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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7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我国西藏地方开始了最初的接触。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藏历木马年）乔治·波格尔（G. Bogle）一行受东印度公司派遣进入后藏，六世班禅班丹益西告诉他，西藏是大清皇帝管辖下的土地，西藏与英印建立任何关系都必须经过清朝政府的同意。波格尔当时已发现，西藏人普遍对洋人没有好感。[125]此后，特纳（S. Turner）、曼宁（T. Manning）等先后入藏，百般笼络，也没有被西藏人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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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东印度公司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扩张步步推进。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藏历火鼠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强迫廓尔喀人签订《塞哥里条约》（The Treaty of Sagauli）后，在加德满都设置了公司代办官邸，派代表常驻加德满都，并侵占了尼泊尔南部几乎所有平原土地。这是英国第一次正式地控制尼泊尔的条约。[126]此后，尼泊尔几乎沦为英国的附庸，而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占领的土地与我国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接壤。英国人开始觊觎阿里地区出口羊毛贸易。随后，东印度公司又以调解人身份，将尼泊尔所占的锡金土地置于其自身治理之下，并强迫锡金把对外事务交给东印度公司处理。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英国人一直把西藏西部地区视为通商要道，而一时忽略了由锡金进入后藏的大吉岭——帕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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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年（道光十四年，藏历木马年）东印度公司停止活动，一切权力转为英印政府所有。[127]1860年（咸丰十年，藏历铁猴年）英印政府借口锡金人拐走英人，派出军队入侵锡金，于1861年迫使锡金签订条约。条约主要内容包括英人在锡金境内自由贸易，锡金方面应负责保护商旅，修筑道路，并协助英人发展其过境抵达西藏的贸易，帮助英人修筑通向西藏边境的道路等。[128]1865年（同治四年，藏历木牛年）英印政府又因其阿萨密边境上的长期争端，与不丹发生战争，通过军事压服和贿买上层等手段，使不丹听命于英印。[129]西藏地方的民众与上层看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吞并印度，欺凌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等喜马拉雅各部的过程，积蓄了敌视、仇恨英国人的情绪。而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门户被英国的炮舰打开，法国的传教士在四川西部、西藏东部频繁活动，公然表示要把天主教福音带到世界屋脊上“昏昧无知的居民”中，鼓动英印政府吞并西藏。这燃起了西藏僧俗民众保护乡土和固有的宗教情绪。以往的经验和关于未来的忧虑，激发了西藏僧俗上下敌视英人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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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本土的商人在19世纪60年代纷纷要求中国开放西部，允许英国商人自由贸易。大约到60年代后期，西藏地方已立誓抗拒英人入藏，并将公禀附甘结图记呈交驻藏大臣要求支持。英印政府方面，总是认为清中央政府阻挠西藏开放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 Wade）和70年代末潜入日喀则、拉萨一带的达斯（Chandra Das）等人知道西藏民众有反英的情绪。然而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英国本土的商人和英印政府的官员都听不进去。[130]英印政府继续派遣官员到西藏边境与地方上的宗本联系、接触，图谋入境。英国方面还有一些人士建议在锡金和西藏边界上修筑市场，吸引西藏人来做买卖。这一系列行动更促使西藏僧俗民众认定英国人的下一个目标是吞并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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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光绪二年，藏历火鼠年），英国借口马加理（A.R.Margary）教案[131]，迫使中国签订《烟台条约》，条约另议专条规定中国同意英人入藏游历。这是英国有意利用清廷向西藏施加压力来打开西藏门户的开始。清中央向西藏地方下达了命令。