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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咸丰五年）年初，清朝政府派谢扎·汪曲结布防卫边境，他率兵抵御尼泊尔的廓尔喀越来越频繁的入侵。1855年11月3日他率领军队攻下了帕嘉岭尼泊尔设防的哨所，杀死对方一些人，迫使尼泊尔于1856年3月24日签订了和约。他在事业上的一再成功和地位的显赫，给他招来了不少的政敌，几年前他控告摄政第穆呼图克图一些罪行，把第穆呼图克图流放到宗喀，1855年第穆卒于当地，此事引起人们相当的不满，第穆寺庙的僧人（很可能就是第穆活佛在拉萨官邸和丹吉林寺的僧人）向驻藏大臣递呈文告申诉，1857年4月这件事上报北京，清政府没有过问。尽管结局如此，但在一定范围内敌视谢扎·汪曲结布的情绪仍在不断增长。1858年谢扎·汪曲结布以让人推举他为掌印官的手段，企图限制热振摄政的权力而被解职流放。被囚禁于寺院后，他便剃发披缁，穿上袈裟。1862年热振摄政因减扣施份钱激变哲蚌寺僧人，引起骚乱，被迫逃亡内地。在此事件中，谢扎·汪曲结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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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驻藏大臣上奏，请求废黜热振摄政的职权并予以逮捕，获清朝皇帝准许。与此同时，清朝中央政府指派受封为诺门罕名号的谢扎·汪曲结布协助十二世达赖喇嘛赤列嘉措掌理政务。谢扎·汪曲结布是1750年（乾隆十五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死后至1959年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灭亡以前，在西藏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掌管西藏的政教事务大权而接任摄政的世俗官员。后来他又派兵平定康区瞻对（今新龙县）工布朗吉叛乱，并主持修筑环绕拉萨的城墙（未完工），1864年病逝于西藏的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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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同治元年）7月17日谢扎·汪曲结布被安排协助达赖喇嘛掌理政务后，经奏请封给诺门罕名号。“在这位执政的期间，传令用达赖喇嘛的印章和噶厦的印章，没有自己专门的印。”[8]这充分说明，谢扎·汪曲结布由于没有皇帝赐给摄政的印章，就不能自行使用自己的印，实际上，“当时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和甘丹、哲蚌寺的代表之间因鬼魔作祟，发生不和，进而酿成大乱，虽由萨迦本钦和扎什伦布寺的代表索本、仲尼、阿钦等人努力进行了调解，但是并未和好，因此热振呼图克图不能护持政务，于是人天导师达赖喇嘛需要担负起政教两方面的重任，所以在3月12日，达赖喇嘛接受了珍贵的诏书和印章，护持政务……”这也就是说，在当时西藏在没有政教首领可以委任的情况下，十二世达赖喇嘛在没有达到亲政的年龄十八岁以前，可以依靠历代清朝皇帝赐给历辈达赖喇嘛的诏书金印在名义上掌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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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十二世达赖喇嘛传》中记载说：当年6月里，“人天导师达赖喇嘛担负起政教两方面的重任，但是由于当时年龄幼小，需要任命一个服事和办理的为首之人，甘丹寺、哲蚌寺和仲科尔们商议，一致认为卸任噶伦谢扎与达赖喇嘛心思一致，可以担任。经过向皇帝奏请，得到批准之后，两位驻藏大臣立即要求谢扎承担办理政务之责，因此在6月21日卸任后噶伦谢扎·汪曲结布从拉章前往布达拉宫”。[9]当年9月7日，“因为皇帝命人天导师达赖喇嘛为政教之主及命卸任噶伦谢扎·旺秋杰布（汪曲结布）协助掌政赐给诺门罕名号的诏书到达，举行盛大喜宴，前往布达拉宫司喜平措大殿会见了驻藏大臣。达赖喇嘛、诺门罕、各大呼图克图、公、噶伦、基巧堪布等人全都跪下，由满文仲译和堪仲宣读诏书，宣读完毕，众人全都向皇帝恭敬地行三跪九叩之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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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叙述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清朝皇帝并没有任命谢扎·汪曲结布为“摄政”，仅让他“协助掌政”。谢扎·汪曲结布掌握政教大权之后，不久将他的心腹党羽夏孜堪布的襄佐班丹顿珠提拔到地方政府官员的行列中，而且委以重任，这就成为班丹顿珠后来权势显赫的开端。由于甘哲仲基之乱，使当年的正月祈愿大法会又未能按时举行，而是到混乱平息后在九月里才得以举行，这在《十二世达赖喇嘛传》中都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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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9月25日（藏历木鼠年复七月二十五日），第悉诺门罕谢扎·汪曲结布因病在罗布林卡去世，清朝中央政府任命十二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德柱活佛出任摄政一职，摄政再次易人。