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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到19世纪中下叶，英国利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通过战争以及拉拢、挑拨和收买的手段，逐步控制了清朝“藩属”——喜马拉雅诸山国，形成了对西藏地方的包围态势。清朝中央政府则一再“自撤藩篱”，把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拱手让人，中国的西南大门失去屏障而暴露无遗，为英国进一步侵略西藏地方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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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普遍的边疆危机的出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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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周边先后发生了西方列强入侵边疆的边境事件，至70～90年代，这些边境事件逐渐酿成了普遍的边防危机，如在东部海疆，有美、日侵略台湾；在西北边疆，有英、俄对新疆的侵略和争夺；在西南边疆，有英、法对广西、云南的侵略和争夺以及英、俄对西藏地区的争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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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日对台湾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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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多少年来一直是英、美、日、德等西方列强争夺的目标之一，其中以美、日最为突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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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觊觎台湾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侵台论”。先后有美国商人奈伊、美国东方舰队司令贝理、美国驻宁波领事哈里斯、美国驻华代办彼得·巴驾等人提出侵台意见书。美国政府在向太平洋扩张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已经注意到了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只是由于当时其海军实力有限，未能马上采纳巴驾等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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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又被迫开放了台湾府、淡水、基隆、打狗（高雄）等地，这就为美国直接侵占台湾提供了机会。于是，美国利用“罗妹号”事件大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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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3月9日，一艘美国商船“罗妹号”在台湾凤山县境七星岩触礁沉没，船长亨特夫妇和14名船员乘舢板在台湾琅地区登陆，他们没有进行任何联系就侵入高山族科亚人部落居住的地区，结果遭到阻击，亨特夫妇等人被打死，仅一人逃脱。美国驻北京公使蒲安臣闻讯后，立即命令驻厦门领事李仙得赶往福州处理此事。李仙得未等台湾镇道查办，便直接调遣军舰直抵琅，企图用武力征服，结果失败而归，副舰长马凯基和士兵数名当场殒命。清政府得知此案后，一面严命闽浙总督吴棠、福建巡抚李福泰设法调停，一面转饬台湾镇道，“迅速购觅熟番，相机办结”。但李仙得等人仍借机深入台湾腹地，打开了美国与台湾南部土著部落直接交往的大门。有论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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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美国“罗妹号”难船事件，是几千年来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极普通的一起海难事件，但由于随着近代国际法的流行，美国要求清政府能按照国际法，来处理此次难船事件，但清政府特别是台湾当地的官员，对国际法并不知晓，故在处理此事件中出现了很大的疏漏，使美国没有照会清政府，舰队就直接到达台湾；也由于当时台湾的官员处理此事件时再三推脱，使李仙得有机会与番人私自签订协定。总之，清政府官员在处理此事件时的种种不周延，使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受到损害，致使美国对清政府非常不满，故才有以后密妥士的台湾出兵建言，才有德朗那样积极地为日本出谋划策，才有李仙得出任二等出仕，帮助日本谋划侵略中国台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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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它把对外侵略扩张作为一项重要国策。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国内就出现了“征朝论”和“征台论”等侵略扩张理论。大臣中的缓进派认为朝鲜情形复杂，主张慎重，急进派西乡隆盛因此愤而辞官，“政局杌陧”[19]。日本为安定内部，决定先进兵台湾。1874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台湾事务局”，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西乡隆盛之弟）、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等率领5艘军舰、13艘运输船共3600多人，于5月8日从台湾南部的琅港登陆。登陆后日军肆行焚杀，等于不宣而战。清政府除抗议之外，特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前往部署沿海治防，调淮军6000人入台。日本亦准备大举动员，一时剑拔弩张。但双方各有顾忌：在清政府方面，新疆问题亟待处理；在日本方面，改革伊始，内部意见纷歧，英美等国一再诘询，而且在台日兵伤病死亡500余人，中国大军正在集中，日本不得不再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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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中国不仅在政治上是正义的，在军事上也占优势。整体形势对中国有利，但清政府仍以谈判为先。在英美对日袒护和清政府的软弱退让下，中日双方于10月31日签订了《北京专条》，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承认日本国此次行为原为“保民义举”，无异于就此承认琉球属于日本；二是赔款五十万两，无异于宣布中国怯懦畏战；[20]三是日军撤出台湾。此次事件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对外发动侵略，也是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对外“和好”局面的首次被打破。尽管中日两国军队并未交锋，日军当年就从台湾撤走。但是，已暴露日本的野心和清朝“海疆备虚”的严重性，使国内有识之士深感日本“诚为中国永久大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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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俄对新疆的侵略和争夺及中俄伊犁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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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边防危机，源于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被少数民族上层所利用，他们对外勾结，造成了边防形势复杂化。