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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初莆田推行里社制度的具体情形，目前尚未发现较为翔实可靠的资料。不过，从后人的追述及现存的文物古迹看，明初莆田曾经普遍推行里社制度，而且各里也依法建立了社坛和厉坛。然而，明初规定的里社与乡厉祭祀仪式，似乎并未得到全面实行，而民间传统的宗教活动，也并未受到彻底禁止。弘治《兴化府志》在述及里社制度时，曾明确提出：“乡社礼久废，为政君子宜督民行之。”[50]而在述及每年上元节的“乡社祈年”习俗时，又有如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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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会首于月半前后，集众作祈年醮及舁社主绕境。鼓乐导前，张灯照路，无一家不到者。莆水南独方氏、徐氏、邱氏，筑坛为社，春秋致祭，不逐里社邀嬉，其礼可取。[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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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表明，当时除少数大姓之外，莆田民间已不再按官方规定举行里社祭礼，而是普遍恢复了原来的迎神赛会传统。同一时期编纂的《八闽通志》，对兴化府属的元宵“祈年”习俗也有类似记载：“自十三日起，至十七日，里民各合其闾社之人，为祈年醮。是夜，以鼓乐迎其土神，遍行境内，民家各设香案，候神至则奠酒菓、焚楮钱，拜送之。”[52]主持编纂《八闽通志》的莆田名儒黄仲昭认为，这种以迎神赛会为中心的“祈年”仪式，“亦古乡人傩之遗意”[53]。他在晚年乡居期间，曾吟诗曰：“春雨初过水满川，神祠箫鼓正祈年。我来亦欲随乡俗，急典春衣入社钱。”[54]他虽然深知迎神赛会不符合官方规定的里社祭礼，但还是采取入乡随俗的宽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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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由于莆田民间的神庙祭祀活动日益盛行，引起了少数士绅的不满，强烈要求地方官“毁淫祠”，重新推行“洪武礼制”。成化年间（1465—1487），彭韶在《与郡守岳公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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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中故蛮地，淫祠特多，虽豪杰之士时出，未之能革。所祀神，类不可晓。奸黠之魁，每月指神生日，敛钱祭之；时出祸福语，以惧村氓，妖言之兴，多由于此。此间有儒生林邦俊，酷怪淫祀，乞特委之，俾行四境，遇淫祀处，悉令除毁。就以所在庙宇，依洪武礼制，设立乡社、乡厉二坛，使乡老率其居民，以时荐祭，庶足以祀土谷之神，而不馁若敖氏之鬼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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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韶是天顺元年（1457）的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后丁忧乡居，此信是他应兴化知府岳正垂询“本土政俗”而写的。岳正于成化元年（1465）到任，五年离任。[56]乾隆《莆田县志》记载，岳正在任时“尝建涵江书院及孔子庙，又毁淫祠”[57]。可见，他的确采纳了彭韶“毁淫祠”的建议，但实际效果不明。到了正德年间（1506—1521），又有莆田知县雷应龙，在士绅阶层的支持下“力毁淫祠”[58]。据说，雷应龙在任六年，“毁非鬼之祠八百区，专祀文公、诸贤，以隆道化”[59]。不过，有些民间神庙通过改头换面，仍继续得以保存。如当时涵江龙津社改为“忠烈祠”，圣妃宫改为“寿泽书院”，显然都是为了规避“毁淫祠”[60]。又如，涵江新有社据说存有文天祥题写的匾额，“知县雷应龙毁淫祠时，见公笔迹，委员重修”[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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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后，莆田民间的神庙祭祀活动逐渐复兴，而官方也不再发起“毁淫祠”运动。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后期的莆田士绅，积极参与民间神庙的修建活动，而且大多是以“社”的名义修建神庙的。例如，嘉靖初年以“议礼忤旨”致仕还乡的兵部侍郎郑岳，在主持兴修水利和桥梁之余，“乃又即佛刹旧址，为屋四楹，以祀土、谷二神，旁祀他神，前辟为门，后栖巫祝，且聚土植木，而社又成”[62]。这种以神庙和社坛相结合的形式，兼顾了神庙仪式传统和里社制度的要求，逐渐成为莆田民间神庙的基本模式。此后不久，同样是以“议礼忤旨”而削职还乡的监察御史朱淛，也参加了本乡重修“义齐东社”的活动。这一里社据说“重建于洪武二十四年”，而到嘉靖时“老屋撑支，弗称祀典”，实际上也是一座神庙。[63]与此同时，当地的其他古庙也陆续修复。朱淛在《桥西神宇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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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西神宇，初名“圣堂”，与里社相向。华藻静洁，塑捏鬼物，诡怪离奇，皆胡元旧俗。……余少时读书其中，故甚记之，向后风雨摧败。至正德间，知县蒙化雷侯应龙毁折淫祠，尽去土偶，其趾崩坏，沦为深渊，沙堤大观于此独缺。余与给舍张君八峰谋之，假合众力，重修屋宇。……尚有水云宫观，废为瓦砾丘墟久矣，因循失于恢复。事出于人情之所乐，谈笑而成；财捐于众力之有余，咄嗟可办。