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58900
由于清代台湾豪富甚多[194]，分家时提留的族产也相当可观，为继承式宗族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乾隆五十八年的韩氏《阄书》记载，其家产总值计银64280余两，分家时提留“享记存公”3209两、“小宗入主”250两、嫡母“养赡产业”1639两、庶母“养赡产业”441两、“书田”价银3415两，五项合计共13660两，约占总资产的五分之一。[195]嘉庆二年的韩氏《书田约字》记载：“当先严在日，既置有仁德北里等数宗田园立作义田，以为友德公兄弟五房耕作，依次轮值，俾得各安其业；又置有大埔林等处公馆，共十万余金，立作元记大公，凡元记份下子孙，无论成名不成名，皆可依次轮收，支理族中公务；又置有广储东里一带田业，内荫风水一穴，命百岁后营葬在此，并将该业配作祀田，以为祭扫之资。……今先君逝矣，我兄弟谓欲继其志、述其事，爰将在日所踏赡养四万余金，兹计除该葬费外，只剩有大槺榔保、大丘田保等处大小租谷及二八抽的糖觔、两店地、水埤各项租业，计有一万零五百金，佥议将此立作书田，馆号‘捷记’。”[196]韩氏“元记份下”派分三房，其先后所立各项族产不下15万两，平均每房拥有5万两以上。这些拥有巨资的继承式宗族，不仅对族人的经济生活有重大影响，在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中也占有重要地位。[197]
1706658901
1706658902
前已述及，清代台湾有不少兼祧数房的“多元家庭”。此类家庭分家之后，往往同时形成若干不同的继承式宗族。例如，道光十八年的某姓《分管产业字》记云：“长兄成长、二弟玉喜、三弟宝庆、四弟宝传等，追念兄弟四人，当先年父母在堂，因堂叔接麟嗣位有缺，命定三弟宝庆过继为儿；又因堂伯祖承业、（承）衍嗣位有缺，命定四弟宝传过继为孙。随后父母概行归仙……抽出同戴联桂合买外港芝芭里林赖西田埔壹处，永归成长、玉喜二人每年祭祀父母坟墓烝尝，其宝庆、（宝）传二人子孙永不得混争。另又抽出外港赤牛椆壹段田埔以及承典之业，存为四份公业，以备递年公费之用，除用外历年将公众租息作四股均分，立簿四本，内加各条议规，详细注明。”[198]在这里，承祧本宗的长、次两房与承祧外宗的三、四两房，既组成了以“四份公业”为基础的同一继承式宗族，又分属于三个以承祧对象为标志的不同继承式宗族。有些出嗣者同时兼祧本宗，也会使后裔分属于不同的继承式宗族。例如，同治七年的某姓《阄书》记载，其兄弟四人，“但次兄英出嗣于顶祖为孙，四房之中尚缺一房”；该出嗣者生育三子，“值临终之际，思念木本水源，特佥次男复顶二房之额”。因此，当其本家分家时，“就赎回祖田业及再置田业二所，抽出租粟以为百世祀业，付四房轮流祭祀公费”[199]。在此情况下，出嗣者的次子归属于本宗的继承式宗族，其另外二子则组成以“顶祖”为标志的另一继承式宗族。清代台湾还有不少兼祧异姓的事例，如嘉庆二十二年的某姓《嘱阄书约字》记云：“继母杨氏……复念前夫结发之谊，愿将亲生五男名半嗣黄家，日后生子分祀两家，毋致失替。”[200]由于该出嗣者只是“半嗣”异姓，其后裔必须分别承祧二姓，因而也就分属于不同的继承式宗族。这种兼祧二宗或二姓的做法，往往在出嗣者的后裔中隔代循环，从而导致了许多继承式宗族的交错发展，其继嗣关系极为复杂。在台湾地区，至今仍有不少异姓宗族，如“张廖简”“林蔡”之类，就是由于历代交替承祧异姓而形成的。
1706658903
1706658904