西藏地方得到清中央已同意英人入藏的命令后，对英人侵藏的忧虑日渐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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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印政府更加积极地修筑穿越锡金境内，抵达西藏帕里地区的道路。1880年前后，连接印度与西藏地方的帕里路线开通。帕里路线成为跨喜马拉雅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成为英印政府进一步入侵西藏，图谋控制西藏的孔道。西藏地方后来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都与这条通道相关，如英国1888年（光绪十四年，藏历土鼠年）和1904年（光绪三十年，藏历木龙年）两次侵藏战争，九世班禅1905年赴印，十三世达赖喇嘛1910年赴印，以及前后几位英国驻锡金政治官贝尔、贝利、威尔、古德等人率领的使团每一次入藏等，都经由帕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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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政府在锡金境内修路的消息传入西藏，僧俗上层大为震惊。西藏地方上层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吞并印度，控制尼泊尔、锡金、不丹各部的行径非常了解，积蓄了对英人的仇恨，坚决反对英人入藏。因此，1879年（光绪五年）8月，驻藏大臣松溎向清中央转呈了藏人反对洋人入藏的誓词甘结：“遂将藏中向无洋人来过，并习教不同，恐于佛地有碍，阖藏僧俗大众公立誓辞，断不准其入藏，情甘具结实在情形，大众苦衷，恳求驻藏大臣代为咨报矣。”[132]在这份誓词结尾所开列的四十五项图记中，列有“布赉绷寺掌教喇嘛及呼毕勒罕领袖众僧等公同出具图记、色拉寺掌教喇嘛及呼毕勒罕领袖众僧等公同出具图记、噶勒丹寺掌教喇嘛及呼毕勒罕领袖众僧等公同出具图记”，即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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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方面的强烈反对下，英国感到派人入藏游历不能如愿，遂向清朝政府提出在印藏边界通商的要求。这一要求的提出在中英签订《中英缅甸条款》后不久，与马科蕾（Colman Macaulay）入藏受阻有关。1885年（光绪十一年，藏历木鸡年），英方根据《烟台条约》取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同意和发给的护照，派马科蕾由藏印边界入藏，遭到西藏民众强烈反对。马科蕾一行于1886年到达岗巴宗，宗本拒绝其前进，马科蕾遂以带兵三千入藏相恫吓，西藏方面仍坚决反对其入藏。此时，英国刚正式占领缅甸，中国是缅甸的宗主国，缅甸的地位必须得到中国认可，而且英公使正在与中国谈判英人入喀什噶尔问题，那里的形势比西藏更为紧张，因此英人同意推迟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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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86年7月24日（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英国公使与中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劻签署了《中英缅甸条款》，其中第四款为：“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133]条约签订后不久，英国驻华公使又威逼利诱清政府，要求在中印边境通商，声称“印藏交界之大吉岭地方，藏番早有与英人互相贸易之事。如果准令在印藏边界通商，即可永不入藏”[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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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英印政府派出一名叫达斯（Sarat Chandra Das）的印度人，乔装偷越边境，进入西藏，到达后藏日喀则后，在扎什伦布寺僧人帮助下，进入拉萨等地，带走大批藏文古籍，后因其身份暴露，西藏地方严厉惩罚了包括扎寺僧人在内的相关人员，前、后藏宗教上层之间为此引发了一场风波，史称“达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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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斯兼通梵文、藏文，并略知医术，当时的身份是派出“大吉岭学校校长”。英印政府利用锡金贵族喇嘛乌金嘉措同扎什伦布寺的宗教联系，由乌金嘉措陪同达斯，于1879年（光绪五年）至1882年（光绪八年）间，两次偷越边境，进入西藏。达斯先到后藏，结识了班禅系统一名极有地位的活佛和贵族帕拉。通过他们的帮助，他从日喀则到了拉萨，对西自萨迦、东至桑那、南至雅砻等地，作了勘测调查。此外，他还得到了200多卷帙的珍贵藏文古籍和手稿，其中包括一些印度已散失数百年之久的梵文著作。等他回到印度后，整理出有关西藏历史和宗教的材料，被当时的英印政府视为绝密文件，未予发表。但是拉萨当局终于察觉了达斯的真正身份，认为这是扎什伦布寺与英国私通关节，盗窃机密的行为。为此那个接待达斯的活佛，被处以宗教上的极刑而丧失生命，帕拉家人受到流放和抄家的处分，其他有牵连的人士也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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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西藏人民对英国殖民势力在印度和喜马拉雅山地带的侵略伎俩早有认识，对此十分警惕，并积蓄了仇英、反英的情绪。