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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而且所属海域是通往东洋和南洋的海上交通要道，因此历来是海盗非常活跃的地方。加强海防，抗击海盗也就成了福建最高当局最为重要的政务之一。熊文灿升任福建巡抚后，很快就和海盗打起了交道。在和他打交道的海盗中，影响最大、最为著名的就是郑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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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1604—1661），字飞黄，小名一官，福建南安县人。他生而姿容秀丽，长而状貌奇伟，气宇轩昂，膂力过人，好弄拳棒，胆略超群，智勇双全，且颇有文才，于音律歌舞无所不解。难怪后来日本美女田川松第一眼见到郑芝龙时，就为之倾倒，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郑芝龙在十五六岁时，因家庭生计艰难，带着弟弟芝虎、芝豹前往广东香山县投靠在澳门从事海外贸易的母舅黄程，做他的帮手。当时的澳门是中外贸易中心，各国商贾云集，货积如山。在这里，郑芝龙学会了经商，在与葡萄牙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又学会了葡萄牙语，甚至受其影响还加入了天主教，取教名为“尼古拉·一官”。黄程见郑芝龙很能干，就派他送一批商货东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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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善于交际的郑芝龙很快就结识了几位日本政要和寓居日本的著名华商李旦和颜思齐。李旦和颜思齐都是福建人，与郑芝龙有同乡之谊。他们见郑芝龙年纪轻轻，却有勇有谋，胆识非凡，于是对其赏识有加。郑芝龙对二位前辈也十分敬重，像对待自己父亲一样侍奉他们。李旦死后，郑芝龙就继承了他的海商事业。不久，郑芝龙又随颜思齐离开日本，率众回国，在台湾开辟海上活动基地，从事海上亦商亦盗活动。明天启五年（1625），颜思齐病逝，郑芝龙被众人推举为新的首领。郑芝龙随即着手组建严密的军事化组织，分设先锋、左军、中军、冲钎、游哨、监督等名号，督造战舰，招兵买马，扩大船队。不久后，郑氏的船队就成为东南海面势力最强的武装集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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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以台湾为基地，不断攻掠沿海各地。明天启六年（1626），郑芝龙率领舰队先后攻击福建漳浦镇、金门岛和中左千户所，大败都督俞咨皋（即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率领的朝廷水师，全闽震动。俞咨皋兵败被免职入狱，郑芝龙却因此“威名震于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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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不同于一般的海盗，他秉承“盗亦有道”的原则，从不滥杀无辜，甚至对战败的官兵也不追杀。他要求部众不许掳掠妇女、焚毁房室，不许打劫穷人，对于富民只令其“报水”（指拿出钱财助饷），也不滥杀。甚至郑芝龙还打出了“劫富济贫”的旗号，慷慨接济贫苦百姓。在贫民眼中，郑芝龙不是海盗，而是靠山。因此，大批无衣无食的贫民如流水一般，纷纷投奔到郑芝龙的队伍里。郑芝龙的势力因此日益膨胀，不久就发展到“大船千艘，拥众十万”的规模。郑氏势力大张，朝廷为之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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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即位后，全国的军事形势进一步恶化：北方的满洲势力步步进逼，辽东战局连连失利；西北及中原的农民起义大有燎原之势；东南沿海的海盗及荷兰、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的侵袭日益加剧。其中，满洲势力和农民军对明王朝政权的危害最大，被视为心腹之患。为集中力量对付心腹之患，新皇帝决定将东南海疆的“清剿”政策改为“招抚”政策，命令兵部和福建巡抚熊文灿对势力发展最快的郑芝龙集团进行招抚，以较小的代价拉拢郑芝龙，进而借助他的势力来稳定东南海疆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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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势力的膨胀也引起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他海盗集团的不安，他们开始找机会削弱郑芝龙的势力。郑芝龙知道接受招抚不仅可以避免与朝廷对抗，而且可以获得政治权力，在与西方殖民势力及其他海盗集团的争斗中能取得优势，这将更加有利于他的海上事业。其实，郑芝龙早就有意归顺朝廷以获取政治优势。他在攻打中左千户所之前与官军的交战中，曾生擒金门游击卢毓英，随即放回，要他转告都督俞咨皋，他愿意归顺，“为朝廷效死力”，保卫东南海疆，但遭到俞咨皋的拒绝。卢毓英则被俞咨皋视为郑芝龙的奸细，被打入大牢。郑芝龙求抚不成，大为恼火，于是率众攻占中左千户所，重创俞咨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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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文灿任福建巡抚后，正在为海疆之事发愁。得到新皇帝改“剿灭”为“招抚”的诏令后，熊文灿转忧为喜，立即从大牢中放出卢毓英，派他出海与郑芝龙联系。郑芝龙见到卢毓英后，知道朝廷是诚心招抚，于是欣然接受，并表示要抗击夷寇，剿平诸盗，为国效力。熊文灿闻讯，心中大喜，立即奏请朝廷，授郑芝龙为海防游击，发给官服印信。