在现存的台湾早期契约文书中，有不少分拆或买卖历代“公业”的记载，其结果往往是继承式宗族的解体。不过，随着早期移民社会逐渐向定居社会演变，继承式宗族的发展日益趋于稳定。有些较早形成的继承式宗族，至清代后期已相当发达。例如，同治五年的何氏《阄书》记载：“如是有承高、曾、祖之公尝，如是值年之际，须要三大房当同到佃公收公费，其余剩者照三大房均分。”[201]光绪五年的陈氏《阄书》记载：“公厝边典陈屘水田壹处，小租谷三十五石，又承五房水田二小段，小租谷壹拾石，又公厝边园壹丘，税银五员，又桕仔林上六房小租谷三石六斗，议系作公为祭祀之资，分作三大房序次轮流，上承下接，不得进前推后。”[202]光绪十二年的李氏《阄书约字》记载：“摆接大树窠福星公并新庄山脚敏宽公二处所轮祭祀之租，并园税、茶税在内，若我房轮及之年，仍作六房照序轮流。”[203]以上这些继承式宗族，都已经持续发展了三至四代，而且每一代都设立了新的“公业”，形成了多层次的分支系统。其中最高层次的继承式宗族，分房总数已不下数十，可以说已接近其发展极限。这是因为，继承式宗族的组织原则，是以“按房轮值”为特征的。如果房份太多，就无法继续实行“按房轮值”，从而势必向依附式宗族演变，或是趋于解体。在福建大陆地区，继承式宗族一般只能存续三至五代，其原因即在于此。上引同治五年的何氏《阄书》规定，对其父母留下的“公尝”田租，“各房照序轮流祭扫，周而复始”，而对其“高、曾、祖之公尝”，则于轮值之年“公收公费”，不再由派下三房依次轮值。这说明，其高祖至祖父派下已有不少房份，轮流的周期太长，因而难以继续实行“按房轮值”。在一般情况下，族产的权益分配一旦从“按房轮值”改为“公收公费”，该宗族组织也将随之从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宗族演变。由于笔者尚未看到台湾地区的较为翔实、完整的族谱资料，未能对这一演变过程作具体分析，只能留待今后探讨。
1706658905
1706658906
清代后期，台湾各地的聚居宗族已经颇具规模，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同族或异姓械斗。[204]在规模较大的聚居宗族中，已经形成了以士绅阶层或豪强之士为首的依附式宗族。据庄英章研究，林圯埔地区的十二个大、小宗族中，有八个在日据以前已建成祠堂。[205]这些祠堂的创建过程，与当地依附式宗族的形成密切相关。试见有关林氏“崇本堂”的早期史料：
1706658907
1706658908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林爽之乱后，林圯埔地方的林氏族人，为纪念林圯开拓之功，募款建林崇本堂。嘉庆七年（1802）由林施品首倡，向林圯埔附近林姓殷户募款重建，咸丰五年（1855）林姓族人再捐款重修，每年春冬两祭外，每逢清明、端午、中元、重阳、除夕等节，亦行小祭。管理人由林姓主要族人遴选，任期并无限制。不置炉主，仅设首事，由湾仔、街仔尾（林圯埔下街）、竹尾子、猪头棕、下埔等五区各推举一人担任，轮流主持祭典事宜。[206]
1706658909
1706658910
如上所述，该祠堂是由少数林氏族人募捐倡建的，因而其组织形式既不是按“房份”，也不是按“股份”，而是推举少数“主要族人”负责管理及主持有关事宜。至于该组织的普通成员，则包含当地的所有林姓居民，“只要住在竹仙镇内的林姓均可参加，如果迁离竹山则取消派下人之资格”[207]。这种由少数族人支配宗族事务，以地缘关系为联结纽带的宗族组织，显然是典型的依附式宗族。此外，有些早期移民组成的合同式宗族，清代后期也逐渐演变为依附式宗族。例如，内埔庄钟氏《祖尝簿》记载：“道光七年十月初八日，江南村居住叔侄往来台湾寄居，思念崇文资典，前倡置内埔庄水田一处并伙房一所。兹叔侄前来酌议，此典出息原系钟毓文才之举，有志上进者必要设立膏伙、花红等项。今将规条开列于左：一议，文、武进庠者，无论内外，每年崇文典内拨出膏火谷六拾石，作两季交于进庠者均收，立规。……一议，家乡移居各处，倘有上进者，不得向领膏伙、花红等项。……一议，祈福日无论男妇年七十者，依照烟户外，预先分内一份，永为定例，立规。”[208]该组织的有关资产，最初是族人为了参加兴建“潮属开粤往台港口”而按份“津拈”的，嗣因其事未果，余款交由某族人“收放”生息，至嘉庆九年共获“母利”462元，遂用于设立“崇文典”[209]。根据道光七年议立的有关“规条”，其权益分配已经不是依据族人原有的股份，而是依据各自的身份，可见该组织已演变为依附式宗族。关于清代后期台湾依附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我们目前还知之甚少，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1706658911