正当拉萨的反英情绪趋向高潮的时候，扎什伦布寺接待英国密探，后藏贵族帕拉家族还帮助其前来拉萨，这必然会引起前藏僧俗上层的不满，从而引发了前、后藏僧俗上层之间一场严重的风波。柳升祺先生认为“达斯事件”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这两大格鲁派系统之间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的裂痕，亦是长期以来英印侵略势力蓄意制造西藏内部矛盾的一个结果。[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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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光绪十年）英印政府又派遣马科蕾（或译麻克雷C.MaCaulay）率领武装卫队从锡金闯入我国后藏岗巴宗所辖的甲冈边境，声称要同我地方官谈判通商问题。这个名为谈判而实际上是想拉拢班禅势力以加深西藏内部裂痕的诡计，很快就被班禅当局识破，加以拒绝。于是，英印政府转而策划如何加深清中央同西藏地方之间的矛盾这一步骤。马科蕾从边境回来后，写了一份报告，大谈英国布匹、茶叶在西藏可以畅销，从而获得大量西藏的黄金和羊毛的乐观前景，并认为西藏僧人阻难双方贸易，可以用贿赂的办法解决；清政府已经允许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N.M.Prjevalski）来藏游历，也必须给英人同样的待遇，英人可以派出小规模的使节团到拉萨或扎什伦布。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了他在藏边访问的经过和建议，激发了要摆脱经济萧条的英国商人的热情。他本人还在1885年一度返回本土，向英国政府要员游说。最终他得到英国政府委派，于8月离开英国，携达斯一同来华，同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尼古拉）（Sir Nicholas Roderick O’Conner）一起向清中央政府交涉入藏事宜。如前所述，由于此时英国刚刚占领了缅甸需要得到中国的认可，而且英公使正在与中国谈判英人入喀什噶尔问题等原因，英人同意推迟入藏使团行期，并在1886年签订的《中英缅甸条款》第四款中作了专门约定。[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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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在了解到马科蕾使团要求入藏后，在隆吐山驻军设卡，并向驻藏大臣递交了誓死抵抗英人入境的公禀甘结。当时北京与成都、西藏之间尚未开通电报，消息传递最快也需要一个月左右。当西藏地方派人于藏历六月二十六日（公历7月27日）在隆吐山驻军设防时，清中央政府与英国缔结《中英缅甸条款》，英方同意暂不派员入藏及不催问印藏通商的消息尚未到达拉萨。而英方以西藏越界设防为词，不断向清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清中央政府则采取妥协态度，严令西藏地方撤卡弛防。虽经驻藏大臣文硕多次转奏并未越界，仍进一步加剧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裂痕。相关问题将专章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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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以达斯事件为代表的英国侵入西藏地方的种种举动，引发了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这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之间暨前后藏之间最初的裂痕，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的不和埋下了种子。而在清末民初之际，他们的关系受西藏地方动荡不定的局势影响，在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干涉西藏地方的各种伎俩作用下，逐步演变成西藏地方最主要的矛盾之一，影响并改变了西藏地方近代史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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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矛盾的初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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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光绪八年，藏历水马年）八世班禅丹白旺秋圆寂。[137]1888年（光绪十四年，藏历土鼠年），经过清中央政府批准，以金瓶掣签认定塔布地方出生的仓珠嘉措为九世班禅灵童。按照惯例，达赖喇嘛于十六日为灵童剃发，取法名为罗布藏吐卜丹取吉宜玛格勒克纳木结（却吉尼玛）。[138]1892年（光绪十八年，藏历水龙年正月初三），扎什伦布寺举行了九世班禅坐床大典。