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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况下，由家族组织统一催征本族赋税，必然促使族人之间形成连带责任，因而有助于防止拖欠及抗交钱粮的行为。清代福建地方官多次明令“粮户归宗”，其原因即在于此。当然，在中央集权极度衰弱，统治秩序面临解体的情况下，这种催征体制也有可能引发集体抗粮行为，从而导致财政与赋税来源的全面失控。例如，在咸丰、同治年间的福建沿海地区，就曾经爆发大规模的集体抗粮风潮。据程荣春《置马巷厅禀求卸事由》一文记载，在闽南小刀会起义期间，同安县及马巷厅一带数十乡，“族大丁强”，抗欠钱粮成风。其表现形式是：“桀黠者倡首把持，各花户从而观望，甚至一士在庠，则庇及合族；一丁入伍，则霸及通乡。缓之则任意拖延，急之则鼓众抗拒。”[80]地方官面对这种“顽户逋粮之恶习”，竟至无奈其何，只好主动要求辞职。这一事例表明，基层社会的高度自治化，对中央集权是一种潜在的威胁，随时都有可能导致分裂、割据的局面。清王朝的覆灭及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可以说是基层社会高度自治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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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明清时期的里甲户籍，不仅是征派赋役的基本单位，而且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光绪《漳州府志》引述前人记载云：“县中应里长者，皆丁多粮多之户，素已欺凌弱户。……里户老少，皆称里长，目甲首为子户、为图民。甲户虽斑白垂老，见孩童里户，必称叔行。甚至甲户没故，遗下子女，里户径为主婚、买卖。”[81]这种基于里甲户籍制度的门第等级观念，直至清末依然牢不可破。永春县《荣房郑氏族谱》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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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初年……我族产米视他甲倍多，乃列我郑姓四五都一甲（甲首），依次第立在石牌上。时景山李姓，附我一甲，历次值壬年祭春；大帽刘姓及溪头张姓，亦附一甲祭秋；我祖郑姓当主听拜。继后李姓灭亡，柯姓接缺，依例祭春。大帽刘姓亦遂灭亡，张姓不能胜任，我郑正甲自办秋祭，张姓帮办，至今不失。同治壬戌元年，十班齐到社坂，公举训导谢椿年再换新簿，柯姓、张姓列附一甲。讵意柯季春、柯孝义狂妄不堪，丁卯春到州诬控，称柯姓祭春为长，郑姓祭秋为次，意欲列为兄弟。此乃以奴欺主，背主难堪。……丁卯冬，我族邀集十班正甲到州，据实共入公呈。是以柯姓俯伏，愿认永为附甲，公簿炳据，递交祭祀。久恐或忘，故载在家乘，以示后之知者。[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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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与柯氏的户籍门第之争，集中地反映了家族组织的政治化和地域化趋势。这不仅是历史的投影，也是实力的较量。由于里甲户籍足以代表家族组织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力和地位，各族对此都倍加重视，视之为立族之本。《荣房郑氏族谱》的编者宣称：“王土王民，乃编版籍；有丁有产，皆隶征输。故我祖宗千年以后，创业垂统，费许多心力，方得我门户。后世子孙安享其成，乌可以不思哉！”[83]《官林李氏七修族谱》的编者也反复强调：“服赋役而隶版籍者，方谓地著”；“服赋役而隶版籍矣，祖宗规模可不谓宏远欤！”[84]由此可见，在“王土王民”的社会体制下，“服赋役而隶版籍”是家族组织的存在基础，而正是由于户籍的世袭化和赋役的定额化，促成了家族组织的政治化和地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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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明清时期的专制集权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但这也许只是官僚政治的一种表面现象。如果深入分析明清时期的统治体制，我们不难发现，专制集权的维系是以基层社会的自治化为代价的。换句话说，明清时期的官僚政治，实际上是无所作为的，并不具备有效的社会控制能力。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私”的统治体制不断得到了强化，乡族组织与乡绅集团空前活跃，对基层社会实现了全面的控制。在“私”的统治体制中，家族组织历来是最基本和最有效的社会控制工具。因此，基层社会的自治化，必然导致家族组织的普遍发展，并使之趋于政治化和地域化，从而造就了大量的依附式宗族。这不仅可以从户籍与赋役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得到说明，也可以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加以验证。限于篇幅，恕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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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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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财产关系的共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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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族产，是家族成员的一种共有财产。