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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荷兰时期台湾先住民（平埔族）族群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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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西拉雅族妇女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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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雅族是台湾平埔族中人口最多、势力最强的一族，主要分布在嘉南平原到恒春半岛之间。19世纪因汉人争地压力，部分西拉雅人逐渐东迁移居台东、花莲一带，几乎完全汉化，失去传统风俗及语言。近年发起正名运动，要求官方承认先住民身份，台南县当局在2005年率先认定西拉雅族为“县定先住民族”，2010年后为“台南市定先住民”。（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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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雅村社通常通过与外界结盟，获得贸易商品和武器，以及在猎头战争的协助等。结盟对象包括在当地活动数十年的汉人、日本人，以及刚来的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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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刚抵达台湾时，西拉雅各村社相继前往拜访，表达善意，想要争取结盟。实力不强的新港社尤其需要通过结盟以抵御周边，特别是敌对的麻豆社；更由于邻近台江内海，最接近大员，成为荷兰人最初接触的村社、最亲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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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社原是中日走私者交换生丝与白银的“会船”地点（图5.3、5.4），当地居民很习惯接触外来者。过去的外来者通常是来交易、征贡，或掠夺财产、奴隶之后就离去；而荷兰人不但驱逐了沿岸的汉人海盗，同时削减了日本商人的势力，更在没有人居住的一鲲建立城堡与市街，随后用15匹棉花布的“谢礼”，向对岸赤地区的新港社人“换取”土地使用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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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台南新市新港堂（新港社地方文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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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堂位于今台南市新市区台南科学园区内道爷路，近邻古台江内海堤塘港，为明郑时代之港西文书馆遗址，更是新港社大聚落及中寮、三甲、宅仔内、五间厝、太爷庄、道爷庄、木栅庄等部落所在地中心，历史渊源相当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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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会船点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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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堂紧临着古台江内海东岸之新港溪（今盐水溪）支流，是客商出入海域的重要港口，即是早期会船点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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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荷兰东印度公司因兴建防御工事与商馆的经费过于庞大，第一任长官宋克向大员市镇的商人课征进出口“什一税”作为补贴 6，并决议向日本人征税。日本人拒绝交税，荷兰人因而没收了日本人的金钱与生丝，引发一连串的冲突，也就是著名的“滨田弥兵卫事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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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田弥兵卫为了报复荷兰人，安排邀集新港社的理加等人组成“高山国使节团”（日本称中国台湾为“高山国”），前往日本长崎，控诉荷兰人在中国台湾的暴行。理加向德川幕府表示要奉献台湾土地，让荷兰人失去对在台通商者课税的权力；德川将军虽然没有接受理加献地，但回赠银条、衣物与布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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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加到日本的举动，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日本谈判的第三任台湾长官诺伊次无功而返。诺伊次等到理加一行人返回台湾时，立刻加以逮捕监禁，直到日、荷双方和解才释放他们。荷兰人与新港社的关系，因而陷入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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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只有少数新港社人参与这次行动，但突显的事实是：荷兰无法妥善处理新港社与麻豆社之间的冲突，讲求实力的先住民认为日本是更有力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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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对台湾先住民的统治策略中，很重要的一环是“教化”。1625年，第一任长官宋克写信给巴达维亚当局，希望能派遣牧师来台湾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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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7年6月，德国籍牧师康第纽斯来到台湾8，在新港社居住一年多后，提出报告指出，台湾先住民的学习能力比巴达维亚先住民强很多。台湾先住民没有文字，传统信仰没有被记载，对外来宗教的接受度较高。但不久之后，荷兰人与先住民发生冲突，无法大规模地传教；康第纽斯便投注心力以新港语翻译《圣经》的重要章节，并编写《新港语字典》，以罗马字母拼音的方式将新港语文字化，即是“新港文书”（图5.5），是先住民初次文字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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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新港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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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文书”俗称“番仔书”，指台南平埔族民间房地产之类的私人文书。以基督教传教教材、平埔族与汉人间处理土地问题的地契为大宗，通常是汉语、西拉雅语双语对照。这批文书是1871年由美国驻厦门台湾领事李仙得（C. W. Le Gendre）在新港发现的，将其命名为“新港文书”的是日本学者村上直次郎，他是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史学科“南洋史学”讲座的首任教授。（秋惠文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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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又有一位祐纽斯牧师（图5.6）来到台湾，待了14年（直至1643年），是停留最久的传教士。祐纽斯曾与康第纽斯共同提案，希望派送数名新港社少年到荷兰留学，培养成为传教士之后，再回到台湾服务，但被巴达维亚当局以花费过高为由否决，却更加强了祐纽斯培养先住民教士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