1864年（同治三年）6月库车、奇台等地爆发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回部起义，并且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在民族起义中，一些封建主和伊斯兰教上层分子乘机篡夺了起义的领导权，先后建立起众多的封建割据政权，把反清武装斗争蜕变为扩充自己势力的工具，进行民族仇杀和分裂祖国的活动。他们纷纷寻求外援。1864年夏，原塔什米力克（今疏附县南）的行政官思迪克派人赴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境内）求援。浩罕汗国遂派军官阿古柏[22]与布素鲁克[23]等于1865年年初侵入南疆。阿古柏随后立即把思迪克赶走，同时撇开布素鲁克，夺取了统治权，并借机于1866年年底至1867年夏吞并以和田、库车为中心的割据政权，建立“哲德莎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又向北疆进攻，攻占乌鲁木齐一带和吐鲁番盆地。至此，阿古柏基本控制了全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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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混乱和阿古柏势力的扩张为英、俄侵略新疆提供了可乘之机。沙俄推行“南下政策”，企图控制新疆，继续南侵，在印度洋寻找出海口。英国竭力支持阿古柏，企图在新疆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使之成为俄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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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英属印度官员多次潜赴南疆活动。1868年，英国派间谍罗伯特·沙敖到达喀什噶尔，同阿古柏建立了直接的联系。1873年，英国通过其控制下的土耳其苏丹封阿古柏为“艾米尔”，并派出以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为首的300人组成的特派使团，携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到达喀什噶尔，向阿古柏转交了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并以女王的名义送其1万支步枪及少量大炮。1874年春，双方签订《英阿条约》十二条。英国正式承认阿古柏的“艾米尔”地位，英国则得到了在阿古柏统治区内通商、驻使、设领事馆的权利，英国货物只纳2.5%的进口税，从印度进口的英货则免税等。此后阿古柏分别派代表去伦敦和印度答礼，英印政府则派罗伯特·沙敖为常驻喀什噶尔的使节，从而和阿古柏保持经常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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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新疆大肆活动之时，沙俄更不甘寂寞。他们不仅勾结阿古柏政权，而且直接出兵占领了中国伊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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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1868年，沙俄与阿古柏订立协议，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互给对方入境追捕逃犯的权力等，俄国则帮助阿古柏训练军队，支持阿古柏统治新疆。1871年7月，沙俄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占领伊犁。[24]1872年6月，沙俄凭借其军事实力，与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即《俄阿条约》）。沙俄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交换条件，获得了在南疆通商、减税、设置商务专员等特权。此后，俄国商货、军火不断输入南疆。至此，沙俄不仅直接占领了伊犁地区，而且通过与阿古柏的勾结，将势力伸进了全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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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犁，中俄曾有多次交涉。伊犁被沙俄占领后，清政府即于1871年9月令署理伊犁将军荣全速赴伊犁与俄国谈判接收伊犁事宜。次年5月，中俄双方举行谈判，但是俄方百般推托，谈判未果。1876年左宗棠西征之时，交涉再起，俄人答以俟北路底定，即可归还。1878年1月，左宗棠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所有新疆领土，取得平定阿古柏的胜利。此时俄国不仅食言，且多方挟制，屡次唆使逃入俄境的白彦虎与中亚回人入寇，以转移中国对伊犁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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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俄交涉期间，1878年春，俄使忽而返国。清政府为收回伊犁，迫不得已，派崇厚[25]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与俄外务大臣格尔斯（M. N. de Giers）会谈索还伊犁问题。1879年3月，俄方提出商务、赔款、分界三事，将中俄一隅问题扩大为全面交涉。总署认为不能接受，特别是分界一事。但崇厚竟于10月在里海附近的里瓦几亚（Livadia）擅自与俄人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简称《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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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条约，第一，伊犁西境及南境要地尽为俄有，伊犁成为弹丸孤洲；第二，俄人得于蒙古、新疆无税贸易，自嘉峪关至西安、汉口，张家口至通州、天津往来贩运，另设置领事七处；第三，俄船可航行松花江；第四，赔偿款500万卢布（约280万两白银）；第五，改定塔尔巴哈台界址；第六，承认已入俄籍的伊犁人。中国所得的仅为伊犁空城，朝议大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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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1月，清政府将崇厚革职拿问，宣布条约无效。同时，改派曾国藩之子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俄谈判改订条约。并任命左宗棠统管新疆军务，调兵备战。5月，左宗棠移营哈密，作武力收复伊犁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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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8月初，曾纪泽与俄国代表格尔思在彼得堡开始进行谈判。此时的清朝政府外患频仍：中、日琉球一案未了，中、法越南之争已起；美国又有排斥华工之事，清朝苦于招架。沙俄亦然。俄、土战后，俄国外交陷于孤立，国库匮乏，如战事延长，支援实感不易，中国既愿转圜，大可乘机多索赔款，乐得顺水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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