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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字种类来看,七星岩摩崖石刻以汉文字为主,还有少量藏文和西班牙文。汉文字的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一应俱全,其中以楷书最多,行书次之,还有两幅崖刻画。石刻大者丈余,小者半寸。不少书法名家的佳作都荟萃在一起,构成了南方独特的书法艺术宝库。唐朝李邕的楷书,宋朝郭祥正的行书,明朝吴桂芳的篆书、朱完的篆隶,清朝洪颐煊的篆书,黎简、陈恭尹的隶书,耆英的草书等等,都是这座宝库中的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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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文体多样,计有诗、词、歌、赋、对联和题记等六种,其中以诗为体裁的石刻数量最多,共有252则,接近石刻总数的一半。在这252则诗文石刻中,有208则集中分布在石室岩内外,诗文的年代自中唐至清末,前后连绵1100余年。因此,石室岩的诗文石刻又有“千年诗廊”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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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内容来看,石刻直接或间接记载了历史事件、人物行踪、历代官职、政府禁令、寺庙修建、宗教信仰、景区建设、自然灾害、内外战争等情况,是一幅反映当地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水文等内容的历史长卷,为研究肇庆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异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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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如此庞大的摩崖石刻群为什么会出现在端州的七星岩呢?它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据史籍记载,自古以来,端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地处西江中游,控扼两广咽喉,顺流东下可直达广州,逆流西上经广西往南可至云、贵,往北可由灵渠入湘水至湖南,并进而入中原,历来是岭南与中原及西南地区联系的交通孔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正因如此,端州历来都是县、郡、州、府的治所,在明清时期还一度成为两广总督府的驻地,成为广东、广西两省的政治、军事中心,前后长达180余年。此外,端州自晋代以来就是我国传统“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的著名产地,出产的端砚闻名天下,被尊为中国四大名砚之首,被历代朝廷列为贡品,更被文人墨客视为珍宝。端州因端砚而驰名天下,在同类古城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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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城市历史和驰名天下的特产及由此带来的高知名度,使得端州成为一块人气非常旺盛的风水宝地。一年四季,过往端州的官宦士子、文人墨客、百工商贾、和尚道士、游民兵卒等各色人等可谓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这些人每有闲暇,大凡都会到端州古城北郊风景秀丽的七星岩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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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岩的历史也颇为悠久,早在1600年前的晋代就有文字记载,想必当时已成为端州一个颇为有名的景点,是文人雅士游玩咏叹的好去处。然而,在七星岩摩崖石刻群中,并未发现有晋代的石刻,盛唐以前的石刻也没有被发现,这似乎说明在盛唐以前,人们到此游览之际,未曾留下题刻。在时代明确的石刻中,年代最久远的石刻是唐开元十五年(727)著名文人兼书法家李邕在石室洞口留下的《端州石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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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邕(677—747),字泰和,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才华横溢,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因晚年做过北海(今山东益都)太守,人称“李北海”。他以书法、文章、碑刻闻名于世,被誉为“北海三绝”。或许正是因为他才能冠绝一时,李邕不免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性格桀骜不驯,言辞锋芒毕露。这使得他在朝廷为官期间,屡屡得罪权贵,数度遭到贬谪。唐开元十三年(725),时任陈州刺使的李邕因触怒权臣张说,被打入死牢,差点命丧黄泉。得救后,他被贬到偏远的岭南道钦州遵化县做县尉。他上任后不久,邕州(今广西南宁)、泷州(今广东罗定)和广州相继出现了反唐武装。为了平定岭南的反叛势力,唐玄宗派宦官杨思勖前去镇压,李邕则以遵化县尉的身份受其指挥。在平乱过程中,李邕屡立战功,被再次起用,升任澧州(今湖南澧县)司马。