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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访问印度多处佛教圣地后，回到加尔各答，又会晤了新任印度总督敏托伯爵（4th Earl of Minto）[149]。前任寇松在交接职任前（1905年11月14日），写信给敏托，坚持认为“于今唯一应办之事乃英国政府须正式通知北京：英国无须中国之认可《拉萨条约》。盖此一条约，英国一贯视为完全有效，将于执行其条款时，无庸照会中国政府，自行采取英国认为必须之步骤”[150]。即积极主张扩张英国在藏权力的寇松在离职之前仍然抱定，不管中国认可与否，英印政府仍坚持《拉萨条约》，并试图逐步使西藏最终依附于英印。张荫棠看穿了英印政府的用心，他在1905年12月30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五）向外务部转报在印探知情报的电文指出：“韩[151]探闻印政府拟令班禅请英扶藏自主，归英保护。俟回藏将中国不能治藏、令藏不能不图自知情形宣示全藏，以成独立。”[152]邓锐龄先生认为，这是在汉文文献中第一次以“独立”一词极概括地揭出了英印政府多年来对西藏的诡秘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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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月10日，九世班禅在与印督敏托晤谈过程中，向敏托提出了三项政治请求，敏托向新任印度事务大臣作了报告：一是在拉萨当局或中央政府对九世班禅采取敌对态度的事件中，总督应给予九世班禅喇嘛一封信，答应给予某些援助；二是在九世班禅喇嘛遭到进攻的事件时，我们（指印度政府——引者）应借给九世班禅武器；三是（印度政府）应给我们在江孜的官员下达指示，保持他们（指英驻江孜官员——引者）与九世班禅喇嘛现存的友好关系，并转交给九世班禅喇嘛的信件。九世班禅喇嘛进而请求在需要的情况下，允许由特使将其信件送至印度。[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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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的英国政局和国际形势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德国的崛起，为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日益加剧，刚刚上台的英国自由党政府为积极准备对德斗争，一改过去在中亚等地防范对抗俄国势力的政策，推行英俄友好的外交路线，而西藏问题正是英国准备与俄国调整关系的若干重大问题之一。印督敏托摒弃了前任寇松所采取的积极向西藏侵略扩张的方针，对九世班禅所提出的三项政治请求，仅对第三项作出了肯定答复，同意加强驻江孜官员与扎什伦布寺的友好关系。敏托没有答应给予武器援助，也没有许诺援助九世班禅对抗拉萨和清朝中央政府对其“采取敌对态度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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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印度返回西藏之前，九世班禅派札萨克喇嘛给张荫棠递交了呈文，请张荫棠向清朝政府代奏其返归日期，并提到“未经奏准出境，恐于严谴，沥陈下情，求免处分”。[154]次日（1906年1月12日）清朝政府电谕张荫棠，九世班禅“此次前赴印度，并未奏准，擅行出境，实有不合。现已启程回藏，念其情词恭顺，尚属出于至诚，着即准其回藏，照旧恪供职守”。[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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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九世班禅而言，将自己与前藏的内部矛盾等问题诉诸英人，并请他们帮助抵御前藏的压迫，尤其是未经请示驻藏大臣及清朝政府批准就擅自出境会晤英王太子，无疑是错误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治藏条例，明确规定未经驻藏大臣同意是不能与外国通讯与交往的，否则极易落入英人设下的圈套，为他们提供施展分裂阴谋的机会。这次事件证明，英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企图以此打开分裂西藏的突破口。九世班禅在印期间，拒绝向英王太子跪拜，同时也没有签订出卖西藏领土和主权的条约，基本坚持了原则。九世班禅1905年赴印，是一个错误。九世班禅及其随从人员作出赴印的决策，或许与尚未认清英国的侵略野心有关，更主要的也是后藏僧俗上层为了保护自身的权力，抵抗前藏势力扩张对自身产生的压力而作出的应激反应。这也凸显了清末西藏地方面对各种外力挤压，内部各种力量在调整过程中出现的不适应，甚至对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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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朝政府而言，之所以没有严格处分擅自离藏赴印的九世班禅，主要出于稳定西藏地方局势的需要。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强迫订立《拉萨条约》，清廷上下极为震动，决心“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156]。除派出议约大臣与英国政府交涉，力争主权外，清朝中央政府力图革新藏政，重新掌握在西藏的完全主权。自1905年起，赵尔丰、凤全在川边藏区进行改革，1906年张荫棠、联豫在西藏的新政即将展开。这些改革与新政都是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新政[157]的一部分，也是清朝中央政府力图整顿藏事、收回治权，将主权的行使付诸行动的政治实践。为了保证新政得以顺利施行，稳定的西藏局势是其必要因素。因此，虽然九世班禅此次擅自出境，违背了定制，但是清廷并没有像处罚十三世达赖喇嘛擅自离藏那样，立即褫革其名号，而是采取了免予处分，准其回藏，照旧供职等宽抚措施。