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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与“盘瓠”虽然是一字之差，反映的文化内涵却有很大差异。即如上述, 盘古为汉族崇拜的自然神, 而盘瓠为瑶、苗等族崇拜的祖先神。两者不可混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但共处于同一个地域的民族和文化, 总是经常、大量和不间断地进行各种文化交流、整合,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局面。盘古文化和盘瓠文化在岭南历史上即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以致后来两者在许多方面, 难以区分。此外，“盘古”、“盘瓠”古音相同，以至于两者为人们相互混用。道光《广东通志·杂录》曰：“两广峒蛮相传为盘瓠之后，或讹为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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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说，将军山“盘古祖殿”应当为“盘瓠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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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崇拜蕴含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对祖先的崇拜即是对人自身价值的认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强化。世代相传的盘瓠神话，表达了瑶民对盘王的感恩与崇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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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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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风物 督府驻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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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开府地，岭表南来第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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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成就了端州的璀璨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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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星岩风景区内水月宫正门前一棵大榕树下的黑色铁栅栏里，端坐着一对高大威猛、身姿矫健的石狮子。这对石狮一雄一雌，身长体阔，各蹲踞于底座之上，昂首挺胸，傲视前方，让人看了顿生威严之感。石狮通体呈铜绿色，连底座高约200厘米，长约160厘米，是用整块的红砂岩巨石雕刻而成的。石狮雕刻精细，毛发清晰可见，形态十分传神，尽管经历了450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双狮嘴部和前脚已有风化剥蚀的迹象，却依然栩栩如生，神态如故，真不愧是明代石刻艺术之精品。难怪海内外游客每行至此，无不驻足围观，在一番惊叹之后，还要争相与之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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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对石狮并不是水月宫的守护神。因为狮头与水月宫的正门之间还隔着一条近五米宽的过道，更为重要的是水月宫正门两侧已有一对守门小石狮。那么，这对大石狮从何而来？为什么被安置在这里？它们经历的沧桑岁月里又隐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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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尘封的历史，我们发现这对大石狮还真不简单，因为它们牵扯出了端州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往事——督府驻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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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府，指的是存在于明清时期的两广总督府，自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至清乾隆十一年（1746）的182年间，基本设于肇庆府城（今端州区城中路肇庆市政府）内。两广总督是管辖广东、广西两省行政、军事、司法等事务的最高长官，其办公衙门称为总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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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大石狮正是肇庆两广总督府正门前的守门石狮，雕刻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距今整整450个春秋，1965年才被移至七星岩水月宫旁。昔日豪华而威严的两广总督府衙早已被历史长河中的风浪打得灰飞烟灭，而这对饱经沧桑的大石狮却有幸保存至今，成为两广总督府兴衰存亡的唯一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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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府长期设在端州，是端州的一件历史盛事，对端州的历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下面，就让我们借用这对大石狮的眼睛，去探寻“督府驻端州”这段至今仍令端州人倍感自豪的辉煌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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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府的驻地最初并不在端州，而是在端州以西300多公里的广西梧州。明景泰年间，广西浔州、梧州一带的瑶民作乱，侵及邻省广东。广西总兵（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和广东总兵因缺乏统一指挥而相互推诿，镇压不力。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于谦大怒，将二总兵撤换，命朝中重臣王翱以左都御史的身份前往广西总督两广军务，统领两广军队，专门负责平乱。此为两广总督设立之始。当时，两广总督并不常设，也无固定驻地。至明成化年间，韩雍平定大藤峡瑶乱之后，朝廷命其担任两广总督兼巡抚，并在广西梧州创建总督府，以便坐镇梧州，抚治两广。这样，两广总督成为定制，而梧州则成为总督府的固定驻地。这也标志着明清时期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官制——总督制度——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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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府设在广西梧州大概持续了95年。