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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元869年，手工匠人首领韦·阔竭勒登从康氏区率领起义军向卫藏挺进，席卷拉萨一带，取得巨大胜利。随后卫茹（今山南、工布一带）的韦·洛波洛琼趁乱揭竿而起。约卫茹的大奴隶主尚·解赛耐赞强派奴隶百姓在山顶修筑水渠，工程浩大而艰巨，奴隶不堪其苦役折磨与残暴压迫，提出“砍山头不如砍人头容易！”的起义口号，以钦普和工布地区的六人为领袖，发动了暴动，给奴隶主以沉重打击。公元877年，起义军首领许布达泽等四人率军攻下山南穷结，将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的陵墓掘毁多处，取出殉葬财物瓜分。这是吐蕃历史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农民和奴隶大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吐蕃奴隶制社会。（黄奋生《藏族史略》记：起义者公元895年在娘若香波堡杀死统治该地的哦松的儿子贝科尔赞。王辅仁的《西藏佛教史略》认为欧松的儿子贝考赞于公元923年被起义军杀死。两位学者对人名的翻译不一致，这里的“哦松”即“欧松”，“贝科尔赞”即“贝考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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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佛教传入吐蕃西藏前，苯教曾是吐蕃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佛教传入吐蕃后随之爆发佛苯之争。佛苯之争始于松赞干布时期。松赞干布先后同尼泊尔赤尊（尺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联姻，两位公主各自从家乡将佛像带入吐蕃，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王室。佛教传入之初即遭到苯教徒的强烈反对。739年赤德祖赞（698～755）将外来僧人驱逐出境。佛苯斗争的转折是赤松德赞（742～797）继位之后，吐蕃贵族势力和苯教徒利用其年幼之机，发动了西藏第一次“禁佛运动”。赤松德赞成年后，大力扶持佛教，迎请汉地僧人和印僧寂护和莲花生，先后两次颁布兴佛诏书，诏令吐蕃全民奉行佛法。组织人力、物力翻译佛教经典，修建桑耶寺，正式为藏人剃度出家。同时组织汉僧和印僧在桑耶寺翻译佛教经典，修建佛塔。赤松德赞时期的佛苯并举局面，一方面是苯教和拥护苯教的贵族势力强大，赤松德赞不得不对苯教作出重大的让步；另一方面则是他维护佛教势力的一种策略，使佛教在佛苯并存的局面中逐渐扩大势力。至吐蕃末代赞普达玛（838年至842年在位）采取强硬手段阻碍佛教发展，引发上层社会的剧烈争斗，导致吐蕃王朝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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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牙含章：《试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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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近年来的很多论文将唐懿宗转写为唐彝宗，唐僖宗转写为唐嘻宗，在不少学术网站上已经以讹传讹，实属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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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朗达玛（？～842），原名“乌敦赞”，绰号叫“朗达玛”（朗，即牛，有牛魔之意），《新唐书》作“达磨（摩）”，吐蕃末代赞普。其在位期间，对佛教采取阻碍措施，史称“朗达玛灭佛”。公元842年，达玛被佛教僧人拉隆·贝吉多杰刺杀。其卒后，俄松、云丹（乞离胡）二子相互争位，吐蕃分裂，处于割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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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古格王国雄踞西藏西部，弘扬佛教，抵御外侮，在吐蕃王朝终结后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位于青藏高原的最西端，札达象泉河（藏语为朗钦藏布）流域为其统治中心，北抵日土，最北界可达今克什米尔境内的斯诺乌山，南界印度，西邻拉达克（今印占克什米尔），最东面其势力范围一度达到冈底斯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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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牙含章：《试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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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藏语“朗生”一词也译作“囊生”，原意为家养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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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牙含章：《试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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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朗日松赞又译为囊日松赞，吐蕃王朝第31代赞普，为松赞干布之父，是吐蕃建立统一政权的奠基人。《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作赤伦赞或伦赞隆南木。“赤”是王者的敬词。《新唐书》作“论赞索”。“朗日松赞”是他在灭苏毗后属下给他上的尊号。（苏毗是藏族历史上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地方割据政权，有学者认为在今西藏昌都地区的丁青、边坝县一带。《新唐书》说苏毗是“西羌种”，原属羌系民族。苏毗的原始居地在今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南木林县一带，也即襄曲流域，因此藏文史籍又称襄曲为苏毗河。苏毗“在葱岭之南”，可知苏毗原居于青藏高原西部及西北部。之后逐渐东扩，一直抵达拉萨河流域和昌都的西北部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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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东噶·洛桑赤列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郭冠中等译，人民出版社，2008，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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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欧洲中世纪时期（一般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算起，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鄂图曼土耳其攻陷为止），许多王国相继而立，实行封建采邑制，采邑的核心就是将流散的居民定居起来实行农奴制的管理。在中世纪，天主教教会有极大权力，所有知识传承都在修道院中进行，并渗入经济利益分配，教会的宗教迫害和十字军东征给欧洲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这一时期被“启蒙时代”（通常是指从18世纪初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个理性主义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称为“黑暗时代”。