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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央去后甘棠荫，先惜行时宝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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秾泽哀鸿栖遍野，稜威封豕殪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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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梧新涨流偏急，特为元公泻泪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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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高要百姓在府城内建生祠以祀王泮，高明县百姓也在本地建生祠以怀王泮。高要百姓为使祭祀长久，设祀田，每年收租七十石；有鱼塘二口，铺面二所。所有收入用来经营生祠，以供祭祀。由于措施得力，生祠香火不绝，管理修缮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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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故栾布往而社作，狄公去而祠兴，几椽生祠就是一座不朽的纪念堂。因为，那是百姓心甘情愿、感恩戴德而建的，那是建在百姓心中的，还有什么丰碑伟碣能比人心更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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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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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风物 [:170666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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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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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世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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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风物 消失的仙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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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睿智渊博的异域客，把世界带给了中国，中国也成了他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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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崇禧塔旁有一块碑，上书“仙花寺遗址”。碑很朴素，风雨侵蚀之下显得有些斑驳。近年来，这么一块不起眼的石碑却引来无数的游人，他们从五湖四海而来，为的是凭吊一位曾在此地生活六年的深目高鼻的异域客，他的名字叫利玛窦（Matteo Ricci）。仙花寺就是利玛窦在端州城建立的天主教堂，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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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是意大利的耶稣会士。耶稣会属于基督新教的一个团体，其最主要的任务是教育与传教。耶稣会规定，每个成员都必须通过不少于十四年的系统训练——不仅学习神学，还要选学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因此，耶稣会士自称为“知识阶层”。利玛窦作为耶稣会的优秀成员，他的博学使他能够开创一种独特的“知识传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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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加入耶稣会后，对前辈沙勿略在远东传教的英雄般的事迹十分敬佩，进而产生向往之情，梦想有一天也能像沙勿略一样，远涉重洋，布教于神秘的东方世界。1577年，利玛窦得到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他被获准赴远东传教。第二年，他从里斯本出发，和其他14名耶稣会士一起乘船前往印度。在印度和交趾传教四年之后，利玛窦跟随另两名传教士范礼安、罗明坚，从印度前往澳门，并计划由澳门前往中国内地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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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比沙勿略要幸运得多，当年沙勿略辗转到达中国广东的上川岛，策划到中国传教，遗憾的是，他患上传染病，病死在上川岛上。而利玛窦一年之后就实现了到中国内地传教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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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陈瑞是第一个打破不准夷人长时间居留内地这一定例的官员。1583年初，或是出于对罗明坚中文水平的欣赏（前几次传教士都是因为中文不行而没有留在广州），或是因为一块当时罕见的西洋钟表，陈瑞批准了罗明坚居留肇庆的申请。此外，还同意利玛窦神父前来与他们一同居住。然而，不到三个月，陈瑞因贿赂和贪污罪名被弹劾，由于担心寓居肇庆的外国人会给他带来麻烦，他只好请传教士们离开。陈瑞允许传教士到广州去，他颁给西洋教士一份公文，指示广州海道批给他们一处住宅和一块修建教堂的地皮。