这样，郑芝龙由海盗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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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受抚之后，开始打着朝廷的旗号，借助朝廷的政治势力，打击、吞并海上其他海盗集团，继续壮大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郑芝龙作为海商海盗的本质并未改变，他仍然与日本及南洋各国进行广泛的贸易，仍然对海上过往的其他商船抽收保护费，并因之积累了巨额财富。熊文灿和朝廷当然知道，郑芝龙受抚的真正目的并非“为国效力”，而是要壮大自己的力量，借朝廷之力使自己成为海上霸主。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之下，只要郑芝龙不反朝廷，通过扶植他成为海上霸主，来稳定东南海疆的局势，也符合朝廷的根本利益。因此，熊文灿对于郑芝龙仍然经商、收保护费都从不过问，对郑芝龙打击其他海盗集团及驱逐西方殖民者，则给予坚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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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廷和熊文灿的支持下，郑芝龙在几年时间里先后剿灭了李魁奇、杨禄（亦称杨六）、杨策（亦称杨七）、钟斌等势力较大的几股海盗集团，将其船只、财富和部众收归己有。与此同时，郑芝龙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的较量中也屡屡获胜。明崇祯六年（1633），郑芝龙率领的船队在福建金门海战中重创荷兰人的舰队，取得了东洋和南洋的制海权。从此，各国商船往来，只要向郑氏交纳保护费，获得郑氏令旗，就能通行无阻。保护费“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郑氏因此富可敌国。郑芝龙的通商范围也遍及东洋、南洋各国，掌控的兵力达到二十万之众，大小战舰三千余艘。士兵之中，不仅有汉人，还有大量日本人、朝鲜人和非洲黑人。郑芝龙成了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福建巡抚熊文灿则因成功招抚郑芝龙，并借助他的力量剿平了数个海盗集团，击退了荷兰殖民者的侵略，使得福建海警渐息，而屡受朝廷表彰，不断加薪晋级。可见，熊文灿和郑芝龙在福建的合作既愉快，又富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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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五年（1632）二月，熊文灿因功升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成为广东、广西两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当时，两广总督府的驻地在广东的肇庆府。熊文灿赴任后，平时都坐镇肇庆，控驭两省，原本很少有机会和远在福建的郑芝龙再度合作。然而，刘香的出现，竟又促成了熊、郑的二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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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又称“刘香佬”、“香佬”，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人（一说其为广东新安县博寮岛，即今香港南丫岛人），长得五短身材，但精明能干，为人豪爽，水性极好，作战骁勇无比。他曾经是郑芝龙的拜把兄弟，是郑芝龙海盗集团中的骨干成员。刘香因公开反对归顺明王朝而与郑芝龙彻底决裂，带领部众脱离郑氏集团，自立山头，离开福建，到粤东沿海继续从事海盗活动。他不断招兵买马，吸收亡命，势力逐渐扩张，拥有大小战船一百余只，部众数千人，横行于碣石、南澳一带。刘香趁郑芝龙剿杀其他海盗集团和荷兰殖民者之机，不断吸收逃散的海盗，并勾结荷兰殖民者，以此壮大自己的实力。当其他海盗集团一一被郑芝龙削平之时，刘香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成为被郑芝龙最后消灭的一个海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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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六七年间，刘香出动海船千艘，部众数万，在闽、广沿海一带攻掠州县，所过焚掠殆尽，百姓肝脑涂地，朝廷为之震惊。崇祯皇帝责令熊文灿剿除刘香。熊文灿因广东水师力量不足，又想用招抚的方法对付刘香。刘香假装同意，熊文灿于是派广东参政洪云蒸、海道副使康承祖、海防参将夏之本、张一杰等人前往刘香的战船上宣谕朝廷威德。结果，刘香反水，将这些官员全部扣留。因招抚失败，熊文灿不仅被皇帝严词责骂，还受到降级处分，并要求戴罪自效。熊文灿为此惶恐不已，若不能擒斩刘香，必有性命之忧。擒斩刘香，非郑芝龙不可。于是，熊文灿想起了昔日的盟友，立即向朝廷请求闽、广水师联合对付刘香，并特别要求调郑芝龙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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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熊文灿奏请朝廷升郑芝龙为广东副总兵，驻守广州，同时将两广军门暂时移驻广州，调拨大量物资，命郑芝龙在广州制造巨型战舰。这种战舰桅杆高达十余丈，配备的火炮重达三千余斤，炮弹可打六七里远，水师的战斗力大为增强。熊文灿和福建巡抚邹维琏商订好会剿方略后，于明崇祯八年（1635）四月初一令郑芝龙与福建水师联合南下，攻击刘香。初八日，当郑芝龙航海至广东海丰县的田尾洋时，与刘香的舰队遭遇，一场惨烈的海战终于爆发了。据史料记载，当时郑芝龙有战舰二百余艘，刘香大小战船一百五十余艘，兵力万余人。近四百艘战舰鏖战在粤东洋面，场景何等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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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海道徐应秋详细描述了这次海战的惨烈场面：郑芝龙亲自登上船楼，激励部将，奋勇拼杀。