兹寻旧址，爰拓新规。……经始于丁未四月朔，至秋告成，董其役者则某某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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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丁未”纪年即嘉靖二十六年（1547），离雷应龙“毁淫祠”不到30年。由此可见，在正德年间“毁淫祠”之后不久，莆田民间的神庙系统已经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不仅如此，明中叶以后修建的“里社”，一般也都与神庙相结合，而且也都设有神像，具有社、庙合一的特点。万历十六年（1588），曾任工科给事中的方万有在《重建孝义里社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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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义里社，故在玉井街孝义坊之东，国初参军林公用率里人创建者，后被武夫侵毁。正德庚戌，其六世孙都事公有恒、都宪公有守，购地于其东葵山巷中徙建焉，以是里人至今称林氏为檀越主云。社位癸向东，中堂祀土谷、圣王诸神，东偏一室为仙姑坛。嘉靖壬戌，毁于兵燹。寇退，都事子别驾仰成倡众修葺，时诎力乏，暂以栖神耳。余岁时伏谒，心窃不安，欲议改建，而未之逮也。岁丁亥不雨，众祷于神。……是秋九月，有邻儿游社中，见圣侯像恍然竦而立者三，告之人，弗之信。翌日巳候，怪风一阵声隆隆，而像辄倾出龛外，几卧地。众咸惊愕，奔告于予。……乃介文学卓先生中立为主盟，高君文、彭君思鹏募众，各捐金有差，而缙绅士多乐捐助。……会兹仲月上戊，太尹高公□仞、参政彭公文质、运判林公应腾、宪□陈公祖尧，率诸里隽举祈谷礼，读誓诫，济济彬彬。[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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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孝义里社的历次重建过程，都是由士绅阶层主持的，而且都是以神庙建筑为中心的。这说明，明后期莆田的里社祭祀活动，已经与民间神庙系统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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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莆田的里社大多已演变为神庙，明初规定的里社祭礼也难得一见，但里社体制并未解体，而是在神庙系统中得到了延续。乾隆《莆田县志》记载：“里社坛，本以祀土谷之神，今皆建屋，杂祀他神。惟连江上余、待贤里前黄仍坛。东厢龙坡、兴泰、英惠、通应，左厢长寿，延寿里黄巷太平，六社虽建屋，尚立土谷神主，春秋集社众祭毕，读诰律、誓约，然后会饮，犹有古之遗风。”又云：“各里乡厉坛，洪武间奉例建置者，今俱废。”[66]这就是说，明初建立的“里社坛”和“多厉坛”，到清代已经废弃，而依据洪武礼制举行的社祭仪式，在全县也只有6例。不过，根据我们近年来的实地调查，莆田平原的大多数神庙中都设有“尊主明王”和“后土夫人”的神像，每年也都要举行“社公”和“社妈”的生日庆典。这说明，在神庙中奉祀“土谷之神”仍是普遍现象，里社祭祀仪式已经转化为神庙祭典。[67]笔者认为，明以后莆田民间的神庙，实际上同时具有祭社与祭厉的功能，因而也就完全替代了“里社坛”和“乡厉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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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的里社附属于里甲组织，受到了地方行政体制的制约，总数可能相当有限。由于明代莆田的“里”与“甲”之间还有“图”一级单位，每图为一百户，相当于一般的“里”，可能当时每图各设一里社。根据弘治《兴化府志》的记载，明初莆田平原共有130图，因而最多可设130社。[68]明中叶以后，由于里甲组织趋于解体，里社祭祀组织也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在原有的里社中，逐渐分出了新社，而原来不设里社的地区，也开始自立为社。[69]嘉庆十八年（1813），城郊东阳乡绅陈弼赉在《重建濠浦里社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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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祭法》：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置社，今里社也。……此我濠浦里社所由昉欤？考社之建置，咸谓自明嘉靖始。赉为童子时，闻故老论其轶事甚详，而知神之捍灾御患惠我乡人者，非一世之积。则谓当日之得请于朝而隆以徽号者，由中丞少淇公之力，理或然耳。说者又谓社之兴也，自少淇公归田后，卜地于淇之西，爰与西洙吴氏率徐桥、西施、沟西等境，捐地鸠金，佽工庀材，合众人之力以成。盖当时人心淳厚，强弱不形，以八家同井之风，成比户可封之俗。公欲比而同之，而一时同社诸君子亦靡然乐从。[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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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濠浦里社始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缺乏合法性依据，因而陈弼赉试图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从《礼记·祭法》论及乃祖“请于朝而隆以徽号”。其实，这种自立新社之举，在明代后期已是普遍现象，并不需要有特殊理由。当地另有“西漳濠浦社”，也是明代后期创立的，其前身原是古庙，自万历年间（1573—1619）重修后始号称为社。