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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克”（又译为剋、勀、）为西藏地方以前的一种计量单位，既可以为重量单位也可以为面积单位。为重量单位时相当于14千克（28市斤，领主放贷时候的1克粮食相当于25市斤，于是西藏也有人将1克粮食记为25市斤的），为面积单位时约等于1.4亩（习惯上根据土地厚薄将28市斤的青稞种子播撒完为1克地，好地可小于1.4亩，不好的地会稍大于1.4亩，平均值折合为1.4亩，克又称为“习惯亩”）。农奴租种1克地，交租子2至3克粮食，意味着租种1.4亩的耕地，在28市斤的种子由自己购买撒播之后，还要在秋后交70市斤左右的粮食给农奴主，亦即领主对农奴的剥削率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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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地主制经济，即地主占有土地，土地租给农民，实行小农经营，主要收取实物地租；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农民生产的产品，一部分用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另一部分以地租形式交给地主，供其享用。地主对农民保持有宗法性的关系，具有超经济的强制力量。地主经济时代的农民对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负有徭役、丁赋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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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有研究者认为，清末民初的西藏社会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观点很值得商榷。历史证明，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力，在封建社会中萌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是一种要素所能推动的，其中主要的是科技发展这一重要的因素，同时还要有思想观念的解放，尤其是对传统宗教束缚的突破，西欧资本主义冲破封建主义的统治进行社会革命就是证明。所以，不能用货币地租在西藏的出现和增多来说明西藏在20世纪初已经在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不过是萌发了一种要素而已。这是本章执笔人对此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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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刘忠认为：西藏僧俗上层长期以来力求取得中央王朝的册封和扶持，借以提高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维护领主制经济，而中央王朝的影响，既有维护领主统治的一面，也有推动农奴制解体的一面。内地地主经济的某些措施，中央王朝也曾以政令的形式给西藏领主经济以影响，推动了农奴制关系的解体，西藏各地存在大量逃亡户，雇佣关系在庄园和村落内较为普遍就是例证。参见刘忠《西藏领主经济与西欧领主经济之异同》，载《民族研究》199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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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农奴使用的份地，大致可分为两种：由堆穷向农奴主庄园自营地支差的份地，即“内差”份地，是典型的劳役地租。由差巴向地方政府支差的份地，即“外差”或“差岗”份地。外差系以劳役地租为主，兼有实物和货币的混合地租。一户堆穷种10克左右的份地，一年约支内差360日。根据自营地的收获（剩余产品）和份地的收获（必要产品）大致计算内差的剥削率，平均为70%以上。差巴所支付的外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岗卓拉顿”，意为腿跑手缴，即差巴要给地方政府支应运输、建筑、杂役、实物（包括货币）等差；另一部分为专支地方政府的兵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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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西藏民主改革中的资料记载：墨竹工卡农奴次仁贡布，他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了50克粮食，还利息还了18年，他父亲接着又还利息还了40年，他接过父亲的债又还了19年，总共还了3000多克粮食，可是领主说他还欠债粮10万克。从时间上看，次仁贡布家的债务发生在晚清188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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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张江华：《试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基本类型》，《民族研究》198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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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多杰才旦主编《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第8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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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据实地考察，山南的朗赛林谿卡、拉萨的东噶谿卡、日喀则的帕拉庄园等大体上依此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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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美朗宗贞：《论西藏近代商人阶层的形成》，《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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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清朝在道光十年（1830年，藏历铁虎年）对西藏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土地、税赋清查并颁布了清册，该清册被称为《铁虎清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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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在20世纪50年代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中，大量资料对藏中的谿卡有很详细的记录。详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之《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至（六），民族出版社2009年修订本。在《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至（六）的资料中有大量反映西藏清末庄园情况的记载，例如，《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六）“拉孜宗杜素庄园调查报告”里就有清末的记载，最早时间为1887年，另还有1908年等年份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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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黄维忠、张运珍：《清代西藏的物质生活》，《中国藏学》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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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周晶：《20世纪前半叶西藏社会生活状态研究（1900～1959）》，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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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西藏传统民居以房屋里的柱子估算实用面积，称之为“嘎叽”，2个柱子的居屋大约有28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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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周晶：《20世纪前半叶西藏社会生活状态研究（1900～1959）》，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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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公元13世纪元朝时期萨迦政权建立十三万户，设宗为推行封建农奴庄园制度的基本行政单位，宗的行政长官藏语称为“宗本”。这一制度也成为西藏最重要的管理制度，延续到1959年民主改革为止。近年来，有的藏语媒体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政府的县长也称为“宗本”，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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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从这份报告中也可以看出，西藏原有的计量单位“克”既用于重量计量也用于面积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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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2318、2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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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陈庆英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第8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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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福康安（1753～1796），字瑶林，富察氏，清满洲镶黄旗人，经略大学士傅恒的第三子，乾隆帝嫡后孝贤皇后的侄子。福康安19岁即以头等侍卫统兵随定西大将军温福征剿大金川，此后担任过吉林将军、盛京将军、成都将军、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等要职。参加过平定大小金川、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击退廓尔喀入侵西藏等重大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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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孙士毅（1720～1796），字智冶，一字补山，浙江仁和人，清朝大臣。乾隆二十六年进士，二十七年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后迁户部郎中，大理寺少卿。出任广西布政使、云南巡抚。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侵藏，命摄四川总督，督饷。自打箭炉出驻察木多，师已入后藏，复驰诣前藏，馈运无匮，五十七年，廓尔喀平，后入京纂校四库全书，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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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钮祜禄·和琳（1753～1796），满洲正红旗人，钮祜禄氏，字希斋，清朝权臣和珅弟。乾隆时由生员补吏部笔帖式，历任兵部侍郎、工部尚书、驻藏大臣等职。骁勇善战，行事节俭，与福康安有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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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张其勤原稿、吴丰培增辑、《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清代藏事辑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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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姚锡光（1857～？），字石泉或石荃，江苏丹徒人。年少时师从丹徒名士周伯义，学习经史天文、地理兵法等，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经世致用思想根植于心。其一生经历丰富，著述颇多，代表作有《筹蒙刍议》《筹藏刍议》《筹海军别录》《蒙古教育条议》《实边条议》《姚锡光日记》等。他是一位对边疆民族问题有颇多独特见解的封建官员，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始终予以关注，对西藏的稳定问题有着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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