在此期间，为谢扎·汪曲结布复出立下汗马功劳，并得到谢扎·汪曲结布重用的班丹顿珠又密谋篡权。班丹顿珠最初为甘丹寺僧人，谢扎·汪曲结布复出并被任命为摄政后，倍受他宠爱的班丹顿珠的仕途之路，犹如平步青云，从孜仲一直升到了噶伦代办。此人虽然聪明干练，但无甚学问，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惜一切手段，打击异己，清除自己仕途上可能的对手，为此不惜伪造十二世达赖喇嘛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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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即藏历土龙年，班丹顿珠被第悉诺门罕谢扎·汪曲结布委任为总堪布后，他野心更加膨胀，培植了不少心腹，并以“甘哲仲基”这一组织为基础，建立他的个人专制和势力网。对于当时一些有知识的干练官员，特别是对不愿听从他的人，则设法一一剪除。噶伦普隆巴在平定瞻对之乱后，奉命在康区镇压劫路盗匪，于是便有人前来拉萨向班丹顿珠鸣冤叫屈，请求救助。班丹顿珠既为帮助同乡，又担心普隆巴以后会尾大不掉，于是让达尔宗的宗堆将在瞻对战事中的功臣噶伦普隆巴除掉。噶伦中博学精明的崔科哇因拒绝与他同流合污，也被班丹顿珠派人抛入河中暗害致死。此外，当时还有一些官员突然失踪也都和班丹顿珠有直接关系。足以证明，他以甘哲仲基这一组织的名义，先后暗杀了多位噶伦和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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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班丹顿珠的野心和胡作非为，引起了十二世达赖喇嘛和摄政德柱呼图克图洛桑钦饶旺秋的注意。据《十二世达赖喇嘛传》记载：“一天十二世达赖喇嘛手拿佛经坐在凉亭下，眼望天空，没有看书。鄙人于是提醒十二世达赖喇嘛应该学习佛经，但十二世达赖喇嘛依然没有看书，仍独坐凝视天空。鄙人再三催请，十二世达赖喇嘛依然如故。于是鄙人问道：‘天上有什么？’‘你看！’十二世达赖喇嘛回答道。此时，出现了大旱之不祥之兆。我往空中看去，并说道：‘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十二世达赖喇嘛说道：‘隐隐约约有很多块状物。’‘有什么样的东西？’我又问道。‘隐隐约约有很多块状物。’十二世达赖喇嘛一边慢慢地观看，一边再一次对我说道。此时，想必空中一定出现了十分奇异的征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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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摄政德柱（指次觉林活佛）呼图克图洛桑钦饶旺秋连夜派人把班丹顿珠的几名心腹抓了起来，与此同时，摄政通知噶伦和基巧堪布等，次日晨到摄政宫议事，以便逮捕班丹顿珠。班丹顿珠察觉后，不愿悔罪，领着几名心腹于半夜时分出逃，跑到了他的老巢甘丹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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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德柱（指次觉林活佛）呼图克图洛桑钦饶旺秋经过与驻藏大臣商议，立即调动汉藏官兵，攻打甘丹寺。当大军包围甘丹寺要求交出班丹顿珠时，甘丹寺不仅拒绝交人而且大筑工事。由于甘丹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同时为了避免战火殃及甘丹寺建筑，汉藏官兵将甘丹寺围得水泄不通，只围不打。据说，在当时围困甘丹寺的藏军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旺古山上甘丹寺，被天铁火炮包围，达尔罕班丹顿珠，看你从哪里逃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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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军彻底断绝了甘丹寺的饮水和粮食供给，最后迫使班丹顿珠无法在甘丹寺久留，便和心腹乘夜逃出甘丹寺。藏军发现后紧追不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班丹顿珠与其心腹各自拿枪对准对方，同时开枪自毙。班丹顿珠死后，“甘哲仲基”组织彻底解散，拉萨的局势很快恢复平静。由于班丹顿珠被当作敌视佛教的教敌，因此班丹顿珠之乱事发生期间，驻藏大臣恩麟亲自指挥汉藏军兵和色拉寺、哲蚌寺的僧人在罗布林卡严密保卫达赖喇嘛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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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十二世达赖喇嘛传》记载：“驻藏大臣鉴于十二世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的住处空旷，难保对方不趁虚前来危害，因此应由汉藏双方负责保护十二世达赖喇嘛，于是抽调汉藏兵丁和色拉寺、哲蚌寺二寺僧人设防守卫。