[139]九世班禅却吉尼玛从出生到受比丘戒这一时期，正是英帝国主义积极侵入西藏地方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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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藏历水兔年四月十六日），英国政府向清政府建议，在西藏的干坝庄（即后文的岗巴）进行中英谈判，解决定界和游牧的问题。英国方面派出荣赫鹏和怀特等率领的200多名官兵，以“谈判”为名，侵入西藏岗巴，“同时更备援军于锡金。倘中藏两方代表皆不果来，或前者虽来而后者不至，我代表即应直驱日喀则或江孜，借以敦促拉萨代表之前来”。[140]干坝庄属于班禅辖区，英国提出在干坝进行谈判，意欲对九世班禅施加压力。据一份口述史资料所记，噶厦得报后，给扎什伦布寺拉让下达令书：“英军已侵入岗巴，若继续深入，势必对我政教大业造成严重危害。岗巴地区属扎什伦布寺所辖，你方守土有责，务期竭尽全力，击退英军。否则，噶厦不仅要收回岗巴宗，且要给予惩罚！”扎什伦布寺拉让接到令书后，立即召集各扎仓堪布和拉让的僧俗官员开会，会议决定，派遣阿钦·珠旺活佛和四品官孜恰罗岗·巴杜尔等人，代表扎什伦布寺前往岗巴与英军交涉。代表们给英军奉送了“唐卡”等贵重礼品后，向英军陈述“若贵军由此地前进，噶厦就要惩罚扎什伦布寺，九世班禅大师和众喇嘛也不能安然无事”等情，恳求英军撤退。同时，通过英军向导噶钦·洛桑次仁（此人原是扎什伦布寺喇嘛）居间疏通，英军答应撤退。英军临撤时，侵略军的军官还同珠旺活佛、四品官罗岗·巴杜尔合影留念。但是，在次年（1904年，藏历木龙年），英国侵略军又从卓木（今亚东）发动了侵略战争。英军从后藏的岗巴撤出，又从卓木侵入，前藏噶厦认定这是扎什伦布拉章勾结英军向导噶钦·洛桑次仁搞的“阴谋”，对九世班禅深表不满。[141]这份口述史资料是以藏文档案为基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限于目前所能使用的藏文档案较少，还不能对资料中述及的事件进行核实。但相关的史实已基本清楚，即在第二次入侵西藏之前，英人试图利用前后藏之间的矛盾，试探两方的反应，以达到分裂、控制西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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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向清政府提出以干坝宗为谈判地点后，清朝中央政府在未征求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方面意见的情况下，向英国表示同意以干坝宗为谈判地点，并要噶厦派出代表参加，这进一步造成了噶厦与驻藏大臣之间关系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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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和邻邦朝鲜的战争爆发，英国借俄国势力东西不能兼顾等外部条件，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1904年1月4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藏历水兔年十一月十六日），英军攻占春丕，6日攻占帕里。西藏地方军队在骨鲁地方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遭失败。4月11日，英军进抵江孜，著名的江孜保卫战爆发，英国方面死伤严重，但西藏地方军队损失也很大。后来，英军又有增援部队，并向拉萨进发，7月19日，英军击败少数藏军的顽强抵抗后，占领了浪卡子宗。8月3日英军占领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军到达之前，于1904年7月27日（藏历木龙年六月十五日）离开拉萨，出走库伦等地。他临走前任命甘丹池（赤）巴罗桑坚赞为摄政，代理政教事务。荣赫鹏率领的英国军队到达拉萨之后，强迫西藏地方于1904年9月7日（藏历木龙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布达拉宫前英军炮口的威胁下，签订了《拉萨条约》。条约内涉及开埠、关税及西藏地方向英军赔付军费等内容。摄政甘丹池（赤）巴罗桑坚赞代表西藏地方签字，荣赫鹏代表英印政府签字。9月23日（藏历八月十四日）英军撤离拉萨。清中央政府认为“不应由英国与番众径行立约，致失主权”，任命唐绍仪为议约全权大臣，张荫棠、梁士诒为参赞，前往印度就中英关涉西藏地方的各项事宜及《拉萨条约》修改等问题进行谈判，并最终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签订《中英新订藏印条约》。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期间，清廷批准了驻藏大臣有泰的奏请，“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142]。而随后发生的英印政府“邀请九世班禅前往印度会见英国王储”等事件，则更是激化了达赖与班禅系统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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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国策划引诱九世班禅赴印激化达班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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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受到西藏地方僧俗民众的激烈抵抗和全中国人民及舆论的严厉谴责，也受到沙俄等国的反对和英国本土舆论的批评。