1706658912
综上所述，大陆移民渡台之初，往往是同乡同族相互援引，因而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同乡同族相对集中的趋势。清中叶以后，由于“分类”械斗的盛行，进一步促成了同族聚居规模的扩大。早期移民的宗族组织，主要是以奉祀“唐山祖”为标志的合同式宗族。此类宗族组织的形成，大多与移民原籍的宗族组织有关，有的完全是依照原籍的组织系统重建的。由于早期移民的流动性较大，此类宗族的发展颇不稳定，其成员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而且大多并无固定产业。在移民定居之后，此类宗族逐渐趋于稳定，开始在当地建祠、置产，并共同奉祀其创始者即“开台祖”，演变为相对独立的“土著化”宗族。与此同时，在移民的后裔中开始形成以奉祀“开台祖”为标志的继承式宗族。此类宗族组织的形成，大多与分家时留存的“公业”有关，因而拥有较为雄厚的财力，在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些家族定居之后，每一代分家都提留相应的“公业”，从而形成了多层次的继承式宗族。清代后期，在规模较大的聚居宗族中，已经形成以士绅阶层或豪强之士为首的依附式宗族。有的宗族组织创建之初，就具有依附式宗族的性质，但大多数依附式宗族可能是由早期的继承式宗族或合同式宗族演变而成的。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笔者未能广泛查阅台湾地区的家族史资料，在此只能提出推测性的意见，以俟高明论定。此外，清代台湾宗族组织的形成过程及其发展特点，可能与同时代的四川、东北等移民地区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1706658913
1706658914
[1] 民国《崇安县新志》卷四，《氏族》。
1706658915
1706658916
[2] 民国《崇安县新志》卷四，《氏族》。
1706658917
1706658918
[3] 参见《闽瓯屯山祖氏宗谱》卷二，《世录》记载：“始祖溪西公，讳濂……当宋末之际，兵氛扰攘，以一人奠居于斯。”另据本传，祖濂生于南宋嘉定二年，即1209年。
1706658919
1706658920
[4] 《闽瓯屯山祖氏宗谱》卷一。
1706658921
1706658922
[5] 同上书，卷一，《家规·祭期宜定》。
1706658923
1706658924
[6] 同上书，卷一，《继善祠记》（清道光二年撰）。
1706658925
1706658926
[7] 同上书，卷八，《祭产》。以下后未注明出处者，均同此注。
1706658927
1706658928
[8] 同上书，卷一，《典礼祠记》。
1706658929
1706658930
[9] 同上书，卷八，《榕介公祭簿序》。
1706658931
1706658932
[10] 参见《闽瓯屯山祖氏宗谱》卷八，《前山凌云庙香田记》（明嘉靖三十八年）。
1706658933
1706658934
[11] 参见上书，卷八，《重立前山庙香田记》（明万历十一年撰）。
1706658935
1706658936
[12] 《闽瓯屯山祖氏宗谱》卷一，《新修宗谱序》（清道光二年撰）。
1706658937
1706658938
[13] 同上。
1706658939
1706658940
[14] 同上书，《世德祠记》（清康熙十一年撰）。
1706658941
1706658942
[15] 《闽瓯屯山祖氏宗谱》卷一，《继善祠记》。
1706658943
1706658944
[16] 参见《闽瓯屯山祖氏宗谱》卷一，《典礼祠记》。
1706658945
1706658946
[17] 同上书，《新修宗谱序》。
1706658947
1706658948
[18] 同上书，《凡例》。
1706658949
[
上一页 ]
[ :1.706658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