后来又因连降大雨，守兵苦累，十二世达赖喇嘛因此前往布达拉宫居住。此时，十二世达赖喇嘛有时也在傍晚施放几个驱魔多玛食子，不久就出现了甘丹寺骚乱得到平息的好兆头。”[13]在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内部、摄政与噶伦以及三大寺之间，连续爆发如此严重的危机，说明西藏地方僧俗上层之间的权力斗争已趋向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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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乍丫二活佛争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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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达赖喇嘛及噶厦直接统治的区域外，清代西藏地方还有受驻藏大臣直接管辖的藏北三十九族地方，班禅系统管辖的后藏部分地区，以及昌都地区的帕巴拉、乍丫（今西藏察雅）、类乌齐等活佛系统管辖的、相对独立的政教合一区域。道光、咸丰年间，乍丫地方两位活佛之间连年争斗，直接威胁到这一地区的安定，以及内地与西藏间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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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丫的政教系统有两个分支，即玛贡（意为母寺）和卜贡（意为子寺）。玛贡指该地最大的寺院扎西央期寺，其最高领袖是切仓罗登协饶呼图克图系统。与母寺相对应的子寺，是甘丹谢珠曲科林寺，其最高首领是穷仓雷必协饶呼图克图系统。[14]即清代汉文文献所称大、小呼图克图。“查乍丫地方，向来不归唐古特所属，一切事务，均系该处大二两呼图克图掌管，所有应放头目及仓储巴等，均系该呼图克图自行补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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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清朝政府派兵入藏平定蒙古准噶尔之乱时，四世罗登协饶活佛洛桑拉吉为经过该地的清军供应夫马，捐助军需。次年（1719），清政府颁赐其号纸和玉印。[16]洛桑拉吉圆寂后，经驻藏大臣奏请朝廷，准其弟子洛桑丹增嘉措管理地方。理藩院也发给洛桑丹增嘉措号纸和印信。直到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五世罗登协饶活佛洛桑丹贝嘉措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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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年（嘉庆十六年），五世罗登协饶活佛圆寂后，由五世雷必协饶呼图克图洛桑丹增嘉措管理地方事务。直到1833年（道光十三年），六世罗登协饶活佛洛桑图丹晋美确吉坚参（清代文献记为“图布丹济墨吹济加木参”）从拉萨学经归来，重掌乍丫政教大权，“急图整顿，然亦用人失当，操之太促，以致属番疑惧”。[17]整顿过程中，遭到大仓储巴（强佐）和雷必协饶活佛属下仓储巴白玛奚等原有执事人员的反对。六世罗登协饶活佛将两位仓储巴撤职关押，令其亲信罗布嘉措代替。两位仓储巴逃出后，乘隙将罗布嘉措家宅焚烧。双方不断寻隙争斗，仓储巴白玛奚等调集人马，与六世罗登协饶洛桑图丹晋美属下臣民进行械斗，抢劫牛马，滋扰地方。“乍丫阿足、王卡各塘汛地方，为川省差使往来通衢”，塘汛阻断，“所关匪细”。因此，驻藏大臣和噶厦曾多次派人调解，均未解决问题。1836年（道光十六年），驻察木多（昌都）前藏守备龙启骧、粮务知县万云等受派前往调解。途经乍丫的驻藏大臣鄂顺安也曾询问此事。1839年（道光十九年），乍丫守备杨占春会同粮务知县刘光弟、噶厦所派噶伦丹增策旺、达尔罕堪布罗桑称勒朗杰等前去劝喻。但双方各执己见，不遵劝喻，争斗不断。办理此案的相关人员，也因此受到处罚。[18]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十世达赖喇嘛候选灵童凯（克）珠嘉措赴拉萨参加金瓶掣签，途经乍丫地方，道路阻滞。[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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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年，乍丫二活佛的互斗中，六世罗登协饶活佛洛桑图丹晋美避入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地方，驻藏大臣孟保派定日汛守备谢国泰会同理塘粮务委员王椿源前去开导，劝洛桑图丹晋美速回乍丫，听候剖断。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四川总督宝兴又加派保宁府知府瑞光会同谢国泰、王椿源一起妥善查办。