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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从海上看到台湾西部，西班牙人认识了台湾东部，日本“倭寇”（图1.4）则是在16世纪中叶，骚扰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一带，被明朝政府征讨后转进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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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世纪初，日本的德川幕府鼓励通商贸易，而且日本的银产量增加后，消费力扩大，需要更多中国的生丝、丝织品；但是明朝政府因之前的倭寇事件，并不想和日本做生意；于是中国商人的船与日本的朱印船（图1.5）就在明朝政府管不到的台湾会合，进行走私贸易。日本人想要中国的丝，中国人想要日本的银，福建商人前往日本，以及日本人到中国沿海或到东南亚贸易，都必须经过台湾海峡，台湾海峡越来越热闹，不断有商船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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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白银市场6形成，占有国际贸易地利之便的台湾一时之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1619年，西班牙道明会士马丁略（Bartolomé Martinez）指出：中国台湾的战略地位可与中国澳门匹敌，是前往日本或中国大陆最好的中继站，不但对中国贸易便利，货品价格低廉，而且中国官员不会来此课税，因此要尽速征服台湾，建立港口，以免被日本人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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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年即现身菲律宾海域的荷兰人，为了比对手西班牙人在更靠近中国的地方抢到据点，1622年先进攻澳门。只是荷兰人抢占澳门的计划未成，反而后来居上占领台湾。西班牙人为此十分不安，赶紧在荷兰人来台湾两年后，也到台湾北部的鸡笼（基隆）建立殖民据点，以防止前往日本的路线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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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17世纪的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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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称为“倭寇”的海盗，包括许多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的汉人海盗。（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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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朱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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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朱印船制度是在德川幕府时代的1602年确立，就是持有渡航许可证的船。出海贸易的船只必须经政府核准，核准的状上会写上航行目的地及批准日期，右上角盖有幕府将军的红色官印，称为朱印状，持有朱印状的船称为朱印船。朱印船曾往来东南亚、台湾、马尼拉之间，到了1635年，德川幕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废止朱印状制度，也停止朱印船出海航行。（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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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抵达台湾后将近一年，带着寻找黄金的大梦，从马尼拉派出了一艘补给船，来到传说中产黄金的“多罗满”（今花莲立雾溪口附近），补给船上的人几乎都为先住民所杀，西班牙驻基隆的长官于是下令停止寻找黄金。但在不幸事件发生5年后的1632年，还是有个不肯放弃的西班牙人阿葵拉（Domingo Aquilar）跑到花莲立雾溪淘金，他说：“金沙是一小颗一小颗从河里洗出来的，暴风雨过后，就可以在下游找到比较大的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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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西班牙道明会神父为了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多争取一些士兵和物资，以方便他们在台湾传教，在所写关于台湾的报告中，也将台湾东部描述成富藏“黄金”与“白银”的地方，并强调花莲的金矿具有勘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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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西班牙总督对台湾的黄金显然兴趣不高，加上西班牙人经营基隆不得法，经济上无法自给自足，战略上也侦察不到日本人与荷兰人对菲律宾所采取的动向，又遇到本国境内经济萧条，只好拱手将占领地让给荷兰人，1642年退回到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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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来到台湾，除了做生意之外，还有传教的目的。德国牧师康第纽斯（Georgius Candindius）在荷兰人统治台湾三年后，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随船来到台湾，住在先住民部落新港社（今台南新市），传教16个月后，号称有120人愿意听他讲道。当时他为了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争取奥援[2]，写了一篇《福尔摩沙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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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中描述台湾先住民友善、有自信、脾气好、愿意给陌生人食物和饮水。他更提到先住民的生活中隐含某种形式的“民主”体制，和希腊罗马“每个人都独立思考提案”的传统颇为类似，先住民之间相互辩论的场面，就如同希腊人在市民广场集会，大声互相诘问的情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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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第纽斯牧师坚信，台湾岛一定会建立起全东南亚最先进的基督教社群，甚至还能和荷兰本国争胜。虽然传教的效果不如预期，但这份简报承载着他的热情，在往后的400年，年复一年，不断地召唤基督教传教士，不辞千里迢迢来寻找这伊甸园中美好的人们（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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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时的西欧人更想知道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及台湾的贸易情形，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这些信息视为最高商业机密，更引起欧洲人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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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西方人笔下描绘的“福尔摩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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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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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从亚洲各地进口昂贵的货物，全依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消息来定价，欧洲商人们因而十分在意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各地的贸易经营状况。郑成功登陆台湾后的各种消息，在通讯不发达的17世纪，陆续通过各种“快报”7，横越9 500公里传到荷兰，并辗转传播到欧洲各国。当时信息很混乱，商人们虽然对贸易局势感到紧张，但总觉得情况应该不至于太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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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荷兰人于1662年被郑成功打败的消息，在来年出版的《荷兰信使》 8中披露时，立即轰动了整个欧洲，所有人都想知道，荷兰为何会丢失台湾这个赚钱的据点。各种相关书籍纷纷出版9，各人立场和观点不同，台湾沦陷事件变成一起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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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末代长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战败后，带着1 000多名荷兰人与其眷属，陆续回到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揆一原先被判死刑，四年后被放逐到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省班达海群岛中的艾岛（Ay）。他在被流放期间撰写了《被遗误的福尔摩沙》一书，并匿名出版10，详述台湾沦陷的来龙去脉，并将责任归咎于荷兰的巴达维亚当局决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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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从此没有再回到欧洲人手中，欧洲人的台湾故事永远定格在1661~1662年那一段被郑成功围城的历史上。当时揆一带着荷兰人坚守热兰遮城（今台南安平古堡），郑成功找了亨布鲁克（Antion Hamtbroeck）牧师前去劝降，亨布鲁克牧师回报揆一拒绝投降的消息后，却为郑成功所杀（图1.7）。亨布鲁克牧师因此被欧洲人视为新时代的殉教典范，郑成功则成了异教徒杀人魔（图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