唐开元十五年(727)正月,李邕从钦州北上,前往澧州赴任,途经端州,以喜悦的心情游览了七星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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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游至石室岩水洞时,顿时被这里人间仙境般的山水奇观所吸引,他触景生情,思绪泉涌,一口气用径寸的楷书题写了380余字的《端州石室记》。这是一篇文笔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细腻地描绘了石室洞里的奇异景观,并借景抒情,表达作者积极有为的政治情怀。李邕题写完《端州石室记》后,意犹未尽,觉得应该用简单的两个字来形容他对这里的感受。于是,他又挥毫写下了四尺大的“景福”二字,意即此处乃“天下美景,人间福地”也。不久,这篇《端州石室记》和“景福”二字就按原来的字体和尺寸被镌刻在石室洞口之外的岩壁上。这就成了七星岩摩崖石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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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石室记》石刻整体高1.07米,宽0.79米,正文连同标题、落款共18行386个字,落款时间是“开元十五年正月廿五日”。石刻全文以一寸大小的正楷字写成,书法体方而笔圆,力劲而气舒,疏朗峻拔,纵横开阖,结构严谨,风采动人,完美体 现了被誉为“书中仙手”的李邕的书法风格。《端州石室记》石刻中间左侧有一个马蹄形的痕印,因此被人们称为“马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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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邕的“马蹄碑”(陈桂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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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邕题书的石刻非常珍稀,存留至今的仅有三块:湖南长沙的“麓山寺碑”、陕西蒲城的“李思训碑”和此处的“马蹄碑”。其中,“马蹄碑”又是李邕用楷体题书、流传至今的唯一一块石刻杰作,因此成了七星岩摩崖石刻群中价值最高的石刻,被人们视为七星岩的“镇岩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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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风化及人为破坏等原因,《端州石室记》石刻上的字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清朝初年已有五个字模糊难辨,至清代末年能够清晰辨认的字有319个,如今能够清晰可辨者仅存264个字。为了保护这块珍贵的文物,民国二十七年(1938),广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磊夫捐建护碑亭,为《端州石室记》石刻遮风挡雨。1962年,人民政府拨款增建瓦顶,对碑亭进行了维修,并在碑亭上挂了一块“李北海碑亭”的匾额。后来,为防止人们抚摸石刻,以免手汗的酸性对字面的腐蚀,又在石刻前面加建水泥柱和铁栏栅防护。现在,游客只能近观而不能触摸了,而这才是观赏文物应有的文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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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邕题刻“马蹄碑”的近百年之后,七星岩又迎来了唐朝另一位大诗人李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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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绅(722—846),江苏无锡人,进士出身,官至宰相,而以善诗闻名于世。李绅幼年丧父,由母亲教养成人。青年时目睹农民终日劳作而不得温饱,以同情和愤慨的心情,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因此被誉为“悯农诗人”。李绅27岁时中了进士,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唐代,李绅算是少年得志了。他与白居易等人交往甚密,共同提倡新乐府诗,发起了新乐府运动,在文坛上名声大噪。因文才出众,他不久就被唐穆宗召为翰林学士,与大才子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相处甚欢,时人称之为“三俊”。后来元稹、李德裕先后做了宰相,李绅的官位也步步高升,曾担任过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朝廷要职,并成为“牛李党争”中李党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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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庆四年(824),李党失势,李绅又得罪了权宦李逢吉,被李逢吉罗织成死罪,幸亏有翰林学士韦处厚舍身论救,才免于一死,被放逐到岭南道的端州做司马。当时州一级的长官叫刺史,司马是其副手,也是个闲职。由户部侍郎贬为偏远的端州司马,李绅的心情当然是相当的郁闷。他在端州无事可做,只得寄情于山水之间。唐宝历元年(825)的一天,李绅领着一家老小来到七星岩游玩,以排遣心中的不快。秀美的自然风光很快将他内心的愤懑之情驱散,使他忘记了复杂的政治争斗而陶醉在湖光山色之间,享受天伦之乐。在这种短暂欢愉的心境之下,李绅挥毫在石室洞内的东壁上写下了五行共30个字的题名,简要记录了一家人畅游七星岩的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石室洞内的西壁之上,有同时担任端州司马的王化清的一则题刻,时间也是宝历元年。