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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古西欧，天主教会是西欧最大的封建主，贵族僧侣占有西欧三分之一的土地，实行庄园农奴制，横征暴敛，同时教会用神权支配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方式，成为遏制广大农奴的精神枷锁。教会领主即僧侣阶层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代表，其中大多数僧侣本身就是帝国诸侯，或依附于其他诸侯，都拥有大片土地和许多农奴、依附农。僧侣和其他贵族、诸侯一样，榨取自己所统治领域里的人民，甚至比诸侯和贵族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办法更为无耻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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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看来，所有社会成员分为三个等级，教士是第一等，负责拯救人的灵魂，贵族次之，负责保卫国家，广大的城乡劳动者是第三等，承担社会劳动生产的义务，任何人都必须安分守己，不得违背。教会的神权支配着整个西欧人的思想取向和行为规范。教会和世俗领主结为一体，以三个等级的学说，用基督教的奴隶禁欲主义来维护封建农奴制。在中世纪，任何人违背了教会的信条、道德、原则，就要受到惩处，一旦被开除教籍，生命和财产都得不到保障。这种制度在中世纪时期拜占庭帝国、沙俄、阿拉伯帝国、印度等国家或地区实行过。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维护和加强自己的政治统治；而宗教首领为了扩大影响、争夺势力，又与封建统治者联合。掌握神权与掌握政权的两大集团既彼此争夺权势，又相互依赖和利用。欧洲历史上曾出现过宗教控制政权或由封建君主担任教主的政教合一局面。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多数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相继废除政教合一制度。一些国家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如美国、日本、韩国等，宪法中直接提到政教分离。实行严格政教分离的国家，一般都规定国家及国家机关不得进行宗教活动，国家不能给任何宗教以特权，国家不得给宗教团体以经费，宗教团体和宗教组织不得与国家分享行政权，国家政权不干涉宗教内部事务等。在近现代，只有中东少数国家仍然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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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各国相继废除农奴、奴隶制下的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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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学界研究人员早就将西藏农奴制与俄国农奴制进行过比较。[167]晚清西藏依然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的社会，我国史学界一般认为，西藏堪称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初期的农奴制社会，与中世纪的西欧农奴制、19世纪沙皇俄国的农奴制有着许多共同之处。[168]14世纪，随着莫斯科公国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外来骚扰减少，俄国的封建经济出现较快的发展。到了15世纪，出现小封地占有者阶层，称为地主贵族或小贵族。地主贵族为了从封地上榨取最大收入，必须有足够的劳动人手，因此都竭力把依附农民固着在土地上。其后，沙皇多次制定法令，限制农民的迁徙。1649年，沙皇阿历克谢·米哈依洛维奇颁布《法典》，规定农民不论逃亡多久，只要被找到，就必须连同其家属和全部财产都归还原主。这部《法典》从法律上确立了俄国的农奴制度，标志着俄国农奴制的形成。[169]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仍然是一个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直到1861年3月3日，亚力山大二世正式批准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和“宣言”。废除农奴制的法令，由《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等17个文件组成。法令规定：废除农奴制度，农民有人身自由和一般公民权，地主不能买卖和交换农民，农民有拥有财产、担任公职、进行诉讼和从事工商业的权利。在全部土地归地主所有的前提下，农民可以使用一定数量的份地，但必须向地主交纳赎金（这种赎金大大超过了土地的实际价格）。农民在签订赎买契约之前还要为地主服劳役或缴纳代役租。《地方法令》规定，当农民使用的份地超过“法令”规定的数额时，或者分给农民份地以后，地主剩下的好地不到全部土地的1/3时，地主有权向农民割地。为管理改革后的农民，设置了地方贵族控制的村社和乡组织，并建立了监督农民的连环保制度。法令规定了农民有人身自由，地方不得买卖或交换农民；农奴在获得人身自由时，在交付大量赎金的条件下可以从地主那里领得一份土地。但是，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很不彻底。仍维护着地主的利益，保留着农奴制残余，所谓赎金更是对农奴的残酷掠夺。最后到20世纪初，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农奴制才在俄国彻底灭亡。纵观世界西方，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兴起，各国和地区的封建农奴制陆续消亡。[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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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7月4日以发表《独立宣言》为标志，美国开始建国。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讲“人人生而平等”。但美国建国后的最初80多年里，绝大多数黑人惨遭奴役；美国内战后，南方黑奴虽然获得解放，但制度化的种族歧视却长期存在。黑人和有正义感的白人，为黑人的自由和解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861年，南方一些州宣布建立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南方军队挑起战争，内战爆发。林肯政府维护了国家统一，废除了奴隶制，于1862年9月22日发表了《解放宣言》，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美国400万黑人奴隶获得解放。1865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3条修正案》，规定奴隶制或强迫奴役制，不得在合众国境内和管辖范围内存在。1865年12月18日，《宪法第13条修正案》正式生效，从此，奴隶制在美国被废除。此后，许多农奴制形式的庄园相继灭亡。