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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交涉，双方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伊犁条约》（也称《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与原约不同之点在于争回了一部分主权：一为收回伊犁以南特克斯（Tekes）河一带之地；二为西路俄商贩运，至嘉峪关为止；三为取消俄船航行松花江；四为愿入俄籍的伊犁人迁入俄境；五为赔款增为900万卢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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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伊犁实行交收。1884年，改新疆为行省，定迪化（乌鲁木齐）为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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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法对云南的侵略和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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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对广西、云南的侵略和争夺“是在英法争夺南亚霸权的背景下进行的”[28]。英国自1852年再度用兵，夺占缅甸及仰光后，进而觊觎中国云南。1858年，有修建自缅甸仰光至中国云南铁路之议。1868年5月，英国政府派出以少校军官斯莱顿为头子的“探险队”入云南探测路线，时值云南回民起义，因此仅到了回民起义军占领的滇西腾越（今腾冲）。但来自越南的法国探测队则深入云南腹地。英国为与之竞争，1874年冬，组成一支由上校军官柏郎（H. Browne）率领的约200人的探测队，企图从缅甸再次进入云南。此时，北京英国公使命翻译官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取道湘、黔赴滇、缅边境相迎。1875年1月，马嘉理到达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探险队”于2月“并不先行知会地方官，遽行入境”，分两路窜至云南边境的腾越地区。回民起义期间，杜文秀曾与英人交往，[29]此时滇西秩序仍未大定，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岑毓英素恶英人，因而对于英人之来滇颇有戒心。马嘉理过腾越不久，参将李珍国受岑毓英的指使，与当地士绅共谋阻止。1875年（光绪元年）2月21日，马嘉理自缅境折返，行抵云南蛮允遇害，柏郎仓惶退回八莫。此即著名的边境事件——“马嘉理事件”，也称“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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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乘机要挟。1875年3月19日威妥玛正式向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观审、赔偿、惩凶、道歉、优待公使、通商减税等6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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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对“滇案”的处理较为谨慎，一方面责令云南地方官员“迅将此案确切情形，据实奏闻，并一切持平妥办，毋稍含糊，仍遴派得力将弁前往驻扎，由督抚随时妥为布置，相机筹办，以重边防而弥后患”[30]；另一方面指派李鸿章与威妥玛谈判。谈判进行了一年多，威妥玛以公使出京、断绝邦交相威胁，伦敦政府还派4艘军舰从印度到中国渤海湾游弋示威，并在滇缅边境增派驻军，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以海防空虚，中、日朝鲜及中、法越南交涉已起，左宗棠的西征正在进行，因嘱赫德赴沪调停。英政府亦以土耳其问题紧张，欲早了滇案，无意定要诉诸战争。几经波折，终于1876年9月13日，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在烟台与威妥玛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并附有关于中国西藏的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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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条约内容，郭廷以先生总结为三方面：“一为昭雪马嘉理事件，包括谢罪赔款（20万两）及商订滇、缅通商章程；二为优待往来，包括妥定各国公使领事与中国官员往来礼节及各口岸承审章程；三为通商事务，包括租界内免收洋货厘金，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口岸（重庆候轮船到后再议），长江六处地方准轮船停泊、上下客货，入口鸦片于售卖时完纳税厘，至应抽厘若干，由各省酌办。”[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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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款为允英国派员入西藏地方探路，即英国如派员从北京经甘肃、青海赴西藏，或经四川入藏，或出印度来藏，总理衙门应查酌情形，发给护照或令西藏地方官员妥为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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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条约》给中国套上了新的枷锁，是“中国国际关系中的第三阶段，其重要性仅次于1842年和1858年的条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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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烟台条约》，英国政府取得了入侵云南的特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扩大了领事裁判权；进一步扩大了英国在长江流域的通商权益；便利了英国侵略势力伸向我国的西藏地方。……《烟台条约》的签订，加速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深化了西南的边防危机，为帝国主义打开中国西南门户提供了依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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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侵略云南的同时，法国也加紧了对广西和云南的侵略。1866年，法国政府派其海军军官安邺（Marie Joseph Francis Garnier）率领“调查团”从越南西贡出发，沿湄公河而上，企图探查由湄公河进入云南的航路。经过两年的调查，发现该河上游的澜沧江不能通航，于是改而企图利用下游在越南北部的红河作为进入中国的通道。1871年（同治十年），法国军火商堵布益（Jean Dupuis）利用云南提督马如龙急欲镇压回民起义之机，以代为采买军火为诱饵，使马如龙允许堵布益由红河将军火运入滇境。这样，堵布益证实了红河是通向云南的孔道。随后，堵布益在法国当局的支持下，利用法国海军部和陆军部提供的军舰和枪炮，组织了一支“远征队”，多次从越南偷运军火到云南，企图用武力打通沿红河进入云南的航线。