[71]不仅如此，在莆田城内也有“濠浦社”，据说是由清代迁居城内的陈氏族人创立的。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行的《莆田浮山东阳陈氏族谱》规定：“福首，每年元宵社事，须到城东阳收领社金，以存祖社之意。”[72]这里的所谓“祖社”，自然是相对于城内的“分社”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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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社区矛盾的不断激化，莆田平原出现了“分社”的风潮，逐渐形成了新的神庙系统和里社祭祀组织。例如，黄石江东村的《祁氏族谱》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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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闻春祈秋报，古有常规；祀稷享农，久垂巨典；此立社所以遵古制也。福德东社自建社以来，盖亦有年矣。……逆料于道光十九年己亥秋祭，有蚁聚揉板之辈，顿生鼠牙雀角之争，人心不古，社事沦亡。我姓目击心伤，未甘顿坏前功。爰是道光二十年庚子岁，合族鸠丁，重兴福德东社，不没前人之矩镬，鼎兴新立之规条。[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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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东社即江东浦口宫，据说始建于宋代，明万历四年（1576）重建，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乾隆二十一年（1756）、嘉庆十六年（1811）曾多次重修。[74]在道光十九年（1839）以前，浦口宫的祭祀组织由当地各大姓共同组成，此后则分为若干不同的“社”。据调查，目前浦口宫系统共有11社，如祁氏有福德东社，江姓有福德中社，刘姓有福德西社，郑姓有东里家社，吴姓有永兴中社、永兴后社、盛兴义社，陈姓有永兴前社、永兴义社；另有新安寿社、东春上社等，由当地的各小姓联合组成。这些以家族为基础的里社祭祀组织，显然都是道光以后陆续形成的，因而也反映了当地里社组织的分化与重组过程。不过，目前这些里社组织除分别举办社祭活动之外，每年还轮流承办“江公真人”“张公圣君”等地方神的诞辰庆典和巡境仪式，共同组成了以浦口宫为中心的仪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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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地区，“分社”的过程也表现为“分庙”的过程。如江口的沟上七境，最早的“祖社”是前面村的嘉兴社，后演变为嘉兴殿、广仁庙，又从嘉兴社中分出新兴社和集福社，而新兴社系统中分出了后枯村的威显庙、李厝村的威显殿、新墩村的福惠堂、田中央村的永福堂，集福社系统中分出了陈墩村的广惠宫、游墩村的极乐堂、下墩村的灵显庙。这些后来分出的村庙，一般都直接沿用了原来的社名，因而一社多庙的现象极为普遍。如新墩村的福惠堂于嘉庆十年（1805）从后枯村的新兴社分出后，也号称新兴社。[75]此外，还有一些较迟建立的村庙，则只有庙名而无社名，如新店村的隆佑堂、蔗车村的威显堂、后埕埔村的金山宫。在沟上七境中，凡属既有社又有庙的村落，一般每年都要举行绕境巡游仪式，因而也是相对独立的一“境”；而凡属有庙无社的村落，则不具有“境”的资格，必须参加外村的绕境巡游仪式。[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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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平原较为古老的里社和神庙，一般都经历过“分社”或“分庙”的过程，因而形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仪式组织和神庙系统，当地民间通称“七境”。在我们近年的调查过程中，已发现100多个“七境”集团，目前仍在继续调查和分析之中。大致说来，这些“七境”集团的基本特点，就是通过各种不同层次的祭祀仪式，联结当地的若干宗族或村落，组成相对稳定的社区组织。因此，可以把“七境”集团视为超宗族和超村落的仪式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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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由于里社制度与地方神庙系统的有机结合，导致了地方行政体制的“仪式化”。在莆田平原，只有参加里社祭祀组织，才有可能获得合法的社会地位；只有主持里社祭祀仪式，才有可能控制地方权力体系。因此，明清时期里社祭祀组织的发展，集中地反映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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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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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民间的传统社会组织，主要是宗族与宗教组织。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宗族与宗教组织的表现形式与社会作用不尽相同。大致说来，唐宋时期是佛教的全盛时期，世家大族往往依附于佛教寺院；元明之际，祠堂逐渐脱离寺院系统，宗族组织获得相对独立的发展；明中叶以后，里社与神庙系统直接结合，促成了各种超宗族的社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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