[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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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奴隶制度也是拉丁美洲人民长期奋斗的成果。与美国历史进程大体相当的拉丁美洲各国，在19世纪陆续取得独立后，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封建残余，盛行大庄园制，土地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而广大农民则贫无立锥之地。[172]这种现象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还很普遍。在19世纪上半期，不少拉丁美洲国家宣布废除奴隶制。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也在19世纪中叶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1886年，古巴殖民政府宣布在全岛废除奴隶制。[173]拉美最大的国家巴西在1888年废除奴隶制，接着又在1889年宣布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国。[174]19世纪80年代，随着古巴和巴西最后宣布废除奴隶制，奴隶制度在美洲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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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世界性的废奴运动范围之广、涉及的人口之多来看，与世界文明的快速发展有关。当欧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代表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启蒙思想家们，坚决举起自由、平等、博爱理性主义的旗帜，发起了向封建专制神性主义的进攻。一种信奉天赋人权的思潮勃然兴起，以人生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为由，逐渐建立起“人的宗教”[175]，这标志着人类自我解放的追求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文明的内涵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人的解放的历史新阶段。只有把人的解放上升为社会的解放，才能使个人获得自我解放的社会保障。[176]而与此同时处于晚清的西藏，对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一无所知，格格不入。可以说，晚清时期西藏的经济社会与世界的发展进步无缘，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度仍然在延续，在这个制度下的庄园经济依然按照千年的轨道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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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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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十分复杂，封建制、农奴制、奴隶制和原始公社制这四种社会形态并存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晚清西藏也存在这样的四种形态，限于篇幅，本章只讨论了覆盖面最广的农奴制与最主要的政教合一制度，这种制度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政教合一制度，是一种主要由僧侣主持管理一切政教事务的地方政权体制。这种体制按照旧西藏法律的精神，三大领主统治农奴是神的旨意，农奴受人统治是命中注定的，不能反抗。西藏社会数百年的法典中，明确地把人按血统贵贱、身份高低，等级森严地划分为三等九级，除了属于农奴主阶级的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以外，其他全部是农奴和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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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西藏封建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并为其服务的封建农奴制上层建筑的核心，是政教合一的制度。体现这一制度的西藏地方政府，是上层僧侣和贵族联合压迫、剥削广大农奴的专政工具。噶厦及译仓所属机构供职的官员，都是由上层僧侣和贵族联合组成的，达赖是其总代表。晚清西藏上层僧侣和贵族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统治，宗教与政权紧密地结合，三大领主既用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来压迫广大农奴，又通过教权来压迫广大农奴。旧西藏的寺庙不仅成为三大领主迫使农奴就范的统治工具，而且本身直接压迫和剥削着农奴，使农奴受到极其残酷的双重压迫。晚清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把封建农奴制推向极点，各种残酷的法规甚是完备。晚清西藏的法制特点具有极端的强制性，其法理是中世纪的野蛮法的体现，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制完全不同。从旧西藏制定和实施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年代来看，这种法治情况到20世纪中叶，延续了600来年。[177]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残酷。在封建庄园或部落里，农奴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是刑堂、监狱，对不驯服的农奴和奴隶轻则打骂，重则处死。对于逃亡或者被认为“违法”的农奴和奴隶，可以任意施刑，除了一般的鞭打之外，还有挖眼、割鼻、抽脚筋、剁手脚、剥皮、投入河水淹死、投高崖等酷刑。[178]晚清时期的西藏，此类现象比比皆是。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残存到近现代，是对世界文明进步趋势的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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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代中央封建王朝，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大多采取“因俗而治”的方式，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予以修补完善，因而导致晚清时期在世界东方的中国，仍然保留了面积巨大的政教合一的区域社会，这个区域社会的基础，就是延续千年的谿卡及附着于其上对西藏地区95%民众实行超经济剥削的庄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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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牙含章：《试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