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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诏安、东山等地，还有一些异姓合户的事例。道光年间，诏安知县陈盛韶记云：“数姓合立一户，如李、林等户合为‘关世贤’，叶、赵等户合为‘赵建兴’是也。”[147]这些合立户籍的异姓，往往也有共同的“祖先”或“祖庙”，并按“房”分摊有关义务，其组织形式颇类似于散居宗族。试见东山岛关帝庙的《公立关永茂碑记》[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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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略）因闻诏邑有军籍无宗者，共尊关圣帝君为祖，请置户日“关世贤”，纳粮输丁，大称其便。（康熙）五十年编审，公议此例，亦表其户名曰“关永茂”，众咸为可，遂向邑侯汪公呈请立户，蒙批准关永茂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输纳丁粮。……第迩因查县、府、司户册，有一户“关永茂即黄启泰等”，其间大有移花接木、藏头露尾之虞。夫事方三载，即如此互异，又安能保其后无桀黠辈从中滋弊、蚕诸子孙乎？于是，公诸同人，当神拈阄，分为七房。小事则归房料理，大事则会众均匀。叔伯甥舅，彼此手足，并无里甲之别，终非大小之分，不得以贵欺贱，不得以强凌弱。苟有异视萌恶，许共鸣鼓攻之。此方为无偏无党，至公至慎，爰立石以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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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房：游继业、游琨玉、吴葛江、欧绍宗、蕃衍、洪福安、桑传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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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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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郑祯吉、唐绵芳、李玉承、廖光彩、吴日彩、何兴隆、田兴邦、张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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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房：陈思明、思聪、思温、思恭、思敬、思问、思难、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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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房：姚嘉谟、翁万年、马柱、崔国桢、朱天庆、孔阳、曾徐、郭龙河、董杨、赖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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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房：林世发、世强、世明、世刚、世毅、发祥、发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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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房：黄士温、士良、士恭、士信、士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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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二年岁次癸巳阳月谷旦，珠浦东旭氏江日升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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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岛原为明代的铜山千户所，其居民主要为军户的后裔。清初迁界后，卫所废置，军籍也随之取消。康熙四十年，始于东山岛编立里甲户籍，而军户的后裔因无宗可归，难免“傍人门户”，乃联合设立共同的户籍。因此，所谓“关永茂”户，实为东山岛军户家族的联合组织。其派下四、六、七诸房，分别为一姓所据，可能各代表一族，而一、三、五诸房，则又分别包含若干不同的家族。这种异姓合户的现象，表明当时的里甲组织已经完全家族化了，这是实行“粮户归宗”的必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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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以后，以同祠合祭为特征的散居宗族，在沿海各地得到了普遍的发展。这些散居宗族一般都不是以同宗为限，而是凡属同姓皆可参加。例如，安溪县缙绅官献瑶在族谱中记云：“余于乾隆庚申春假归过省，始见宗老湛岩，意甚倾洽。嗣后入省主于其家，尝出家谱示余，乃知闽中上官氏皆祖参军偕公。……乾隆丁酉，湛岩之子曰朱绂以书来，曰祖居塔巷贸有旷地，可为参军祖建祠。又二年己亥夏，报云祠已建毕，涓日在八月望后请主入祀，上下游宗人赴乡举者皆可会祭新庙。……余命二子学礼、学诗，届期斋戒执事庙中。”[149]安溪官氏的祖先，据说原为复姓“上官”，不知何时改为单姓“官”。至于安溪官氏与上官氏入闽始祖“偕公”之间的世系源流，更是无从查考。[150]尽管如此，官献瑶父子仍热衷于参加上官氏的建祠祭祖活动，而上官氏族人也欣然接纳。实际上，即使是福州等地的上官氏族人，也未必具有同宗关系。据宋人有关记述，福建上官氏的族源传说有二：一为“自晋永嘉以避地而南”；一为唐元和年间上官偕至闽任福州户曹，“卒于官，子孙不能归，遂家焉”。北宋元符年间，上官氏族人偶然发现了上官偕的墓碑，始有实据，遂推断为入闽始祖。[151]此后，福建各地的上官氏族人皆奉“偕公”为始祖，但各自的谱系并不统一。乾隆年间创建省城始祖祠，也只是为了使各地的同姓族人可以同祠合祭，而不强求世系的一致。官献瑶在述及省祠的由来时说：“尝与湛岩议，邀闽中诸族姓，同立大宗祠于会城，祀参军迁祖，岁享祀有常期，宗人如期会祭祠中。……不及知昭穆，则以齿序。”[152]实际上，在这种大规模的散居宗族中，是不可能确认各自的“昭穆”关系的，即使有统一的世系，往往也是虚构的。乾隆年间，闽南各地的尤氏族人合建“泉郡大宗祠”，并议定分为十二房轮流值祭，自二十二世以后按统一的字行命名，但由于各房并无统一的谱系，只好通过“扶乩”来确认各自的世次。[153]有的散居宗族则明确宣布，凡属同姓即为同宗，不必区分世系源流。试见《仙溪黄大宗祠公簿》的有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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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黄姓在仙，或自省来，或由莆至，或由泉迁，要皆来源于江夏。于是本亲亲之谊，建大宗祠庙于县城，祀晋江郡守元方公、晋郡长者守恭公、唐桂州刺史开国公岸公、监察御史滔公，其下按牌立主，置产岁时致祭，颜曰“敬承堂”，示尊祖睦宗之意深矣。[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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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宗祠的奉祀对象，包含了所有知名的黄姓入闽始祖，而当地的黄姓族人又都是以“江夏”为郡望的，因而凡属同姓皆可参加这一散居宗族。