因而，英印政府改变了对西藏的侵略手法，试图依靠拉拢西藏上层、培植亲英势力来实现分裂西藏的目的。为此，积极推行对西藏侵略扩张政策的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及其支持者，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藏历木蛇年）利用前后藏隔阂及英国王储威尔士亲王（The Prince of Wales）抵印的机会，精心策划了一场拉拢九世班禅，诱使其赴印觐见英王太子及印度总督的阴谋活动。[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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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内地后，噶厦采取了一些诸如没收岗巴宗大部分土地，直接由噶厦派人管理等削弱和挤压扎什伦布寺的措施。九世班禅方面担心前藏进一步施行压迫，曾派人或致函向英国驻江孜商务代表鄂康诺（Captain W.F.O’Connor，也译为卧克纳）讲述噶厦如何压迫后藏，请求英印政府在前后藏发生冲突时给予道义和物质支持。鄂康诺随即向英印政府负责西藏事务的驻锡金政治官怀特（J.C.White）报告了九世班禅方面传递的信息。恰好当时英国政府已决定英王太子威尔士将于1905年末访印。怀特等人认为，如果将九世班禅带到英国参见英王太子，可以达到三个政治目的，一是向九世班禅显示英国的友谊，以期笼络；二是显示英国的强大力量，使九世班禅放心地依赖英国，归英国保护；三是造成九世班禅与已被英国控制的喜马拉雅小邦不丹、锡金和尼泊尔君主一样具有附属地位的事实。这个扶植英国在藏代理人，分裂、控制西藏的计划迎合了英印政府的愿望，迅速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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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政府完全知道西藏地方是中国的领土，九世班禅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与任命。九世班禅赴印肯定会被中国政府阻止，可能还要受到惩罚。因此他们积极策划诱劝九世班禅“自愿”接受邀请赴印，防止中国政府的抗议。怀特指示鄂康诺“（印度）政府不必压他接受邀请，尽可能对他接受邀请表现冷淡”，并尽力使九世班禅认为“给他这个邀请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他接受邀请对他极有益处”。[144]1905年9月19日，英国军官鄂康诺上尉率50余人的卫队由江孜非法前往日喀则。在鄂康诺的诱说下，九世班禅和扎什伦布寺扎萨克喇嘛擅自同意接受邀请赴印，并要求将赴印之事对外保密。当时正在印度加尔各答交涉藏事的张荫棠较早获悉英人诱使九世班禅赴印的消息，于1905年10月28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一日）致电外务部，指明英印政府此次阴谋意在图谋我西藏，“借迎英储为名，实谋废达赖图藏”，建议驻藏大臣有泰“严密防范，设法阻止，以遏阴谋”。[145]虽然驻藏大臣有泰多次劝阻，“告以祸福，晓以利害，务使班禅坚定不去之心”[146]，但九世班禅方面还是于1905年11月8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起程赴印。外务部见未能阻止其成行，遂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电令张荫棠在印密探英人与九世班禅举动，报告外务部。二是为防止九世班禅受英胁迫与之立约，有损国家主权和领土，照会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严正提出：“班禅世受封号，惟以唪经为事，藏中政治概不与闻。现因英储赴印，前往致贺。倘有擅行约定事件，中政府概不承认。”[147]这个照会的内容不仅否定了班禅在辖区内拥有的政教权力，更与一年多前达赖喇嘛离藏后，清朝政府批准九世班禅前来拉萨暂摄原属达赖喇嘛之权有悖。显然，这是清廷为维护在藏主权所采取的权宜之计。但在如此重要的治藏政策上的往来反复，也反映出清晚期因西藏地方警报不断，中央政府在藏权力衰微，清朝政府唯恐西藏地方出事的消极治藏心态，导致其治藏政策上的前后矛盾：一方面不断强调尊崇定制、依循旧例，另一方面又试图整顿藏事、收回治权。这样的心态及政策上的不一致、不确定，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这或许也是清末西藏地方政局动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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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一行于1905年12月3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抵达印度，至1906年1月11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离开，在近40天内，受到印度政府的隆重接待，同英国王储、印度总督等会晤，还访问了许多地方并参观了英印兵营。九世班禅抵印后，英人以等同于被英国控制的不丹、锡金等国君主的礼仪进行接待。在九世班禅会晤英王储的见面礼仪上，鄂康诺要他与不丹等君主一样行跪拜礼，企图造成九世班禅是受英保护的君主及西藏是英附属国的假象，但九世班禅“与之抗礼，未稍屈节”，英人无可奈何，只得以“彼此以外洋拉手礼相见”。[148]为了显示英国的强大，促使九世班禅依靠英国，英印政府还安排九世班禅参观英国兵营及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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