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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韩琦：《论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遗产》，《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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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方幼封：《古巴独立战争三十年》，《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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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周世秀：《巴西奴隶制长期延续和最终废除的原因》，《拉丁美洲研究》198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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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卢梭（1712～1778）在他的现代性批判及社会契约学说中，都谈到了宗教之于人及政治的相对关系。对于自中世纪伊始的传统基督教，卢梭批判其“沦为专制统治者手中嗜血的工具”的罪恶性和反动性。卢梭和一大批先驱者，对当时的西方思想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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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针对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实行政教合一的宗教统治，让人类本质的异化力量加重压制人的生活等，发起了从经济到文化等方面的斗争。在封建制内部发展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自己的统治地位，使国家从宗教统治下得到解放（实行政教分离），并进一步把国家权力转归到自己，进行了多次政治革命，把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具有世界性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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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从元末帕竹政权的《法律十五条》到17世纪西藏藏巴汗政权颁布的《十六法典》，再到清朝五世达赖时期制定的《十三法典》以及1733年的《番例》，有600多年，其中最重要的法律条文是《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其中《十三法典》一直沿用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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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199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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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章 西藏地方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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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绪初年开始，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台湾等地遭到西方列强入侵，清朝中央政府被迫与英、俄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受到了严重损害。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又以各种手段在中国攫取了种种特权，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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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整个清朝中央政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到清朝晚期，外患频仍，内部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在西藏地方的统治力量日渐衰微。19世纪中后期，英国与俄国在土耳其、波斯（今伊朗）和阿富汗等中亚地区展开了激烈竞争，史称南北“大角逐”。中国的西藏地方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也成为英、俄中亚大角逐的竞争焦点之一。清朝晚期，面对英、俄等外部势力的逼近，西藏地区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由一个政治和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进入一个颠簸动荡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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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节 动荡的西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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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前一个时期，英国对西藏地方周边地区的侵略蚕食日益加剧，而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日益激烈。清朝前期，中央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手段，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统治，并赋予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以较大的权力，使其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在清朝驻藏大臣的监督下办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随着清朝中央政府国力衰微，尤其是英、俄等西方势力开始侵入西藏地区，西藏地方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尤其到了清朝晚期，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在对待内外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使得西藏地方的政坛暗流涌动，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矛盾也逐步升级。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政府疲于应对内忧外患，无暇顾及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发展。