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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工商社团的出现以台南“三郊”为开端，今台南市中西区神农街的水仙宫就是当地贸易商三郊于1718年集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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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8 三益堂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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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三郊于1741年在水仙宫内增建三益堂，至1870年间，实际掌握台南府城的命脉，如军事、城防、治安、经济、贸易等，俨然是行政、统治中心。今台南水仙宫内仍可看到这面代表“三郊三益堂”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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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年左右，大陆福州以北的贸易区域（包括宁波、上海、牛庄、烟台、天津与大连），有20余商家以苏万利商号作为代表，成立“北郊”；7年后，福州以南的贸易区域（包括福州、厦门、金门、漳州、泉州、香港、汕头与南澳），约30余商家以广东籍钟姓人士创立的金永顺商号为代表，成立“南郊”；南郊成立8年后，约有50余商家以李胜兴商号为首，成立“糖郊”，刚开始以出口台湾糖产为主，后来拓展至豆类与米等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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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96年，总共100多家来往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商号组成“三郊”，并在“三益堂”设总办事处，协调、处理进出口业务，更支持府城的各项建设，如建庙修寺、造桥筑路、疏浚港道等，也赈灾济贫，调解民间纠纷；1805、1806年海盗蔡牵10来犯时，更协助官方组织义民、保卫城池，成为社会一股重要的安定力量。另一方面，这些财力雄厚的商人也喜读诗书、热心教育、奖励士子参与科举，使得台南府城中科举的人数称冠全台。郊商们因此成为另一股民间力量，让台南府城维持相当久的首府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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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鹿”指鹿港，原名鹿仔港。位于台湾中部，正对着福建泉州的蚶江，腹地囊括大肚、西螺两溪之间的大小城镇。1717年之前就有商船到鹿港载运芝麻、粟米、豆等农产，之后鹿港街市逐渐形成，既是水陆码头，又是谷米聚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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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的兴起可说是拜泉州之赐，鹿港是泉州商人聚集之区，占早期移民八成。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撤销所有海关，只留广东海关可以对外通商；泉州海关因此被撤销，泉州商人因而将目光转移到对岸交通便利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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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鹿港属岛内港口，不能直接和大陆贸易，往来船只必须绕道台南鹿耳门，再开往目的地，极不符合经济效益，因此有不少商船不顾禁令，私自从鹿港出发，将台湾的米粮直接运到厦门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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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无法禁止，清政府干脆在1784年准许泉州的蚶江口与台湾鹿港直接通商。鹿港成为正口，“泉郊”成立，以泉州为主要交易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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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鹿港的“泉郊”与泉州的“鹿郊”是由泉州商人与鹿港商人共同组成。有些规模较大的泉州商号，在泉州、鹿港都设有相同商号的“联财对号”11，或是分号（就像现在的连锁店）；而部分鹿港商号也采用同样的方式扩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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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郊”是鹿港八郊中最早出现的郊行，财势最雄厚，极盛时期商号达到一百多家。泉郊更有独立于庙宇之外的专属办事处，称为“泉郊会馆”（图12.9）。泉郊、厦郊都具有同乡会性质。其他各郊成员也可以同乡身份加入泉郊或厦郊，因此使得两郊组织更为庞大；而泉郊的规模又远胜过厦郊，是各郊的领袖（图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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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9 鹿港泉郊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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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取得正口地位后，成为台湾中部货物的总吞吐口。当时是从泉州蚶江口输出药材、布匹等到鹿港，鹿港则输出稻米、糖等到泉州。有“鹿港八郊”之称的泉郊金长顺、厦郊金振顺、布郊金振万、糖郊金永兴、[8]郊金长顺、油郊金洪福、染郊金合顺、南郊金进益在1816年前都已陆续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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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24年，因为天津饥荒，郊商奉官员命令，运送米粮到天津救济灾民，表现获得官方肯定。鹿港原本没有“北郊”，卖糖的船户生意范围只到江南的宁波和上海；后来越来越多船只到达天津等北方港口，鹿港商人的贸易范围扩大了，从1785年到1845年的60年间，是鹿港的全盛时期，成为仅次于府城的台湾第二大城。鹿港谚语“顶到通宵（今苗栗通宵），下到琅桥（今屏东恒春）”，等于西部的三分之二地区都有鹿港商人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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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0 鹿港泉郊被封为海滨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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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艋”是指如今的台北万华。在艋崛起之前，八里坌（今八里）、新庄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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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台湾北部不能直接和大陆贸易，货物一样要先运送到台南鹿耳门，再转运到大陆。但台北产的稻米私自从北部贩运到大陆的情形非常普遍，清政府只好在1788年开放八里坌与福建福州的五虎门直接通商，成为另一个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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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叶前，八里坌因位于淡水河口，往来商船颇多。随着台北盆地的开垦与兴筑水利设施，淡水河、基隆河与新店溪环绕的台北平原越来越富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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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从外地来的货物经八里坌，沿淡水河运送到新庄卸货后，再送到各渡头运往附近区域12。后来八里地方行政机关移至新庄，新庄原本就已商业发达，有“新庄五十六坎”之称（坎就是店），这时兼具商业和行政机能，成为盆地内最大的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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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新庄因河道淤塞，大船无法停泊，而位于淡水河、新店溪与大汉溪汇流处的艋取代了新庄；随后，地方行政机关再度迁移到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