得到了稳定的发展。就其演变趋势而言，与闽西北山区的聚居宗族大致相同，兹不赘述，下文着重考察清代福建沿海散居宗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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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后期，福建沿海可能已有某些散居宗族。据《莆阳溪黄氏宗谱》记载，崇祯年间，莆田县黄氏族人因黄巷始祖祠濒于倾毁，“佥议葺建，凡祠为所自出咸会牒焉”[136]。由于黄巷为黄氏入闽初期的聚居地，其后人遍布于闽南沿海各地，如此举成功，自然也就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散居宗族。不过，即使明代已形成此类散居宗族，至清初也不可能得到存续。清康熙年间，有些散居宗族开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试见泉州《龙笋曾氏族谱》的有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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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笋房为清源郡公云帽公后。以“龙笋”名者，明其为龙山派，而世居笋江也，不忘本也。夫我曾姓自延世公入闽，至穆公凡七传，四子、九孙、二十八曾孙，皆登仕版。宋代簪缨之盛，为闽第一。故族姓蕃衍，散处泉、漳、兴、永各属，皆系一本之亲。其分房者，清康熙间祠宇修葺完竣之时，制定春、秋二祭，春祭似一房承值，冬祭亦以一房承值，计集四十房，在祖宗案前阄拈次序，周而复始，各房之命名即由是以定。龙笋见诸六十四世，大约在是时也。[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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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漳州、泉州、兴化三府及永春州等地的曾氏族人，曾于康熙年间同祠合祭，并统一“分房”，按“房”轮祭及排定“世次”。其所谓“房”，实为各地聚居宗族的代称，如“龙笋房”即“世居笋江”的曾氏宗族。可见，这一散居宗族的基本成员，包含闽南地区的约40个聚居宗族。至于这一散居宗族始自何时，其总祠建于何地，未见明确记载。不过，既有“康熙间祠宇修葺完竣”之说，则建祠当在此之前，估计不会迟于明末。此外，康熙间的修祠及“分房”之举，似应在复界之后，即康熙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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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年前后，由于实行“粮户归宗”，福建沿海地区形成了不少以“户”为标志的散居宗族。所谓“粮户归宗”，是由闽浙总督兴永朝推行的一项赋役制度改革，其基本内容是按宗族系统归并钱粮花户、征派里甲赋役，试图以此取代原有的里甲组织。据乾隆《海澄县志》记载：“国初有大当、小甲之役，分里为十班，岁轮一班，凡钱粮及一应夫徭、杂费等项俱就现年征比，而屯田设小甲，亦如之。……后总督兴永朝复行归宗合户之法，革里班名色，任甲户归合。”[138]在沿海地区，里甲内部的矛盾历来较为尖锐，因而“归宗”之法颇受民众欢迎。康熙《漳浦县志》记云：“漳俗，无里长户者即目之为小家。其有势力之人，必寻有里长衰弱之图立户，谓之‘顶班’；无势者虽田连千顷，不得不受人节制，至单寒小姓更无论矣。康熙二十九年，为闽中有里霸之弊事，奉文令民得归宗合户。于是，凡为子户者，各寻同姓里长符合，可无里长、子户之分。”[139]在“归宗合户”之后，同一户籍的族人往往遍及若干府县。康熙三十六年，漳浦知县在《详文》中说：“浦邑之丁，其在附近各县者固多，远至福州之闽县、永福，泉州之南安，皆有浦丁在焉。其户长年年往收，倘未足其欲，辄呈请关拘。问其何时迁去，则或百余年，或二百年，其近者又无论矣。而现住浦邑之人，其纳他邑丁粮者，亦十人而三。”[140]这些散居各地的族人，原来可能并无统一的宗族组织，只是为了“合户”才重新“归宗”。康熙三十一年，安溪县陈氏族人在《归宗合约》中宣称：“迩逢生民父母部院兴于康熙辛未间……颁出归宗之令，扼腕而谈，洞刺民弊。我邑之匆匆者半，迟迟者亦半。《经》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其在此欤？于是，归感化原籍陈添祖户朋当里役，昌隆万代。虽出入之费不为纤细，然入欲鱼水之相谐，出必甘棠之系念，乃分之宜也。”[141]据族谱记载，陈氏始祖于明永乐年间自漳平迁居安溪，始立户籍，其后裔陆续分徙本县水车、飞鸦、小沶、厦镇及德化南程、永春留镇等地，原已各自分立户籍，彼此之间并无往来；至“归宗合户”之后，才开始形成以“朋当里役”为特征的散居宗族。[142]从理论上说，“合户”必须以“归宗”为前提，即只有在同宗之间才得以设立共同的户籍。但在实际上，民间往往为了“合户”而任意编造谱系，建立虚构的同宗关系。试见海澄县《大观叶氏族谱》的有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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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基澄公……此虚立名号。按濠门族谱，始祖曰“建澂公”，名“长发”，意“建澂”之号犹“基澄”也。传五子，分居各处，总立户册名“叶宏远”，载在海澄县三都二图户册内。长子豪山公，名仁，居濠门，立户“叶芳”；次鹿山公，名义，出祖内溪及漳城，立户“叶宏爵”；三润山公，名礼，出祖三都新安下尾，立户“廷春”；四华山公，名智，与润山公同卜居下尾，立户“才安”，名上、下叶；五观山公，名信，居大观山麓卿口社，立户“叶佳”。康熙戊午，实园公为濠门作谱序，亦云如右。今据以参订吾谱，似为信而有征矣。……姑本托始，尚须详考也。[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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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氏的上述总户与子户之间的继嗣关系，显然都是虚构的。据说，叶氏谱牒早已失传，其上五代祖先皆为虚立名号[144]，始作俑者即“实园公”叶莲。康熙十八年，叶莲因“宗谱失据，漫无统纪”[145]，开始编造历代谱系。但当时尚未实行“归宗合户”，其所编谱系仅限于本乡范围，并不包括外乡的叶氏族人。他在《叶氏族谱宗图序》中记云：“吾宗自（六世）文耀公以上，生卒、葬兆皆已失考。……第以吾祖分派来澄者，因邑取号曰‘基澄公’，是为吾乡上、下叶与高峰、坑内及山北、下尾诸叶之祖，此为一世。至吾祖分派大观山麓，因地标号曰‘观山公’，为二世，乃卿口之始祖。自是以下曰‘启祥公’，为三世，是为吾乡之世祖。世祖以下即元、恺两公，为四世。元、恺以下各分四房，即格、致、诚、正及修、齐、治、平诸祖，为五世。至文耀公辈行，凡六世。此即末推源，因源及流，著代如此。若纪实之所及见者，仍起自文耀公为一世，非敢谬为参据而妄传也。”[146]这里述及的高峰、坑内及山北等地的叶氏族人，后来都未被纳入总户与子户的组织系统之内，而子户中的濠门、内溪及漳州城等地的叶氏族人，也未被纳入这一时期的叶氏“宗图”。很明显，叶氏总户与子户之间的继嗣关系，完全是为了适应“归宗合户”的需要而编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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