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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主要研究闽台地区的民间信仰与社区组织。福建历史上的民间信仰，主要是地方神崇拜，但其中又包含儒教、道教、佛教等的因素，与国家意识形态也有密切的关系，是相当庞杂的文化系统。1992年，我和美国学者丁荷生合作，写了一篇关于闽台道教与民间诸神崇拜的论文，后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发表。当时主要利用《道藏》资料，分析道教与地方神相结合的不同形式及过程。我们发现，福建历史上只有两三个地方神进入了《道藏》，被纳入官方正统的道教体系。福州地区的徐真君，有很多经典和科仪书被收入《道藏》，据说他在永乐时期很有名，曾为皇帝做过很大贡献，在南京也建有道观，福建则建有他的祖庙。后来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妈祖，也有一篇经文被编入《道藏》。闽台地区的其他地方神，从未进入正统的道教体系，但却有许多模仿《道藏》的道教经典和科仪书，这反映了道教对地方神崇拜的深刻影响。后来，我又对闽南的地方神保生大帝作过历史考察，探讨这一民间信仰的道教化与政治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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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民间的传统社区组织，主要是以神庙为中心的祭祀组织。我和丁荷生教授合作，对莆田平原的神庙系统和仪式组织作了长期的田野调查。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民间的仪式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儒教、道教、佛教对民间信仰有何影响？神庙祭典如何反映政治体制与社区关系？等等。我们已经把1000多个村庄的调查资料转化为数据库，可以在电子地图上展示这些数据。我们希望，通过对民间信仰与仪式组织的系统分析，可以揭示区域社会文化的内在发展逻辑。我们已经发表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探讨了神庙祭祀组织与社区历史的关系，目前正在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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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信仰研究中，我发现地方神庙大多是由明代的里社演变而来的。明初对民间宗教的控制非常严格，不许老百姓迎神赛会，禁止祭拜地方神，只能在每里设立一座社坛、一座厉坛，定期举行祭拜活动。“社”是土地神，“厉”是孤魂野鬼。社坛与厉坛都不能盖房子，也不能塑像，只是建一个土坛，上面放一块石头或插一根木头。在里甲中，每年拜两次社坛，即春社和秋社，分别在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戊日；拜三次厉坛，即二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当时的里社祭祀组织，是由同一里甲的110户人家组成一个会，大家轮流办会，在祭拜仪式中还要读誓言，表示彼此之间要团结一致，互相帮忙、遵纪守法等。通过做这些仪式，来联络感情、维持社会秩序。从一些留下的记录来看，它是一种很有约束力的组织。不过，从宣德到成化、弘治年间，很多地方的里甲解体了，原来同一个里社的人纷纷跑掉，于是“社”也就难以维持了，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明中叶里社制度的演变趋势，主要是与传统的地方神崇拜相结合，重新恢复迎神赛会活动。老百姓以重建里社的名义，为地方神建庙塑像，使里社与神庙合而为一。与此同时，里社组织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社会”是轮流坐庄，里社成员相对平等，后来变成有董事会，有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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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后的里社组织，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由里甲编户组成的，可以说是“编户型”的里社组织；第二种是不管是否里甲编户，只要住在同一地域的人都可以参加，可以说是“社区型”的里社组织；第三种是自由结社，即通过自愿入股组成的，可以说是“结社型”的里社组织。在古代汉语中，“社”与“会”原来是分开用的，有时候说“社”，有时候说“会”，很少将“社”“会”连在一起用。“社”“会”连成一个词，是在引入西方概念之后的事。至于“社区”，也是外来的概念，即英语中的community，原意是指共同体。当时把共同体译为社区，就是因为“社”是一个认同标志，同社之人自然也就形成共同体。在福建和台湾，地方神庙一般都有严密的仪式组织，人们可以通过仪式确认自己在社区中的地位。不仅如此，很多地方神庙实际上也是社区权力中心，民间的很多问题包括打官司都到庙里去解决，政府要办事情也要找庙头去商量。因此，神庙系统体现了国家权力与社区组织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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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主要做地方行政与公共事务的研究，但我的目的在于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内在联系。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很少，国家政权只是象征性地存在，没有直接控制基层社会，而社会秩序却能够长期保持稳定，这是很特别的政治体制，我们需要了解其中的秘密。最近我发表了几篇文章，考察明清地方财政和地方政府职能的演变。我认为，明中叶的“一条鞭法”改革，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转型。“一条鞭法”基本上是一套地方财政的预算制度，同时也是对地方政府职能的约束机制。在此之前，由于地方政府可以不受财政预算的限制，可以随意征用民力，因此也就可以广泛干预各种地方事务。在此之后，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项目都有明确的规定，地方官自然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更为严重的是，明后期为了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不断裁减和挪用地方政府的财政经费，这就使地方官连最起码的行政职能也难以承担。因此，明后期的各级地方政府，总是尽可能转嫁财政负担，把各种地方公共事务逐渐移交给地方精英或民间组织。清初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又对地方财政经费进行大幅度裁减。到康熙年间，福建地方财政的规模已缩小一半以上，其中最严重的是裁减了各种政府雇员的“工食银”。例如，原来各级衙门都有额定的文书、衙役、听差、跟班等公务人员，康熙时期大量压缩编制，各级官员只好自己出钱聘请行政助手，这就是清代特别盛行的幕僚和胥吏。由于地方财政经费奇缺，地方官无论如何廉洁奉公，实际上也是难以有所作为的。然而，明清时期的国家政权，毕竟都维持了二百多年，可以说是长治久安的，其秘密何在？我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或者说是“国家内在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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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我们应该对明清时代的国家政权作出新的解释。以前一般认为，明清时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时期。我认为，就官僚政治体制而言，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而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却未必尽然。从基层社会看，明中叶到清后期的国家政权，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那么，明清时期的国家政权，究竟是如何维持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究竟是如何维持国家认同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深入开展民俗研究。简而言之，这就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这就是从民俗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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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收入《潮声：厦门大学人文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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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作者论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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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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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经济发展简史》（参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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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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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与丁荷生合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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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Line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Ming and Qing Fujian，Hawai’i University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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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三册七卷，与丁荷生合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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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与陈春声合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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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培田》（与张侃合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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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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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Volume One：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Return of the Goasnttp，by Kenneth Dean，Zhenman Zheng，Brill Academic Pub，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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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Volume Two：A Survey of Village Temples and Ritual Activities，by Kenneth Dean，Zhenman Zheng，Brill Academic Pub，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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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历史文献论丛：碑铭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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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漳州府分册》（四册九卷，与丁荷生合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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