官兵认定刘香的中军之船，“首冲、副冲、次冲一齐蜂集，或奋身跳船，或当先纵火，或前船已与俱焚而缠斗，或自兵已被砍伤而狠击愈力。香贼见烈焰四起，飞走路绝……舱中放火自焚。纷火相逼，熕铳亦飞，天海为绛，贼始大败不支”。这次海战在明代历史上称为“田尾洋大捷”，战役以刘香海盗集团的覆灭告终，但郑芝龙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这次海战中，一直与郑芝龙出生入死的两位胞弟郑芝虎和郑芝鹄双双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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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被剿灭后，总督熊文灿兴奋不已，崇祯皇帝也由怒转喜，不仅撤销了之前对熊文灿的处分，给其升俸加级，还钦赏白银、彩币诸物。熊文灿随即向皇帝奏明郑芝龙的血战之功，朝廷遂升郑芝龙为广东总兵官，并追赠阵亡的郑芝虎为镇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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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郑芝龙在向熊文灿讲述这场惊心动魄的海战时说：“刘香覆灭，既为我军壮士浴血奋战所致，然亦天意使然。当日激战之时，我仿佛见一菩萨现形空中，随后东北风起，我军将士乘风而击，敌舰逆风不利，遂致大败，终为我军所灭。”熊文灿大惊，说道：“将军所见菩萨，莫非即是元女摩利支天菩萨？昔蚩尤为暴之时，黄帝仰天而叹，天遣元女下授黄帝兵符，又命天女止蚩尤风雨。黄帝终将蚩尤制服。尝闻古圣人用兵，皆以神女为助。我等剿灭香贼，不期亦阴受其助。元女于我等，功亦大矣！受其洪恩而不思报答，岂君子哉？我必有所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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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既灭，海波不兴，闽粤沿海，从此太平。熊文灿也将两广军门移回肇庆。闲暇之日，熊文灿来到七星岩游玩，心里仍想着如何报答摩利支天菩萨的恩德。当他行至石室岩南麓的那片开阔平地上时，看见一座矮小败落的旧建筑居中而立，名曰“水月宫”。他兴奋地想道：“传闻七星岩是北斗七星落地所遗，元女乃北斗七星之母，何不将水月宫重修一番，用来供奉元女，让其母子团聚，以报答前恩？”于是，熊文灿筹集到十多万两白银，请来能工巧匠，大兴土木，在这片背山面湖的空地之上重新修建起一座极其壮丽的宫殿，又铸造了三尊大铜像，一尊为摩利支天菩萨，另两尊为二位天女，供奉在大殿中央。之后，熊文灿又命人铸造了一尊自己的铜像，放置在宫殿之旁。或许他是想将自己永久地置于摩利支天菩萨的庇佑之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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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十年（1637）四月十五日，宫殿落成，仍沿用“水月宫”之名。熊文灿邀请两广文武大员前来参加落成大典。身为广东总兵的郑芝龙看到雄伟的宫殿和似曾相识的摩利支天铜像，兴奋不已，直赞熊文灿是个真君子。颇具文才的郑芝龙在高兴之余，还为水月宫写下了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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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缘开府抵嵩台，奇石清泉洒绿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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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玉山头迎佛相，恍疑身已在蓬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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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岩突兀五丁开，直把星辰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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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粟庄严真色相，肯惭能赋大夫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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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这首诗被刻在了石室洞洞内璇玑台前左石壁之上，落款为：“崇祯十年又四月望日，温陵郑芝龙游七星岩题。”此片石刻，至今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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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月宫刚落成不久，熊文灿就升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六省军务，受朝廷重托前往中原镇压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然而，此去凶多吉少。三年之后，因招抚张献忠失败，熊文灿被崇祯皇帝处斩。熊文灿死后四年，明王朝也在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冲击下走向覆灭，随后清军入关，抢占了李自成的胜利果实，成了中国的新主人。在朝代更替之际，郑芝龙为了保全自己，投降了清朝，但最后还是死在了清军的屠刀之下。由此看来，摩利支天菩萨的庇佑也并非无所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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