在此期间，西藏僧俗统治集团内部也矛盾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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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格鲁派上层连续爆发权力争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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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扶植藏传佛教格鲁派势力以统治西藏地方，格鲁派上层亦借中央政府影响增加自身权势。到清咸丰、同治年间，这一统治格局已施行约200年，随着内外局势的变化，尤其是随着西藏地方内部的矛盾增多，渐渐运转失灵。19世纪以来，格鲁派寺院集团及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内部不断爆发激烈的权力斗争，凸显了这一时期西藏地方的动荡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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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重要的转世活佛之一，也是当时西藏地方最主要的政教统治者。九世至十一世达赖喇嘛年幼未即亲政或亲政不久即英年早逝等史实，将西藏统治阶级内部的裂痕暴露无遗。1808年（嘉庆十三年）“免于金瓶掣签”认定的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多）嘉措[1]，于1815年3月24日（嘉庆二十年二月十四日，藏历二月十四日）在布达拉宫暴亡，年仅11岁。1822年（道光二年，藏历水马年）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2]，于1837年10月30日（道光十七年十月二日，藏历火鸡年九月初一）在布达拉宫暴亡，年仅23岁。十一世达赖喇嘛凯（克）珠嘉措[3]于1841年9月8日（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藏历铁牛年七月二十四日）经金瓶掣签认定，奉敕谕于1855年3月1日（咸丰五年正月十三日，藏历木兔年正月十三日）亲政。同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布达拉宫暴亡，年仅18岁。十二世达赖喇嘛赤烈嘉措[4]于1858年2月25日（咸丰八年正月十二日，藏历土马年正月十三日）经金瓶掣定，1860年8月19日（咸丰十年七月初三，藏历金猴年七月初三）坐床。1873年3月11日（同治十二年二月十三日，藏历水鸡年二月十四日），奉皇帝谕令亲政。1875年4月25日（光绪元年三月二十日，藏历三月二十日）暴亡，年仅20岁。可以说，这几世达赖喇嘛夭亡，都与西藏僧俗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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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以来，格鲁派寺院集团及西藏统治集团内部连续爆发了一系列权力风暴。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藏历木龙年）六月初，七世班禅额尔德尼、第穆呼图克图、基巧堪布等，通过驻藏大臣琦善联名上奏，控告时任摄政的二世策墨林呼图克图阿旺降白楚臣擅自给外番印照驻牧，将班禅辖地赏给洛敏达部落管理，处理喇嘛纠纷不公等。阿旺降白楚臣此时已担任摄政长达26年，一人身兼三职（摄政、甘丹赤巴、达赖喇嘛正经师），极力扩充权势，引起其他势力的不满。清廷下旨查办，以阿旺降白楚臣革职流放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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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藏历水狗年）年初，哲蚌寺举行“日扎”供养法会。[5]西藏地方政府对参加法会的僧人从发放粮物改为发放钱币，因此布施的数量有所减少。为此哲蚌寺与摄政三世热振呼图克图阿旺益西楚臣坚赞之间产生矛盾。卸任噶伦谢扎·汪曲结布及其支持者利用这一机会，掀起反对摄政热振活佛的风潮。谢扎·汪曲结布的亲信、甘丹寺夏孜法王的强佐班丹顿珠派出甘丹寺和哲蚌寺的僧兵携带武器将谢扎迎回拉萨，又在大昭寺召集僧俗会议，成立了由支持谢扎的甘丹寺、哲蚌寺和僧俗官员组成的“甘哲仲基”，开始了推翻摄政热振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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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丹、哲蚌两寺的僧人围攻锡德林热振拉章，而色拉寺杰扎仓作为热振活佛所属的扎仓，则支援热振活佛，坚守拉章。进攻数日后，摄政热振和基巧堪布等支持者撤离拉章，逃入色拉寺，未敢久留，又逃往内地。这场权力斗争，最终以热振活佛携印逃至北京，被清朝中央政府革职，客死京城，谢扎·汪曲结布以“第悉”之名“协助”未成年的达赖喇嘛掌教而告终结，其“第悉”的名号也不是皇帝册封的，而是他自己私加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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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扎·汪曲结布出生在日喀则地区白朗县的比喜贵族家庭，原名比喜·汪曲结布。比喜家族本是后藏中部离扎什伦布寺不远的白朗土著，与1728～1747年西藏“郡王”颇罗鼐有联姻关系，其家族中一员曾经在1727～1728年卫藏战争时指挥过娘地的军队，是西藏“郡王”颇罗鼐后藏军队重要指挥官。谢扎·汪曲结布就是这个家族的重要成员，他是西藏噶厦的俗官噶伦，少年出家入扎什伦布寺学经，在那里接受文化、宗教及政务各方面的教育。30岁到拉萨，1827年（道光七年）升任为一名僧官——孜仲，在谢扎·顿珠多吉手下任秘书。后还俗，转入军界。据史料记载：比喜·汪曲结布于1827年和1832年曾两次陪同噶伦谢扎·顿珠多吉和驻藏大臣巡视边界，得到噶伦谢扎·顿珠多吉和驻藏大臣的赏识，并与噶伦谢扎·顿珠多吉之女结婚，在其岳父逝世后，他取用谢扎家族的姓氏，从此成为谢扎家族的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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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扎·汪曲结布曾参加过平定“波窝事件”和奉命率兵迎击道格拉统治者古拉伯·辛格的侵略军，战功卓著，被提升为戴琫。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经驻藏大臣孟保奏请并获清朝皇帝批准，于1843年3月9日在拉萨正式授命擢升为噶伦。随后他以特使的身份，被派往藏东喀木。1844年随驻藏帮办大臣赴江孜、日喀则和定日等地巡视，检阅军队，不久又被派往喀木的三岩等地考察政教事务。因考察有功，于1846年被清朝皇帝授予二等台吉爵位，并赏给孔雀花翎。1847年又前往藏东乍丫地区调解两活佛的纷争。由于调解成功，清朝皇帝赐其后代再承袭一次台吉衔。1852～1853年又以巡边特使的身份到中印边境的达旺地区巡视，圆满完成了使命，清朝皇帝又赐其台吉世职再承袭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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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他主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桑耶寺的维修工程，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工地，1850年回到拉萨，但次年又回到桑耶寺的维修工地。其间1852～1853年他又以巡边特使的身份到达旺地区巡视，圆满完成了使命后，又回到桑耶寺的维修工地继续主持维修工作。1854年维修工作完成后，他又主持刊印了寺志，其中收入该寺最古老的寺志中的九段。桑耶寺的维修工程从艺术成就上虽然算不上最好，但它在西藏宗教生活中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正因为他功绩卓著，不仅被清朝皇帝封为辅国公，加宝石顶戴[7]，而且清朝皇帝还赐给桑耶寺“宗乘不二”的匾额。这一赏封是西藏历史上除达赖喇嘛的父兄和颇罗鼐及其后裔获得殊荣之外的第一次，至此谢扎·汪曲结布的政治生涯达到了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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