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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浦城县《占氏族谱》卷二一，《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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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丁汝恭：《恤婺志略》卷三，《婺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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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丁汝恭：《恤婺志略》卷三，《婺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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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原件均存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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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原件均存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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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第六章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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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各章的具体分析，似可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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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互胶着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大家庭有利于维持多种经营的分工协作体系，具有一定的经济优势，因而被视为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理想模式。然而，由于分家析产制的盛行，大家庭的发展并不稳定。在代代分家析产的条件下，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长期演变趋势，必然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动态平衡。传统家庭结构的周期性裂变，破坏了家庭成员之间固有的分工协作关系，促使人们寻找更为持久和稳定的协作方式，这就势必导致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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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了缓和分家析产对于正常社会经济生活的冲击，民间往往采取分家不析产、分家不分户、分家不分祭等方式，对某些财产和公共事业实行共同继承，使分家后的族人仍可继续维持分工协作关系，从而也就实现了从大家庭向宗族组织的演变。经由分家而形成的宗族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继承式宗族，其主要功能在于确保传宗接代的顺利进行，族人的权利及义务取决于各自的继嗣关系。随着族人之间血缘关系的日益淡化和贫富分化的不断加深，继承式宗族必将趋于解体，并逐渐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所取代。依附式宗族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其主要功能在于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族人的权利及义务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合同式宗族是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其主要功能在于对某些公共事业实行合股经营，族人的权利及义务取决于各自的既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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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相对闭塞和稳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宗族组织的发展一般是先经由分家而形成继承式宗族，然后经由族人之间的两极分化和重新组合，逐渐形成依附式宗族或合同式宗族。在战乱之后或移民地区，宗族组织的发展也有可能经由相反的途径，即首先形成依附式宗族或合同式宗族，然后才逐渐形成继承式宗族。由于前者反映了宗族组织的内在发展趋势，因而可以视为正常途径；而后者受到了特殊环境的制约，因而可以视为非正常途径。但是，无论宗族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何种途径，最终都必将导致各种宗族组织的多元发展和多重组合，而这正是明清以来宗族组织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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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明清时期家族组织的发展，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刻变化。祭祖活动普及于民间、宗祧继承关系的多元化和拟制化，反映了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家族组织与基层政权相结合，里甲户籍的世袭化和里甲赋役的定额化，反映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族产的迅速发展及其权益分配的股份化，反映了财产关系的共有化。中国传统社会的上述演变趋势，在家族组织的发展进程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从而也就导致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面家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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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当指出，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家族组织并非唯一的社会组织，但却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明清时期各种超家族的社会组织，实际上都是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或者说是某些家族组织的联合形式。[1]其影响所及，“在上层士大夫之间则发展为朋党。其在下层民众之间，则逐步变成以均产为目标，合异姓为一家的会堂组织。在工商业者和农民之间，则发展为会馆、行会，以保护自己行业以及地方小集团的平均发展”[2]。这就表明，在明清时期的家族组织中，已经蕴含了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机制。正因为如此，有不少学者相信，家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石，规范和制约着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笔者认为，明清时期家族组织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传统亲属关系的藩篱，吸收了足以适应其他社会关系的组织原则，因而特别具有包容性和可塑性，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研究明清家族组织的目的，正是为了揭示这种“泛家族主义”的时代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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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3]。他所说的“人类本性”，是指人的社会性，亦即人们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应当注重社会关系的演变趋势，这是历史过程的本质特征。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曾经把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归结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及财产（利益）关系三种类型，并认为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从地缘关系向财产关系的演进。[4]摩尔根的这一观点，至今仍被奉为圭臬。然而，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的发展并未表现为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继替，而是表现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层层累积，往往很难揭示其阶段性特征。正如业师傅衣凌教授所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既早熟而又不成熟”的，各种社会形态可以同时并存，是一个充满弹性的“多元结构”[5]。明清时期的家族组织，可以说是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及利益关系之大成，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多元特征。因此，深入研究明清时期的家族组织，或将有助于阐明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发展机制。笔者愿以这一不成熟的习作，求教于海内外方家，以期抛砖引玉，共同推进中国社会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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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参见拙文：《试论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态与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4）；《清代台湾的合股经营》，载《台湾研究集刊》，1987（3）；《明清福建沿海农田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4）；《明清闽北乡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见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清代台湾乡族组织的共有经济》，载《台湾研究集刊》，1988（2）；《明以后闽北乡族土地的所有权形态》，见《平准学刊》第5辑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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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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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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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21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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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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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附录一 莆田平原的宗族与宗教[1]——历代碑铭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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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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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宗族与宗教历来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早期的学者论及中国的宗族与宗教组织，大多追溯至先秦时代，甚至认为这是“原始氏族制与村社制的遗存”，因而也是“亚细亚社会长期停滞”的主要标志。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民间宗族与宗教组织的发展，与唐宋以降的礼仪变革密切相关；由于各地的礼仪变革不可能同步进行，宗族与宗教组织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因此，考察唐以后宗族与宗教组织的发展，必须关注历代的礼仪变革过程，进行深入的区域比较研究。本文主要依据近年来收集的莆田历代碑铭[2]，探讨唐宋佛教、宋明理学与明清里社制度对民间宗族与宗教组织的影响，以期为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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