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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先贤，古已有之。先贤按地域分，有名宦、乡贤之别。一般地说，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非其地人但在其地做官而惠泽于民者，谓之名宦。因而，同是包公祠，同是祭祀包拯，肇庆包公祠属于名宦祠，合肥包公祠则属于乡贤祠。因为包拯是合肥人，曾在肇庆做官三年。《宋史·包拯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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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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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二十九岁中进士，但因父母年老，他以建昌路远，辞职不就任。朝廷以和州与合肥相邻，派他去和州监税，他的父母不愿离家去和州，包拯毅然辞官归养。按照宋代的规定，官员可以辞官在家侍养父母，待他们去世后，守丧三年，然后再赴朝为官。包拯因此“十年无宦”，大约到1037年，料理完父母后事的包拯才正式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到扬州天长县（现属安徽省）做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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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三年天长知县之后，包拯来到岭南，出任端州知州，史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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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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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清廉自守，痛革宿弊，不再加征端砚，离任“不持一砚归”的高风亮节更是千古传诵。此外，据《肇庆府志》记载，包公在端州看到百姓用水依赖江水，生活不便，便凿井七处，散布城中，后人称之为“包公井”。包拯重视民生，振兴教育，建米仓、星岩书院等，皆班班可考。端州之任，是包拯为官地方的一个缩影。他曾有诗明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包拯在端州三年，很好地践行了自己的为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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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为官“清”、“直”，惠泽端州，赢得了端州的人心。明代人在重建包公祠的碑记中说，对于老百姓，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官吏之贪，政治不清，“惟直可以塞奸邪之路，惟清可以澄贪浊之源”。而包拯治理端州，重民生，减赋税，清风直道，浩然天地间，百姓能不尸祝俎豆、建祠祭拜吗？这正符合《祭法》所谓“法施于民则祀之”的祭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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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一生真正做官的时间为26年，岗位换了20多次，做过端州等地方官，也做过监察御史等“台谏”官，还有开封府尹、户部官，最后是枢密副使。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包拯不改本色，一以“清”、“直”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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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曾三度任台谏官，作为朝廷的言官，包拯敢于上书言事，不畏权臣，刚直不阿。他自己愿做唐朝魏徵式的“忠直无隐之臣”，同时上书宋仁宗，希望皇帝成为像唐太宗那样的“英明好谏之主”。包拯曾抄写了三篇魏徵的奏疏，请仁宗“置之座右，以为龟鉴”。事实上，仁宗恭俭仁恕，虚怀纳谏，容受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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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皇帝临御天下四十年，自有其圣神明智之贤，善容正人，延谠议，使其谋行忠入，有补于国，卒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肃包公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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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与包拯之间君臣相得，颇有“君圣臣直”的意思。包拯因此能行直道，敢于言事，其激烈果敢，虽皇亲国戚，无所畏惧。《曲洧旧闻》记载的一则轶事，颇能体现包拯敢于直言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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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成，仁宗宠妃张氏。张尧佐乃温成的伯父，仁宗的伯丈人，“国丈”也。包拯数次弹劾张尧佐，言语剀切，不给皇上留面子。包公说，张尧佐是凡庸之人，“徒缘私宠，骤阶显列”。批评仁宗任用张尧佐“上违天意，下拂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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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包公之“清”。后世把包拯看做中国古代清官的代表，但这一“清”字含义丰富，可以指清心。俗话说“清心寡欲”。“清廉”和“正直”，它的根基在于“治心”，必须时刻保持“心”的“清”。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欲”的“寡”，才能克制欲望，超越欲望。进而，才能真正做到“清廉”和“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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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指清廉，洁身自好，不受民财。包拯一生都在对贪污受贿行为斗争，他说：“廉者，民之表；贪者，民之贼。”提倡严惩贪渎。其“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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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指明察、公正。清官一定是有能力的，无私无党的，能够惩恶扬善，还以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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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一生清心、直道，足迹所至，关心民瘼，为民做主；打击权贵，为民申冤；鞠躬尽瘁，为民办实事。因此，各地的百姓把包拯视为青天大老爷，包拯死后，许多地方为他建祠立庙，端州包公祠仅为众多祭祀包公的祠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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俎豆馨香之中，人们希冀表达两层意思，一是怀念包公，祭拜之时，聊表敬仰之思。一是把包公作为为官行政者的楷模，使为官者肃然兴其仰止之思，勃然笃其思齐之志，人人争做包公式的清官，播清风而秉直道，则社会、百姓有赖焉。从这个角度看，包公祠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激励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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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去世，“忠谠之士，哭之尽哀；京师吏民，莫不伤感，叹息之声，闻于衢路”。不仅如此，宋元明清以来，人们不断发掘包公身上的优秀品质，加以渲染、传播。主要通过戏剧、小说及瓦舍勾栏的说唱艺术进行艺术创造，用许多幻想和夸张的故事情节把包公“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清廉正直、料事如神、为民申冤、严惩贪官、不畏权贵”等高贵品质具体化、形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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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包公本来是白脸，逐渐被戏剧化成黑漆漆、油亮亮的黑脸。这不是丑化包拯，而是把包拯塑造成铁面无私，寄托了老百姓的一份愿望：让“黑脸”来摧折权贵，靠“青天”来为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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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史籍记载包拯断案，着墨很少。《宋史·包拯传》只有“割牛舌”一案：“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但后世以“公案文学”面目出现的《百家公案》、《龙图公案》里却有150多个包公断案的案件。至少到元代，民间流传的包公则是一位公正、精察、神明的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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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为代表的公案小说集里，包公的位置已经发生了由边缘到中心的地位转变。明代在塑造包公破案的精察时，也把他由人逐渐上升到神。与宋元神化的包公相比，明代的包公神通广大，已不仅仅是一个“日断阳、夜断阴”的判官，上至玉帝，下到阎罗，各路神仙无不为包公提供便利，包拯有点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到处可请到神仙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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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石玉昆借鉴包公民间故事创作出古典名著《三侠五义》，前二十七回以包公故事为主。包公麾下四大门柱张龙、赵虎、王朝、马汉的由来，公孙策的出世由来，包大人三口铜铡的由来，展昭辅佐包大人的由来等等，都是《三侠五义》创造出的故事情节。在《三侠五义》中，包公的地位比以前有所上升，神力也更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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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后世对包公的塑造也把一些原本不属于包公的事嫁接到他身上。例如，包公为嫂子抚养成人，固有“嫂娘”之说（实际上是他的儿子包绶由他的长媳养大）。一些故事完全是杜撰，如仁宗认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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