他们“亲赴各寨落，向被胁番民逐为抚驭，遍贴告示，令各照常耕牧，毋得听纠滋事，众随安静”[20]。查办官员认为，罗登协饶活佛洛桑图丹晋美奉有敕书册印，本处事务应由该活佛专管，因此，责令五世雷必协饶活佛洛桑丹增嘉措此后毋庸再行帮同办事。这引起洛桑丹增嘉措活佛的不满，乍丫事件仍未能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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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四川总督宝兴又派候补同知姚莹前往查办。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姚莹抵达理塘。六世罗登协饶活佛洛桑图丹晋美前往会见，姚莹连日开导，令其速回乍丫，他执意不肯。同时他还呈出状纸，要求严惩洛桑丹增嘉措，否则，他就不回乍丫。姚莹认为，这是洛桑图丹晋美活佛依仗持有敕书册印任意挟制，“即此一端，该大呼图克图平日之乖谬自用，致失人心，已可概见”[21]。姚莹无功而返。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又有卸任回京的帮办大臣瑞元途经察木多，遇有换防官兵受阻之事，遂召见六世雷必协饶活佛，“嗣经开导”，“该呼图克图始悟前非，当即饬令各站将官兵速送出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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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丫二活佛臣属之间的械斗，直接威胁到川藏间交通，造成“所有饷银等项往来差使”“不能克期前进”，清廷高度重视。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敕谕“廉敬会同琦善设法筹议，拣派能事之员晓以大义，止其争端”。[23]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驻藏大臣认为若只是空言开导，恐难慑服，遂责令西藏地方政府派遣在森巴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噶伦谢扎·汪曲结布，会同德格土司大管家江卡格勒等带领西藏官兵，于四月开进乍丫。大军压境下，“该喇嘛等感激天恩，咸知省悟，情愿痛改前非，一心恭顺，出具甘结，设誓认罪”[24]，并将强占的土地全数退还，对各闹事的头目分别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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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此时，五世雷必协饶活佛洛桑丹增嘉措属下商卓特巴（强佐，即司库）彭措达尔吉所管的夺瓦地方的属民布厥因革退彭措达尔吉商卓特巴职不服，纠众抵抗，随后被镇压。布厥被审明后，枭首示众，随同滋事人等分别发往各处永远锁禁。不久，又有擦南多地方的小头目工布也以革退彭措达尔吉商卓特巴之职不服为由，纠众抵抗，并杀死两名官差士兵。噶伦谢扎·汪曲结布遂调集官兵奋力截拿，将滋事头目工布及随从8人击毙，其余望风归顺。为长远之计，噶伦谢扎·汪曲结布规定：以后二活佛必须同居一寺，属下只设商卓特巴一人管理日常事务。如遇下属头目空缺需补放时，必须呈送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验看，不准私行拣放。因噶伦谢扎·汪曲结布在处理乍丫二活佛争斗案中有功，1846年道光皇帝授予其二等台吉；赏给德格土司二品顶戴花翎，其他官兵也都各有封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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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咸丰二年），乍丫地方再次发生争斗案。六世雷必协饶活佛洛桑丹增嘉措纠集多人将六世罗登协饶活佛属下大小头目杀毙17人，并焚其敕书印信、寺庙财物，抢劫驿站塘汛马匹，又一次造成西藏与内地道路梗阻。驻藏大臣和噶厦委派噶伦才丹、昌都仓储巴、乍丫守备朱长春等人前往乍丫查办。[26]在调用士兵4300人，示以军威，“多方开导”后，乍丫地方已照常供差，“将首要各犯拿获”。[27]绵延道光、咸丰年间的乍丫两活佛争斗案始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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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各地连续出现的问题，反映出这一时期西藏地方的局势动荡不定。面对英国列强的蚕食侵占，对西藏地方的步步进逼，清朝政府对外敌入侵往往采取委曲求全政策，致使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对立日益凸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十三世达赖喇嘛逐渐执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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