不仅如此，黄大宗祠的组织形式也是相对开放的，无论是否属于创建者的后裔，皆可随时捐资加入。如云：“凡乡中有前未入牌者，（每位）捐银一十二两”[155]；“凡牌位者，各设一签……至期凭签领胙，以便稽核”[156]。该祠创建于清雍正十二年，光绪年间曾再次重建，至民国二十二年共吸收542牌，分为六房“挨轮办祭”[157]。兹将各房牌位数及聚居地列为下表[158]，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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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黄大宗祠的成员散居于全县107个村镇中，其派下各房主要是依据聚居地和牌位数划分的，并不具有支派的意义。在此前后，仙游县林大宗祠共设1200余牌，其成员遍布于全县14里中，“轮流首事以十二阄分应”[159]。其分阄的原则是：“每阄以一百牌为单位……如该里不及一百牌，须与隔里合数达八十牌以上，即应一阄；如不止一百牌，须有一百五十牌以上，方应二阄，亦不准两年相接。”[160]林大宗祠的创建年代不明，清同治年间及民国初年曾重新修建，也是以奉祀入闽始祖为主的同姓组织。[161]此类同姓组织的发展，可能与当地族际矛盾的激化有关。道光年间，陈盛韶在《问俗录》中记云：“仙游小姓畏大姓甚于畏官。其畏之者何？一朝之忿，呼者四应，直有剑及寝门、车及蒲胥之势。”[162]在此情况下，各姓皆以族大丁多争雄，自然也就无暇计及宗派的异同。更有甚者，小姓为了对抗大姓，也组成了“合众姓为一姓”的同姓组织。如云：“其初，大姓欺压小姓，小姓又连合众姓为一姓以抗之。从前以包为姓、以齐为姓，近日又有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者。”[163]在乡族械斗较为激烈的地区，就连大姓之间也有此类拟制的同姓组织。民国《同安县志》记载：“雍正六年，包、齐会聚众格斗。大姓李、陈、苏、庄、林为‘包’，杂姓为‘齐’，互杀伤。”[164]这种“异姓称族”的习俗，据说始自于明末，至清代已习以为常。江日升在《台湾外纪》中说，漳州府平和县一带，“崇祯间乡绅肆虐，百姓苦之，众谋结同心，以万为姓”[165]。延及清代，乡绅阶层也积极参加此类活动。漳浦县旧镇一带，原有陈、张、钟、吴四姓混居，“相亲相爱，有逾骨肉”。至乾隆五年，“翰林检讨张公光跻等共奉圣母，以庙为祖，鸠集父老，分为四房，序以昭穆，诚旷典也”[166]。民国十三年，当地士绅在《重修天后庙序》中，也公然宣称：“比邻之同姓既可为兄弟，则异姓亦可同祖庙！”[167]在这里，同宗、同姓乃至异姓的差别似乎已不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组织都可以改造为宗族的形式。此类同姓宗族及异姓宗族的发展，既反映了宗族组织的拟制化，也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家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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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闽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宗族聚居的规模较大，依附式宗族形成的年代也较早。明中叶以前沿海建祠之风的盛行，反映了以士绅阶层为首的依附式宗族的普遍发展。明代后期的倭寇之乱和清代初期的迁界之变，使沿海地区的聚居宗族受到了全面的冲击，有不少宗族组织一度趋于解体。在战乱之后重建的宗族组织，最初大多是依附式宗族或合同式宗族，而继承式宗族的恢复和发展则相对较迟。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破坏了沿海地区固有的社会秩序，激化了族际矛盾，导致了乡族械斗的盛行。因此，明中叶以降，沿海聚居宗族的军事防卫功能得到了强化，而经由联宗、合姓而组成的同姓或异姓的散居宗族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以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宗族组织，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不足以代表中国传统宗族组织的正常形态。然而，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宗族的发展表现了更多的可能性，使我们有可能更为全面地了解传统宗族组织的内在特征。还应当指出，在其他一些战乱较为频繁的地区，如明末清初的江苏、浙江、广东沿海地区及清代后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宗族的发展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因此，明以后闽东南沿海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同样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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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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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清代台湾宗族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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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代台湾的宗族组织，前人已经作了不少研究。在此主要依据台湾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并结合笔者所见历史资料，概述清代台湾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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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移民大批渡海入台，始于郑成功收复台湾之际，当时随郑氏入台的军民有6万人左右。至康熙统一台湾时，当地的汉人总数约为12万人。不过，由于清廷一度对台湾的弃留举棋不定，当地汉人“年年回归泉州、漳州、厦门等地”，留居台湾的人数急剧减少。康熙二十七年间，台湾岛上“仅有汉人数千名居住”[168]。在此情况下，自然很难形成稳定的宗族组织。康熙中叶以后，台湾政治地位已定，大陆人民又纷纷移居台湾，至使当地人口迅速增长。乾隆后期，台湾人口已超过100万；嘉庆年间，接近200万；光绪十七年，高达254万。[169]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汉族社区的不断扩大，大陆固有的宗族组织逐渐得以重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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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湾虽是新开发的移民地区，同族聚居的现象仍是相当普遍的。这是因为，在大陆移民渡台之初，为了协同应付复杂的社会生态环境，往往是同乡同族结伴而行，或是先后渡台的同乡同族相互援引，因而从一开始即已形成同乡同族相对集中的趋势。清中叶以后，在一些开发较早的地区，不同祖籍及族姓的移民之间经常发生“分类”械斗，势力较弱的一方往往被迫迁徙到同乡同族人数较多的地区，这就进一步促成了同族聚居规模的扩大。根据陈绍馨和傅瑞德对1956年台湾户口资料的抽样统计，各地都有不少人口占明显优势的大姓。陈其南以主要二姓占乡镇人口40%以上为指标，进一步验证了台湾各地族姓分布的集中趋势，其结果如下表[17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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