因此，族产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财产关系的共有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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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产的主要成分是族田，此外也包括各种族有山林、房屋、地基、借贷资本、工商业资本及水利、交通等公共设施。在福建地区，族产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唐宋之际，而族产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清时期。明中叶以后，由于代代提留“祭田”已成为一种普遍习俗，导致了族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清代后期，福建有些地区的族田可能已接近或超过私人土地的规模[85]，至近代更是有增无减。根据土改时期的调查，福建各地的“乡族共有地”，在总耕地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闽西北地区约占50%以上，沿海各地约占20%～30%。[86]所谓“乡族共有地”，主要是指族田。例如；南平专区在第一期土改中，共没收、征收“乡族共有地”128859.6亩，其中族田达114744亩，约占90%。这里试依据《福建省土地改革文献汇编》中的有关资料，对各区乡族共有地的规模列表统计如下，以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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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的“土地总额”，是指被没收和征收的全部“封建土地”，其中包括乡族共有地、地主及富农土地和其他出租土地。乡族共有地之所以被当作“封建土地”没收或征收，是因为这些土地一般都用于出租取利，构成了地主经济结构的重心。因此，乡族共有地的形成与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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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民间的族田，是由私人土地转化而来的，其中大多来自历代分家时的提留。在分家时提留族田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克服分家析产所造成的矛盾，使分家后的族人仍可继续保持较为密切的社会联系。洪武二十五年，建阳县周子原为三子分家时，告之于亲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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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念吾祖自宋元以来聚族于斯，和气流衍数百年矣。……今吾三子，年尚幼艾……恐其既长，各私妻子，情欲难制。欲聚之于一堂，则阋墙生衅，终非长久之计；欲散之各方耶，则骨肉分携，情义日疏，尤非聚族之方。吾故分此三房……三分其财，三分其业，使之各守分界，各勤生业，不相挽越。别立祭田，以为先庙、先茔烝尝、忌日之需，三房以次递收，以供祀事。岁时节序，骨肉团乐，满堂宴笑，则分明而情不狎，恩浓而怨不生，先业庶乎可保，而诸子亦庶克树立。[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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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原提取“祭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敬宗睦族”的需要，以免因分家而导致“骨肉分携，情义日疏”。另一方面，在聚族而居的情况下，分家后的族人仍有各种必不可少的公共费用，客观上不可能完全切断经济联系。洪武二十一年，崇安县袁寿八为二子分家析产时，提取田租一百余石，“向后充为公党之用，仰武孙、铁孙二房轮交”。其中除了“将车碓米十八石买猪牲洒祭”之外，大多数田租用于“十年图头各役”[88]。明中叶以后，由于家族组织的社会功能日益扩大，族产的名目不断增加，进一步促进了财产关系的共有化。建阳县《重修黄文肃公族谱》的《凡例》记载：“祀产，先人所遗或自创置，或田或山，宜记载详明；更有某祖、某妣位下子孙捐出田地入祠充祀者，俱宜记载详明，不许侵渔典鬻。至于义田，以给子孙之贫不能婚葬者；又有役田，以佐门户里役之差徭；有学田，以资读书之灯油、脯脩、试费；各记载详明，毋滋后弊。”这些族产各有不同的来源和用途，但都属于家族成员的共有财产，因而必须在族谱中“记载详明”，以免引起族人之间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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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家之际提留族田，不仅是为了满足族人的各种公共需求，而且是地主阶级的一种保产保富措施。宋代以降，由于分家析产制的流行，私人地主经济的规模日益趋于零碎化，普遍陷入于周期性危机之中。邵武府的谚语云：“樵水荫樵城，人无三代富，人无三代贫。”[89]这一古老的谚语，反映了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也表明私人地主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极限。