端州二司马的石刻,竟成了七星岩石室洞内最早的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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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绅在端州仅待了约一年时间。就在他畅游七星岩后不久,他因罪状得到昭雪,升任江州刺史,离开了端州。此后,他仕途顺畅,步步高升,历任浙东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最后入京做了四年宰相,被封为赵国公。李绅题刻在七星岩石室洞内的简短文字,似乎既是他陷入人生低谷时的见证,又是他仕途开始飞黄腾达之前的瑞兆。看到李绅的题刻,想起李绅的命运,不禁让人感叹宦海之沉浮、世事之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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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元时期,南方的经济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并逐渐超过北方。地处岭南的端州也得到较好的开发,到这里做官的人已不像唐代那样,十之八九是贬官谪宦,而来到端州的鸿儒名宦也日益增多。官宦文人游览七星岩之后,效仿李邕、李绅在石壁上留下题刻,似乎成为一种风气。人文的兴盛,风气的浸染,使得七星岩摩崖石刻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期,石刻的数量增加了93则,是唐代的20多倍。其中,不少题刻出自名人之手。被称为“包青天”的著名清官包拯、宋朝程朱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南宋状元兼著名词人黄公度、元末民族英雄文天祥之弟文璧等,都曾在七星岩的岩壁之上留下了佳作,为摩崖石刻群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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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康定元年(1040),时任天长县知县的包拯因政绩突出,升为殿中丞,被派到端州担任知州。前任知州趁朝廷征收贡砚之机,向砚工多征收十倍的砚台,以之敛财或赠送权贵,砚工饱受侵压,敢怒而不敢言。包拯上任伊始,就将这项苛政公开废除,令官府以后征收砚台,仅足贡数而止,不得多征一方。砚工如释重负。在三年任内,包拯修星岩书院以广学校,建嵩台驿站改善交通,教民凿井以便饮水,建丰济粮仓以备饥荒,开渠筑塘以兴水利,可谓善政累累,造福一方。包拯因此深受百姓爱戴,因其政绩不凡,三年任满又被升为监察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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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任赴京之际,在端砚产地做了三年长官的包拯竟然“不持一砚归”,甚至有砚工出于感激之情,赠送他一方端砚,也被他严词婉拒。包拯到京城开封上任之后,他在端州“不持一砚归”的美谈就传遍了全国。包拯的清廉形象由此闻名天下。就在离开端州之前不久,他曾陪同提点刑狱(相当于现在的省政法委书记)周湛等人到七星岩游历,并在石室洞内壁之上亲笔留下了一则石刻,以记其事。石刻字体清癯,朴实无华,体现了包拯清廉俭朴的高贵品格。这成为端州现存的唯一一处包拯的真迹,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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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拯离开端州26年后,七星岩又迎来了一位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北宋熙宁二年(1069)三月,时任广东转运判官的周敦颐在军事推官谭允和高要县尉曾绪的陪同下,来到七星岩游玩,并在石室洞洞内东壁上题下11个字作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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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湖南道州人,北宋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程朱理学的开山鼻祖,因晚年曾在江西庐山的莲花峰下创办濂溪书院,又被称为“濂溪先生”。他曾写下理学名著《通书》和《太极图说》,以及被人千古传诵的著名散文《爱莲说》。不过,周敦颐游七星岩之时,人们只知道他精于政事,善于断案,而极少有人能认识到他的理学思想的价值。他的理学开山鼻祖的崇高地位,是在他死后,经过他的得意门生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推崇之后才获得的。若是他当时就获得了这样崇高的学术地位,七星岩石刻群里想必会留下他更多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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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正月,肇庆府通判黄公度造访七星岩后,在周敦颐题刻旁写下了一首描写七星岩和龙岩洞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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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何时落斗星,化为巨石罗翠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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