明嘉靖四十三年，新上任不久的两广总督吴桂芳就把总督府从梧州迁到了广东肇庆。吴桂芳为什么要把总督府从梧州迁往肇庆呢？对此，万历《肇庆府志》、雍正《广东通志》等史籍的记载较为简单。我们综合《明实录》等其他史籍，发现这里面的原因颇为复杂，涉及两广军事形势的变化、肇庆的历史地理优势甚至吴桂芳的个人情愫等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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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府之所以最初设在梧州，主要因当时两广军事防务的重点是在瑶乱频发的广西，朝廷的当务之急是要镇压广西境内的瑶族、壮族人民的反抗，防止浔州、梧州二府的反叛势力进入广东的雷（州）、廉（州）、高（州）、肇（庆）地区。梧州地处广西境内，虽与广东相邻，然而离广东的省会广州有千里之遥，距粤东的潮州、惠州二府更远达两千余里。两广总督处理广西的事务非常方便，但对于广东的事务只能遥制。所以，韩雍在开府梧州之后，又在肇庆设立两广总督的行台，后来广州亦有总督行台之设，以便于总督往来巡视，控制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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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嘉靖中期以来，两广的防务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广西的瑶乱经成化以来的大规模征剿声势日弱，而广东境内(特别是粤北、粤东及琼州府)的瑶乱、黎乱、山贼、海寇等此起彼伏，日益猖獗，两广总督的防务重点逐渐转移到了广东。尤其是嘉靖后期，浙闽沿海一带的倭寇在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打击下纷纷逃向粤东潮、惠二府。这些倭寇动辄数万人，往往与当地的山贼、海盗相互勾结。他们攻占县城，烧毁民宅，杀戮官民，抢夺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气焰十分嚣张。广东的防务形势更加严峻，成为两广总督的燃眉之急。当时的两广总督张臬就是因为没能处理好粤东的防务问题而被劾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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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臬被劾罢官后，朝廷任命吴桂芳为两广总督。由于军情紧急，吴桂芳抵任后在梧州仅待了20天，便率属官沿西江顺流东下，经肇庆、广州前往潮、惠二府指挥讨倭平贼的战事。在讨倭平贼的过程中，吴桂芳深刻地体会到，总督府远在广西梧州，与当前两广军事防务广东重于广西的形势不相协调。于是，吴桂芳决定把总督府东移至广东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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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桂芳之所以把肇庆作为两广总督的新驻地，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肇庆“襟五岭，带三江，绾两粤咽喉，为东南扼要之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当时两广防务的新形势要求两广总督将防务的重点放在广东，但同时要兼顾广西。肇庆在广东西部，地处西江中游，顺流而下可直抵省会广州，逆流而上可直达广西梧州，正好符合两广防务新形势的要求。其二，总督府在移驻肇庆之前，肇庆一直是两广总督府的行台所在，两广总督常在夏季移驻肇庆行台办公，名为避暑，实为坐镇肇庆，以加强对广东的控制。因此，肇庆作为两广总督的驻地有着良好的历史及政治基础。此外，吴桂芳早年曾以广东参政身份分守岭西道，常驻肇庆，期间为当地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尤其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深受肇庆官民拥戴。吴桂芳任两广总督后重回端州时，全城百姓一听到消息，无不兴高采烈，载歌载舞，出城外数十里相迎。可见吴桂芳受端州民众爱戴的程度之深。曾在肇庆为官，对肇庆既熟悉又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这对于吴桂芳决定将总督府迁到肇庆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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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崇祯《肇庆府志》记载，两广总督府位于肇庆府城东门内，原为元代廉访司旧址。明洪武初改为按察分司，后改为岭南道，弘治中改为察院，嘉靖十五年（1536）改为抚按行台，于行台西旧府学空地建燕室，外建三司厅、把总厅及赏功所，是为总督行台衙署。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吴桂芳把总督府迁到肇庆之时，正处广东军情吃紧之际，无力大兴土木，修建一座像梧州总府那样雄伟壮观的总督衙门，而是因陋就简，在原有总督行台衙署基础上，改建正堂五间、穿廊一间、后堂五间，左右各建耳房，堂西衙二列各五间。同时请石匠雕刻了前面提到的那对石狮，置于府衙正门两侧。总督府的规制较为简陋，远比不上梧州的旧总督府。如此简陋的府衙显然与作为镇守两广的总督地位是不相称的。当时吴桂芳也意识到，如此规制“非所以重军旅、肃夷夏之具瞻也”，想等平定广东的倭寇、山贼之后进行重建。然而，当两年后海盗、山寇初定，吴桂芳正提议扩修总督府之际，朝廷一纸调令，将他调往南京，担任兵部侍郎。吴桂芳随即离粤北上赴任，扩建总督府的计划就此搁置。好在吴桂芳的继任者们终将其未竟之业逐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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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末万历初，两广总督李迁、凌云翼相继在总督府衙里新建了谷阴亭、广益堂、大观楼、读书楼、仪门等建筑及坐营司、赏功所、中军厅、医药局等场所。明万历八年（1580），总督刘尧诲又大规模重建总督府衙。新的总督府“堂寑、门庭、廊庑、轩墀之属，高耸深，弘敞壮丽，巍然为一方巨制……俨然与苍梧旧镇角立而峙”。至此，肇庆总督府衙亦巍然壮观，足与梧州旧总督府相媲美，与总督的地位亦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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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十七年（1644），明王朝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继而清军入主中原。但远在帝国南部边陲的两广总督并未随之而亡，而是依附南明政权续存了八年，且成为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政权的支柱力量。清顺治三年（1646），明桂王朱由榔正是在两广总督丁魁楚等人的拥立下，在肇庆的丽谯楼登基称帝，建立永历政权的。端州因此一度成为永历政权的首府。在永历政权控制肇庆的数年间，两广总督成为抵抗清军的重要力量，时常提兵在外。然而，永历小朝廷因内部争权夺利而日趋腐朽，而南下的清军日益增多，很快，广州、肇庆等地相继落入清军之手，两广总督杜永和逃往琼州（今海南岛）。清顺治九年（1652），清军攻克琼州，杜永和降清。至此，明代两广总督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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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承明制，也设立两广总督作为统治两广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清初，两广总督曾两次短暂分置为广东总督和广西总督，总督府的驻地也曾迁往梧州和广州，但合并后均迁回肇庆。至清乾隆十一年（1746），两广总督策楞将总督府从肇庆迁往广州，才结束了总督府常驻肇庆的历史。肇庆又降格为总督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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