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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朱印船制度是在德川幕府时代的1602年确立，就是持有渡航许可证的船。出海贸易的船只必须经政府核准，核准的状上会写上航行目的地及批准日期，右上角盖有幕府将军的红色官印，称为朱印状，持有朱印状的船称为朱印船。朱印船曾往来东南亚、台湾、马尼拉之间，到了1635年，德川幕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废止朱印状制度，也停止朱印船出海航行。（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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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抵达台湾后将近一年，带着寻找黄金的大梦，从马尼拉派出了一艘补给船，来到传说中产黄金的“多罗满”（今花莲立雾溪口附近），补给船上的人几乎都为先住民所杀，西班牙驻基隆的长官于是下令停止寻找黄金。但在不幸事件发生5年后的1632年，还是有个不肯放弃的西班牙人阿葵拉（Domingo Aquilar）跑到花莲立雾溪淘金，他说：“金沙是一小颗一小颗从河里洗出来的，暴风雨过后，就可以在下游找到比较大的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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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西班牙道明会神父为了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多争取一些士兵和物资，以方便他们在台湾传教，在所写关于台湾的报告中，也将台湾东部描述成富藏“黄金”与“白银”的地方，并强调花莲的金矿具有勘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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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西班牙总督对台湾的黄金显然兴趣不高，加上西班牙人经营基隆不得法，经济上无法自给自足，战略上也侦察不到日本人与荷兰人对菲律宾所采取的动向，又遇到本国境内经济萧条，只好拱手将占领地让给荷兰人，1642年退回到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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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来到台湾，除了做生意之外，还有传教的目的。德国牧师康第纽斯（Georgius Candindius）在荷兰人统治台湾三年后，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随船来到台湾，住在先住民部落新港社（今台南新市），传教16个月后，号称有120人愿意听他讲道。当时他为了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争取奥援[2]，写了一篇《福尔摩沙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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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中描述台湾先住民友善、有自信、脾气好、愿意给陌生人食物和饮水。他更提到先住民的生活中隐含某种形式的“民主”体制，和希腊罗马“每个人都独立思考提案”的传统颇为类似，先住民之间相互辩论的场面，就如同希腊人在市民广场集会，大声互相诘问的情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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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第纽斯牧师坚信，台湾岛一定会建立起全东南亚最先进的基督教社群，甚至还能和荷兰本国争胜。虽然传教的效果不如预期，但这份简报承载着他的热情，在往后的400年，年复一年，不断地召唤基督教传教士，不辞千里迢迢来寻找这伊甸园中美好的人们（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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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时的西欧人更想知道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及台湾的贸易情形，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这些信息视为最高商业机密，更引起欧洲人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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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西方人笔下描绘的“福尔摩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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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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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从亚洲各地进口昂贵的货物，全依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消息来定价，欧洲商人们因而十分在意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各地的贸易经营状况。郑成功登陆台湾后的各种消息，在通讯不发达的17世纪，陆续通过各种“快报”7，横越9 500公里传到荷兰，并辗转传播到欧洲各国。当时信息很混乱，商人们虽然对贸易局势感到紧张，但总觉得情况应该不至于太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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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荷兰人于1662年被郑成功打败的消息，在来年出版的《荷兰信使》 8中披露时，立即轰动了整个欧洲，所有人都想知道，荷兰为何会丢失台湾这个赚钱的据点。各种相关书籍纷纷出版9，各人立场和观点不同，台湾沦陷事件变成一起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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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末代长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战败后，带着1 000多名荷兰人与其眷属，陆续回到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揆一原先被判死刑，四年后被放逐到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省班达海群岛中的艾岛（Ay）。他在被流放期间撰写了《被遗误的福尔摩沙》一书，并匿名出版10，详述台湾沦陷的来龙去脉，并将责任归咎于荷兰的巴达维亚当局决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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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从此没有再回到欧洲人手中，欧洲人的台湾故事永远定格在1661~1662年那一段被郑成功围城的历史上。当时揆一带着荷兰人坚守热兰遮城（今台南安平古堡），郑成功找了亨布鲁克（Antion Hamtbroeck）牧师前去劝降，亨布鲁克牧师回报揆一拒绝投降的消息后，却为郑成功所杀（图1.7）。亨布鲁克牧师因此被欧洲人视为新时代的殉教典范，郑成功则成了异教徒杀人魔（图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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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描绘亨布鲁克牧师自我牺牲的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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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攻下普罗民遮城（今赤楼）后，囚禁了传教士亨布鲁克牧师及其家人，后来牧师被郑成功送往热兰遮城劝降时，反而激励荷兰同胞不要投降，揆一建议亨布鲁克留在热兰遮城中避祸，但他仍信守承诺回到郑成功军营，报告荷兰人决意守城。郑成功震怒，杀了亨布鲁克牧师及其他被囚禁的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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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期，亨布鲁克牧师的事迹常被欧洲人用来作为笔记本的封面或插图，他被当成自我牺牲的楷模。该图为1850年荷兰出版的一张版画，图中立者为亨布鲁克牧师，郑军士兵立于门旁监视。（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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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愿将内部的检讨公之于世，无数个“多可惜”的叹息与遥想，经过欧洲报刊杂志的渲染，在欧洲人心目中，被称为“福尔摩沙”的台湾成为充满想象的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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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欧洲人会对台湾好奇呢？从15世纪起，欧洲人经历了地理大发现、宗教战争的洗礼，以及天文学发现，许多原本言之成理的世界观受到挑战。17世纪以后，随着印刷术发达，各类报刊书籍等出版品越来越多；直到17、18世纪之交，欧洲人开始反省自身的处境，对世界各地不同文明与风俗有着极大的兴趣与好奇，不断想要从外面的世界吸收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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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福尔摩沙”这种能够满足欧洲人异域想象的故事，就有了市场的价值；如果叙述者亲临过台湾现场，或者根本是来自台湾，就更有真实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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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欧洲有些“台湾代言人”写出一些关于“福尔摩沙”的书，竟能大量吸引欧洲人的目光。例如：1704年，一个自称来自台湾并信仰基督教的25岁青年撒玛纳札（George Psalmanaazaar），在伦敦出版了一本《福尔摩沙岛历史与地理的描述》。这本书让他在伦敦社交界中，成为士绅、名媛崇拜与亲近的对象；三年后，他又出版了一本有关日本人与台湾人宗教对话的英文小册子，但后来被证明是一本“造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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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玛纳札年老时写下自传，坦承自己冒称是台湾人，凭空想象虚构台湾先住民的生活、经验、风土及语言、文字等。他出生于法国南部，一生从未曾离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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