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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地关系，即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人文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定义是：“人”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下，在一定地域空间上从事各种生产活动或社会活动的人；“地”是指与人类活动有密切关系的、无机与有机自然界诸要素有规律结合的、存在着地域差异、在人的作用下已经改变了的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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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勇：《西藏百万农奴解放于世界文明进步的意义》，《西藏日报》2009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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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藏学研究中，从藏语音译的汉文“谿卡”与“溪卡”，包括早年的“郤卡”等词的内涵没有歧义，都是指“庄园”。广义的谿卡还包括附着在土地上的一切资源，包括人口。藏族的传统说法叫“萨、康、迷、松”，“萨”即土地，“康”即房屋，“迷”即人，“松”是“三”的意思，即“土地、房屋、人口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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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藏自治区概况》编写组编《西藏自治区概况》，民族出版社，2009，第109～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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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元869年，手工匠人首领韦·阔竭勒登从康氏区率领起义军向卫藏挺进，席卷拉萨一带，取得巨大胜利。随后卫茹（今山南、工布一带）的韦·洛波洛琼趁乱揭竿而起。约卫茹的大奴隶主尚·解赛耐赞强派奴隶百姓在山顶修筑水渠，工程浩大而艰巨，奴隶不堪其苦役折磨与残暴压迫，提出“砍山头不如砍人头容易！”的起义口号，以钦普和工布地区的六人为领袖，发动了暴动，给奴隶主以沉重打击。公元877年，起义军首领许布达泽等四人率军攻下山南穷结，将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的陵墓掘毁多处，取出殉葬财物瓜分。这是吐蕃历史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农民和奴隶大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吐蕃奴隶制社会。（黄奋生《藏族史略》记：起义者公元895年在娘若香波堡杀死统治该地的哦松的儿子贝科尔赞。王辅仁的《西藏佛教史略》认为欧松的儿子贝考赞于公元923年被起义军杀死。两位学者对人名的翻译不一致，这里的“哦松”即“欧松”，“贝科尔赞”即“贝考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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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佛教传入吐蕃西藏前，苯教曾是吐蕃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佛教传入吐蕃后随之爆发佛苯之争。佛苯之争始于松赞干布时期。松赞干布先后同尼泊尔赤尊（尺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联姻，两位公主各自从家乡将佛像带入吐蕃，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王室。佛教传入之初即遭到苯教徒的强烈反对。739年赤德祖赞（698～755）将外来僧人驱逐出境。佛苯斗争的转折是赤松德赞（742～797）继位之后，吐蕃贵族势力和苯教徒利用其年幼之机，发动了西藏第一次“禁佛运动”。赤松德赞成年后，大力扶持佛教，迎请汉地僧人和印僧寂护和莲花生，先后两次颁布兴佛诏书，诏令吐蕃全民奉行佛法。组织人力、物力翻译佛教经典，修建桑耶寺，正式为藏人剃度出家。同时组织汉僧和印僧在桑耶寺翻译佛教经典，修建佛塔。赤松德赞时期的佛苯并举局面，一方面是苯教和拥护苯教的贵族势力强大，赤松德赞不得不对苯教作出重大的让步；另一方面则是他维护佛教势力的一种策略，使佛教在佛苯并存的局面中逐渐扩大势力。至吐蕃末代赞普达玛（838年至842年在位）采取强硬手段阻碍佛教发展，引发上层社会的剧烈争斗，导致吐蕃王朝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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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牙含章：《试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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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近年来的很多论文将唐懿宗转写为唐彝宗，唐僖宗转写为唐嘻宗，在不少学术网站上已经以讹传讹，实属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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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朗达玛（？～842），原名“乌敦赞”，绰号叫“朗达玛”（朗，即牛，有牛魔之意），《新唐书》作“达磨（摩）”，吐蕃末代赞普。其在位期间，对佛教采取阻碍措施，史称“朗达玛灭佛”。公元842年，达玛被佛教僧人拉隆·贝吉多杰刺杀。其卒后，俄松、云丹（乞离胡）二子相互争位，吐蕃分裂，处于割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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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古格王国雄踞西藏西部，弘扬佛教，抵御外侮，在吐蕃王朝终结后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位于青藏高原的最西端，札达象泉河（藏语为朗钦藏布）流域为其统治中心，北抵日土，最北界可达今克什米尔境内的斯诺乌山，南界印度，西邻拉达克（今印占克什米尔），最东面其势力范围一度达到冈底斯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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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牙含章：《试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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