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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包公形象的演变看做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千百年来，人民为什么要如此创造包公的形象。换句话说，包公形象是“层累”地造成的，有其深刻的原因。包拯身上固有的品质是人民塑造清官和为民申冤的判官的基础。其次，公案文学本身的魅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凡负冤含屈讼狱平反之事，与老百姓本身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事最亲切，故最易于流播。因此，公案文学是把包拯塑造成“青天”之神的重要媒介。最后，包公形象塑造与包公祭祀相得益彰，进一步增强了包公的神性。包拯去世后，合肥、肇庆、开封首先建立了包公祠，其他包公曾经履迹所到之处（如沧州、祥符）也祭祀包公。馨香俎豆之间，人们逐渐把包公当作神灵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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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为适应廉政建设的需要，把包公祠扩建为广东省廉政教育基地，这一举措将会使“孝肃之风”在这片包公曾经做过三年知州的山山水水之间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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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所代表的清官文化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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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把法制建设与官员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结合起来。抑制赃官墨吏，整饬吏治，是政治和法律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夏商以来的历代王朝，均都为此殚精竭虑，制定出了越来越详尽、越来越严厉的法律禁令。但是，事实却是禁而不止，贪赃枉法之风愈演愈烈。这表明仅仅依靠法制是不够的。而包拯能成为清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个人品质高尚，有执政为民的胸怀，忧国忧民，把一己之私利放在一边。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能为民众鞠躬尽瘁。清官包拯启示我们，政治清明，官德培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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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防微杜渐，拒腐蚀，廉洁自好。包拯从未做官时，就注意拒绝诱惑；做官之后，更是不受民财，保持简朴的生活，以身作则。正己之后方能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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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为人民办实事、解疑难的执政能力。一个糊涂官，一个不实事求是、没有科学头脑的官员，给人民带来的一定是灾难，而不是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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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历史上的一个清官，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象征。只要有社会不平存在，就会有特权霸道和贪赃枉法的事发生。这种情况下，在人民心目中，包公就会站在公正的社会法律一边，站在受欺受压的民众一边，排除权贵和金钱的干扰，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如此这般，包公的形象当然会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礼拜。所以，从本质上看，对包公的崇拜，实际上是对社会公正的崇拜，是对正义的崇拜，是对政治清明的崇拜，是对廉洁奉公的崇拜，是对不畏权贵、不通关节、执法如山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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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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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风物 [:170666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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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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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鉴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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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风物 一郡伟观披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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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高鹤鸣，塑造了伟岸的端州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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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宦游人登楼远眺，览胜景入怀，一腔乡愁了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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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云楼位于端州区人民中路以西的宋城墙上。由于楼之高峻，若披云雾，故名“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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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云楼始建于北宋政和三年（1113），此后经过多次的修葺、重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明清时期的披云楼，人文之雅，景物之美，最为时人称羡。明朝崇祯初，知府陆鏊就曾说：“端州，一郡之胜，郡治为最；郡治，一署之胜，披云楼为最。”那时，披云楼是端州城为数不多的制高点，崧台书院（即阅江楼）镇东关，宝月台镇北关，可览星岩诸盛景，但地形所限，难现穹窿巨观。唯有披云楼缘城墙而建，其势突兀，壮于中央，四面八窗旁启，万象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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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披云楼是20世纪80年代在原来的遗址上重建的，仿照江西滕王阁、湖北黄鹤楼和山西飞云楼而设计，极尽壮丽，但面对周遭平地而起的栋栋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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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可擎星辰而临风雨的披云楼早已变成了“小个子”，目光所及不过里许。尽管如此，登临披云楼，漫步古城墙，能让人回到历史的场景中去，体会古人登楼远眺时的诗情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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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云楼倚城而建，并非直接建在城墙上，而是建在一个十数丈高的山冈上。山冈左右为城墙所夹，上面坦然如砥，正好建楼。从宋朝政和年间知州郑敦义初建披云楼，到以后的多次重建，地点一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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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成化以前的披云楼到底什么样，文献记载极少。成化以后的披云楼，其规制、景致就比较详细了。成化重建披云楼，乃知府黄瑜所为。楼高二丈五尺，深二丈，广四丈。黄瑜还下令拓宽披云楼四周空地，遍植榕树、红棉、花草，放养白鹤，“披云鹤唳”渐成胜景。清朝以后，肇庆知府也曾拨给专款，喂养鹤群，故晚清时还能听到“鹤唳”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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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楼一角枕孤城，倚槛时闻鹤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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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远同鸿鹄举，九霄高和凤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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