几经周折之后，这份原任总督的文件引起了新任总督郭应聘的注意。郭应聘对西洋人充满警惕和防范，不过顾及这是上任总督留下的文件和其他一些原因，他最终同意传教士留在肇庆，并且由肇庆知府负责处理相关事务。1583年9月，罗明坚等传教士会见肇庆知府王泮。王泮询问了他们的身份和意图。罗明坚称他们是宗教人士，因慕名中华，不远万里而来，希望能允许他们修建一栋小屋和一座教堂。中华一向禁止夷人居留内地，但对慕名而来接受向化的外国人却另有对待。传教士正是利用这一点，为他们居留中国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诸如王泮之类对西洋教士友好的官员也以此为由准许他们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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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等人与王泮第一次接触，就非常佩服王泮的才华，王泮也对利玛窦们的博学和风度十分欣赏，并表示愿意为他们提供保护。利玛窦向王泮说明来意：“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请求在肇庆有“一块小小的空地，建造一栋小屋作为住所，以及一所敬神的小教堂，以便在那里度过余生”。王泮请示两广总督郭应聘后，批准了其请求，准予在崇禧塔左侧修建住所兼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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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庆祝这个特别建筑的落成，王泮题写了“仙花寺”、“西来净土”两块匾额送给利玛窦。利玛窦按中国的方式，将这两块匾额分别高悬于大门和大厅之上。后来，这座建筑就被称为仙花寺。仙花是中国人对圣母的别称，寺是中国佛教徒聚集的场所。显然，王泮想当然地以为利玛窦们是从西方来的僧侣，其住所当然就是寺庙了。然而，利玛窦们并非佛教徒，而是天主教徒，听起来像寺庙的仙花寺也并非寺庙，而是教堂，而且是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堂。不过，为方便传教，利玛窦同意将天主教堂称作“仙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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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千方百计进入并留居中国，无疑是想向中国人传播“福音”。但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首先赋予自己某种身份，以便在中国社会中获得一个适当的位置。而比附已在中国流行的某种宗教，是尽快得到中国人认可的一条捷径。当时中国流行两大宗教，道教起源于本土，道士也都是中国人，传教士难以比附。而佛教是从天竺传入的，历史上不断有包括天竺在内的外国僧人来华，中国人很容易接纳他们。所以，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人初到中国，身着僧服，自称为僧，穿僧服，刮须剪发，他们以为中国社会里的本土教士为佛教和尚，为了顺应人情，便装作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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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的这种自我身份定位，确实有助于他们获得入居内地的机会。当罗明坚提出到内地传教的要求时，两广总督陈瑞“以为西士弃俗修道，绝色不婚，是与沙门释子无异，命居肇庆府东天宁寺中”。在肇庆定居下来后，传教士曾试图让中国官员明白，他们与佛教僧侣是有区别的，但中国官员对此不很理解。当传教士请求修建一处住所和小教堂时，肇庆知府王泮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们是要建立一座寺庙，这在中国是极平常的事情，所以爽快地予以批准。传教士对王泮解释说，自己不是偶像崇拜者，敬奉的神明只有天主，这使王泮感到迷惑不解，他对随员说：“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先建造一寺庙， 然后，他们愿意放什么神，就放什么神。”无论当地官员还是百姓，都把这些剪发秃首的西方人当作僧侣看待，称之为“西僧”或“番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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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以西僧的身份，获得在中国内地居住和传教的机会。但这种身份定位，也给他们开展宗教活动造成一定障碍。因为天主教的仪式与教义，与佛教有着重大差别，如果他们不加掩饰地开展宗教活动，很容易让当地人发现他们的怪异之处。为了避免“一个新的宗教在中华民族中引起嫌疑”，他们遂采取迂回的策略，在公开的场合里，从来不谈宗教。当然他们也未忘记自己的宗教使命，在大厅中前方设一祭台，祭台上方，悬挂圣母抱耶稣画像，试图借此引发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兴趣。果然有很多人前来参观，“有官员，有学者，有百姓，也有崇拜偶像的人，无论什么人，进得厅来，都向圣母像致礼，先鞠躬，后叩头。都是毕恭毕敬，充满着宗教情绪”。但这种宗教情绪，未必是源于天主教的，绘制得栩栩如生的圣母像，当然会对中国人产生吸引力，但在他们心目中，圣母无非是与妈祖、观音类似的女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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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在肇庆居住的六年间，发展了80多名信徒。从传教而言，成就并不算大。但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却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利玛窦为达到立足传教的目的，他不断向肇庆人介绍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展示中国人从未见过的西洋新鲜器物，以此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获得结交中国人的机会，为他论证基督教教义、引人入教创造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利玛窦的仙花寺俨然成了他向中国人传播西方文明的阵地，而肇庆则因此成为中国内地首先接触西方近代科学和文明的地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享有众多的“中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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