这是因为，私人地主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客观上要求不断扩大占地规模，才能满足家族成员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然而，在代代分家析产的条件下，每个家庭的占地规模不是日益扩大，而是日益缩小。就整个家族而言，即使每一代族人都能保守先业，最后仍不免没落之虞。建阳县《翁氏宗谱》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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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成公置有民田米十二顷八十余亩，遗与四子……各得三顷二十余亩；伯寿公生二子……各得田米一顷六十余亩；曾祖志渊公生三子……各承先业，得田米五十三亩，遗及吾父宗文公，继承其业，以耕读起家，置有民田五顷四十八亩。……舍香灯、拨奁田、赠义田……存田米四顷五十余亩，均分吾兄妳、玄及荣，各承其业。[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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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晚成遗存的一千余亩土地，历经三代人的分割继承，每个家庭只能得到五十余亩，这可以说是由富及贫的典型。自第五代以下，如果照样分割下去，不仅难于坐食租利，甚至连自耕农的地位都很难保住。导致翁氏私人地主经济日趋解体的直接原因，在于代代分家析产的影响，而不是由于受到其他冲击。在明清福建地区，像翁晚成这种占地达千亩以上的私人地主经济，规模已相当可观，但也只能经受三次分家的冲击；如果是其他中小地主家庭，就更是不堪一击了。翁晚成六世孙宗文，由于是一脉单传，不再经受分家析产的冲击，直接继承了祖辈的产业，勉强维持了小地主的地位。此后，又“以耕读起家”，重新开始了由贫及富的历程，置田达五百余亩。但好景不长，由于诸子再次分家析产，打断了财富积累的上升趋势，使私人地主经济的规模重新趋于萎缩。很明显，如果不是出现单传之类的特例，土地集中的速度很难超过分散的速度，这就必然导致私人地主经济的最终解体。因此，只有在分家时提留共有土地，限制土地分散的速度，才有可能长期维持坐食租利的生活方式。浦城县《后山蔡氏族谱》的《祭田引》，对提留族田的意图有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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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为子孙虑也远，故其为计也周。家产分析，虽数万金，传历再世，愈析愈微。惟厚积膳田，生为奉侍赡养，殁则垂作祭产，以供俎豆之需。或共理以孝享，或轮授以虔祀，绵延勿替，历久常存。不幸而后昆式微……余资犹资糊口。[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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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厚积膳田”，还是“垂作祭产”，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有一定数量的田产，使之“绵延勿替，历久常存”，这就是地主阶级深谋远虑的结果。道光年间，陈盛韶在建阳知县任上，对提留“轮祭租”的做法倍加赞赏。他在《问俗录》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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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士民皆有轮祭租。小宗派下或五六年轮收一次，大宗派下有五六十年始轮一次者。轮收之年，完额粮、修祠宇、春秋供祭品、分胙肉，余即为轮值者承收。其田永禁典卖，亦少有典卖涉讼者。本祭田之遗，济恒产之穷，上供祖宗血食之资，下为子孙救贫之术，其法尽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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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盛韶已敏锐地觉察到，“轮祭租”的作用在于“济恒产之穷”，因而可以补救私人地主经济之不足，不失为地主阶级的“救贫之术”。有些地主提留族田的目的，与其说是为子孙着想，还不如说是为自己打算。乾隆年间，崇安县地主袁绍武为亲子和养子分家时，在《分关序》中宣称：“但田苗微泊，责尔供膳似难为情，故自存苗箩，为生赡后祝之需。”[93]浦城县地主祖德耀提留族田的用意更为微妙，其《命礽祥二子更立祀田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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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六年，将所有家产均分为二，俾二子析筹自立。另抽田租一百石，今为膳养之资，后作祭祀之费。至三十三年，侧室刘氏又产一子，厥名曰袒，予遂将此项田租拨给袒为资身之本。……兹复命礽、祥各拨出己田十担五桶，以为我夫妇祀产。……另立祀户，以垂子孙，即袒长大成人，兄弟共同值祭。[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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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分人健在的情况下，提留膳田总是多多益善的，而这种膳田一般都会演变为祭田。因此，地主为了免于晚年受苦而有意多留膳田，是导致族田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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