从此，法国政府加速了打通红河路线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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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光绪六年），茹费理出任法国内阁总理。当时，法国已经从普法战争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又开始大肆推行殖民扩张政策。这一年，宝海携带“趁中俄两国之间有事时（指伊犁交涉），占领红河流域”的计划，前往中国任法国驻华公使。1881年7月，法国议会通过240万法郎的拨款，作为远征军费。1882年3月，法国交趾支那司令李维业受命进攻河内，并向清朝提出开放云南的要求。越南政府也提出由清朝保护的要求。12月，李鸿章在上海与法使宝海签署《会订越南事宜三条》，以同意开放红河通商，后撤中国军队换取中法共同保证越南“独立”的虚面子。清廷欲批准这个条约，但法国嫌得利太少，执意增兵要发动战争，此约便被搁置起来。至此，中越边境阴云密布，中法战争一触即发，[34]成为普遍边疆危机中的热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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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边疆危机中的西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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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帝国借手印度道格拉王朝，发动了侵略中国西藏的“森巴战争”（Sing pa War）；同时借助廓尔喀之力，发动对中国西藏地方的战争，企图以此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19世纪70年代后，以英、俄、法、日等国为代表的对我国西藏觊觎日久的帝国主义列强更是想方设法向西藏渗透，掀起了一股入藏“考察”、“探险”之风，英、俄、法国分别从西藏的南、北、东部，派遣探险家和传教士，秘密地或公开地潜入西藏，形成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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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森巴战争及英印政府的所谓“划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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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达克位于喀喇昆仑山脉南缘，是印度次大陆西北通向西藏西部的咽喉要地，由此东行可达西藏西部的交通枢纽噶大克（即噶尔雅沙），北上翻越喀喇昆仑山口可至新疆的喀什噶尔、叶尔羌乃至俄国的中亚地区，西南经克什米尔到达印度河平原。拉达克因连接南亚，中亚，中国西南、西北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转站。中国的茶叶、丝绸、金银和马匹等经拉达克转销到印度，印度的香料、干果、珠宝则由此输入中国的西藏和新疆等地，西藏阿里地区的特产细羊毛经此转运到克什米尔，再织成披肩，行销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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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达克的军事战略地位和经济贸易地位自不待言，因此常常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政权关注的焦点。东印度公司进入印度次大陆后，就对拉达克和西藏西部十分关注。这不仅有其经济上的目的，想从拉达克和西藏西部攫取传说中的黄金，取代克什米尔垄断阿里地区的细羊毛贸易；而且在政治上，英俄两国在亚洲的扩张势头日涨，英国从南亚次大陆的中部向西北扩张，俄国则从中亚向东南推进，两者的交锋日益迫近，占据关键位置的拉达克和西藏西部自然成为英印政府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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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格拉入侵拉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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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拉达克早在公元9世纪前是吐蕃政权的一部分；13世纪作为西藏一部分的拉达克又统一于中国的元朝，成为中国西藏的组成部分，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前，拉达克都在中国明、清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其间，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莫卧儿帝国曾一度征服拉达克，以其为藩属，但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亡，拉达克又归属中国西藏管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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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邻近西藏拉达克的克什米尔等地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克什米尔西南部的印度旁遮普邦锡克（Sikh）人在18世纪60年代摆脱了衰弱的莫卧儿帝国的统治，并且在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的领导下于19世纪初实现了统一。而英属印度在19世纪初对锡克实行绥靖政策，与兰吉特·辛格订立条约，划定各自的扩张范围后，也陆续取得印度西北的巴萨赫土邦的保护权、割占尼泊尔的加尔瓦尔和库马翁等地，打开了通向克什米尔、拉达克、中国西藏西部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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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得到英属印度“保证”的锡克国王兰吉特·辛格利用统一的阿富汗国家崩溃的机会，夺取了处于阿富汗杜兰尼族统治之下的克什米尔等地。在这次征服战争中，因查谟（Jamma）地区道格拉族（Dogras）[36]统治者古拉伯·辛格（Gulab Singh）助锡克有功，兰吉特·辛格便任命他为查谟土邦的总督，附属于锡克王国。古拉伯·辛格野心勃勃，企图向西北方面扩张，占领西藏地方西部的拉达克，以及中国新疆的叶尔羌等地，以控制整个喜马拉雅山西北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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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年（道光十四年）7月，古拉伯·辛格派遣克什瓦尔（在今查谟东北）地方长官瓦齐尔·佐尔阿弗尔·辛格（Wazir Zorawar Singh）[37]率领约5000名士兵突然侵入拉达克。拉达克措手不及，其王派人至拉萨向驻藏大臣告急求援，但驻藏大臣“拒之弗纳”。[38]这样，直到8月中旬，拉达克才组织5000士兵与道格拉军激战，但因武器装备落后，被道格拉军击败。正当佐尔阿弗尔·辛格准备向列城（Led）推进时，得知拉达克王又通过正在该地考察的英东印度公司代理人亨得逊（Henderson）博士向东印度公司求救，便停止进攻。三个月后，锡克王转告兰吉特·辛格，东印度公司无意干涉他的北侵行动。此时已是冬天，佐尔阿弗尔·辛格遂照会拉达克王，如果他交出15000卢比的赔偿，便可以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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