被汉朝击败的匈奴、突厥的大部也在此时期进入欧洲。在11～13世纪的中世纪鼎盛时期，欧洲人口大量增长，带来了与前一时期相比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至1250年人口增长极大地刺激了封建经济。在11世纪，阿尔卑斯山北部的人口开始移居至新的土地，某些在罗马帝国末期回归到野蛮状态。在被称为“大清除”的时期，欧洲大量森林和沼泽被开辟为耕地。在同一时期移民也越过了传统的法兰克帝国边界，到达新的东欧前沿，越过易北河，在此过程中将德意志疆域扩大了3倍。十字军在累范特建立了欧洲殖民地，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被摩尔人征服，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殖民，这些主要的人口增长和移居模式，造成了不同时段各地存在着大量的自由民，而且土地可以买卖，随之却产生了封建农奴制，大量自由民沦为农奴。——本章执笔人根据多种历史资料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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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永丹又译为云丹，达玛赞普子，《旧唐书》记作乞离胡。达玛赞普死后，其子云丹、俄松为争夺王位而发起战争，最终导致吐蕃“支离破碎”，此后爆发了属民奴隶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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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达玛阻碍佛教后，西藏长期处于内乱分裂状态。公元978年以后，西藏进入封建经济发展时期，新兴的封建主再度兴佛。这个时期的兴佛活动比较分散，因而先后形成许多教派，如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希觉派、觉囊派以及15世纪产生的格鲁派。公元1270年，萨迦法王八思巴·罗卓坚赞被元朝忽必烈尊为“帝师”，统辖西藏政教，确立了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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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托林寺坐落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扎达县城西北的象泉河畔（托林，藏语意为飞翔空中永不坠落），是古格王国（公元10～17世纪）在阿里地区建造的第一座佛寺。托林寺始建于公元996年，由古格国王益西沃和佛经翻译大师仁钦桑布仿照前藏的桑耶寺设计建造。由于古格王朝的大力兴佛，托林寺便逐渐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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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吴从众：《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概述》，《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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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章执笔人认为，封建一词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基于法律的论点，主要强调划分土地所有权。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自然经济是以土地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具有自我封闭性、独立性，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中的关键生产资料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或封建领主）手中，故而能够形成“地主（封建领主）剥削农民”的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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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玛尔巴（1012～1097），藏传佛教噶举派塔布噶举奠基人。原名却吉洛追。西藏洛扎人。15岁时到牛古垅寺学梵语，后欲学道果法，因需奉献多金而作罢。不久，变卖家产，先后多次赴印度、尼泊尔，学密教“喜金刚”法（亦译“双喜金刚”法）、“集密”、“大印”等密法返藏后，授徒译经，兼营农、商业。一生未出家，有译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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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查同杰布著《玛尔巴译师传》，张天锁、申新泰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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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超经济剥削（extra-economical exploitation）也叫经济外强制，即采取经济以外的强制形式例如暴力搜刮、宗教规定、个人或家族的非制度号令等形式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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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藏传佛教，又称藏语系佛教，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文献中多称“喇嘛教”。其中吸收了较多西藏本土宗教苯教的世俗观念。藏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密教（密宗）与显教（显宗）传承。西藏僧人认为藏传佛教是佛教正统，称之为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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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吐蕃时期土地是“王有制”，赞普可以“依法”收回或者没收土地并规定其“占”和“限”，当时的土地分割转让到“户”并不意味土地的私有权；“七户供养一僧人”的“户”田只是一种在王田基础上的土地使用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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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才旦扎西、群佩：《初论吐蕃王朝时期的土地所有制》，《西藏研究》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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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米拉日巴（1040～1123），藏传佛教著名高僧、密宗修行大师。出生于芒域贡塘地区（今日喀则地区吉隆县）。本名米拉日巴·脱巴噶，法名协巴多吉。原属琼波家族，自祖父定居贡塘后，称米拉家族，先祖为宁玛派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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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米拉日巴传》（《显示解脱和成佛道路之瑜伽自在大士米拉日巴尊者传》），成书于15世纪，作者桑杰坚赞，刘立千译，民族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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