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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台大生态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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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湾大学校园内圳道，属于公圳大安支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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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堡圳因为灌溉区域包括当时彰化县13个堡中的8个而得名，18世纪初由施琅的侄儿施世榜出资兴建，又名施厝圳，引浊水溪水灌溉彰化平原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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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00余甲农地。开发过程困难重重，传说有位“林先生”绘图教他疏凿的方法，因此在圳头（位于今彰化县二水乡源泉村）附近建有“林先生庙”（图12.5）。从1709年起10年间，共投资95万两银才开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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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林先生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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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庙位于彰化县二水乡源泉村员集路。相传施世榜开凿八堡圳时遇到困难，无法顺利导引溪水入埤圳；此时有位自称姓林的老叟出现，授予水利图说，重新以“土工法”开凿施工后，终于大功告成。八堡圳开通后，备金酬谢，老叟却功成身退，不知去向，乡民感念其恩泽，而于圳头附近兴建此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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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圳是台北盆地内最大的水利设施，18世纪中叶由郭锡父子相继建成，从如今新店乌来山区引青潭水源，灌溉台北盆地东南区1 200余甲农地。兴建过程中，水源常遭泰雅族人破坏，后来郭锡娶泰雅族女子为妻，才获得解决。从1740年开始兴建，后因资本短缺而停工；1752年继续开凿，到1760年完成，耗时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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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兴筑的方式有独资、合股、割地换水、业者和佃户合作等。水圳开凿完成之后，稻米一年可两熟、每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可抽收水租，利润极高。只是投资的资本庞大，再加上开凿过程的技术困难、先住民的破坏等问题，需要有极强的冒险与谋利精神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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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开垦土地进行农业生产之外，也会汇聚成城市。早期移民都是乘船渡海来台，能停泊船只的河港或海港总是先发展成为根据地，“一府、二鹿、三艋”都是因港口而形成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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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早期台湾移民以男性为主，手工业不发达，生活必需品和建筑材料都必须从大陆输入；同时要把台湾米、糖等产品运销到大陆各地，两岸形成“区域分工”的经济模式。加上台湾早期各地密布大小的河川，造成陆路运输不便，货物往来更需仰赖港口，港口所在地因而发展成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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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台湾人口日渐增加，需求与市场扩大，台湾与大陆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闽南人骨子里强烈的谋利精神就有了极大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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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成立了商铺，也是采取合股的经营方式。《厦门志》记载：当时台湾“数人合开一店铺或制造一船，则姓金，金就是合”6。合伙组织的赢利按契约分配，债务也按股分担，在传统中国社会是相当进步的商业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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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贸易兴盛，各港埠商人为了保障利益，出现了“郊”的组织。“郊”又称为“郊行”或“行郊”，就是总批发商或进出口代理商7。多数由商人联合组成，主要在解决货物的配运、避免同行间竞争、方便控制货品价格及交易秩序；但也因此垄断商务，有违公平竞争的企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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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郊”要有一定数量的郊商为基础；因此郊的多或少，常成为商业是否发达的指标。“一府、二鹿、三艋”就是在郊商出现至发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商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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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将台湾纳入版图的第二年（1684年）在全岛设一府三县，府署（又称府衙，即台湾最高行政机关）位于台南8，之后100多年，台南一直是全岛首府。清朝统治时期，台南鹿耳门是唯一官方许可的通商口岸，称为“正口”，当时赴大陆贸易之船只都必须经过鹿耳门，当地因此商业繁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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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工商社团的出现，一般认为是以台南的“三郊”为开端。“三郊”先是当地贸易商在1718年集资重建位于今台南市中西区神农街的水仙宫（图12.6、12.7），23年后在水仙宫内增建“三益堂”（图12.8），形成协力合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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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台南水仙宫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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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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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 台南水仙宫今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