这无疑是为了稳定局势，安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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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而言，主张积极侵略干预西藏的前任印督寇松、锡金政治官怀特和鄂康诺等策划的这场利用前后藏矛盾，拉拢控制九世班禅，从而分裂西藏的阴谋未能实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和斗争，尤其是英国自由党政府从对德斗争的全局利益考虑，加速调整与俄国的关系，以及正在进行的与中国政府谈判重签条约的需要等原因，使得英印政府不得不暂时放弃积极扩张在藏势力、直接与西藏交往的政策。但是英印政府企图通过培植西藏内部的亲英势力，寻找代理人以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是不会改变的。随着国际形势和中国局势的变化，英印政府逐渐转为拉拢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培植亲英势力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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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奉派入藏查办藏事的张荫棠所记，当他途经江孜时，已由印返藏的九世班禅，派出了札萨克喇嘛前来欢迎，并向张荫棠“微露班禅有欲代理达赖之意”，张乘机令转劝九世班禅呈请来京陛见。张荫棠到达拉萨后，又把这些情况告知摄政和甘丹池（赤）巴。摄政、噶伦等人颇为惊慌，担心九世班禅到北京后，必定会导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去权位，遂致电原已打算回藏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于是达赖喇嘛也立即要求张荫棠代奏进京入觐。[158]在此之前，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于1906年四月离开库伦，九月十四日抵达西宁，准备启程回藏。在得知十三世达赖喇嘛将于近期回藏的消息后，张荫棠立即致电外务部，以“达赖与班禅仇隙已深，班禅久堕英煽惑术中，难保达赖回藏时不借端挑衅，而英即乘机坐收渔人之利”，且此时西藏地方开埠事未办妥、春丕英兵尚未撤出，建议“缓接回藏，以免牵动全局”。[159]虽然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英兵未撤等都是有说服力的事实，然而还有更深一层未点明的原因，则是张荫棠担心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后将有碍其在藏查办藏事。十三世达赖喇嘛听说张荫棠代奏九世班禅进京觐见后，也立即请张代奏，以便抢在九世班禅之前向皇太后和皇帝面陈西藏情形。清朝政府没有立即批准达赖喇嘛和班禅的奏请，于1907年2月谕令“暂缓来京”，同时要求张荫棠体察情形，再详细电奏“究竟达赖班禅等来京是否相宜”。[160]清廷出于整顿藏务等考虑，一再推迟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及返藏的时间。直到1908年7月19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才谕令在五台山朝佛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京陛见。[161]9月28日（九月初四），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乘火车由山西抵达北京。在京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原本与清廷改善关系、依靠中央维护权益的想法，受到了严重打击。最终，失望地离开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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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9月16日（宣统元年八月初三），十三世达赖喇嘛由京返藏抵达黑河，九世班禅特地前来迎接。事毕，各自返回拉萨、日喀则。然而，回拉萨后不到两个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联豫间矛盾激化，并因川军进抵拉萨等原因，于1910年2月12日（宣统二年正月初三）再次离开拉萨，出走印度。清廷又一次宣布褫革达赖喇嘛名号，并令驻藏大臣迅即寻访灵童，实行金瓶掣签，另寻达赖喇嘛真正灵童。[162]与此同时，联豫为了稳定西藏地方局势，上奏以九世班禅替代十三世达赖喇嘛“暂摄藏事”，得到朝廷的准许。九世班禅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虽然他来到拉萨，但坚辞摄政一职，并请求恢复达赖名号，促其早日返藏。他请联豫向清廷转奏：“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及历辈班禅遵从先祖历代福田施主之旨意，师徒亲洽，同为大清社稷效力，专意广衍佛法。如能保留达赖喇嘛之名号，则必能使天神人主大皇帝圣寿延年，社稷昌隆，裨益福田施主。为此，本僧不得不拟请皇上开恩息怒，尽早恢复达赖喇嘛之名号。”[163]此外，还多次派出代表前往大吉岭，请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164]然而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向皇帝或清廷直接面商的想法已化灰烬”[165]，试图实施依仗英国的支持，对抗驻藏大臣以收回政权为目的的新政，从而“尽揽政权，尽废现例”[166]，因而迟迟不肯回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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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口述史资料记录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赴印后，九世班禅方面的反应：1910年（宣统二年，藏历铁狗年），清军进驻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疑惧，于是年藏历一月三日夜（1910年2月12日，宣统二年正月初三），率少数随从，逃奔印度。当时九世班禅也欲追随。当行至岗巴后，九世班禅的随从官员中有一部分人主张九世班禅去印，理由是，两佛应在那曲相会和好的基础上，再次在印度大吉岭相会，定能消释噶厦对扎什伦布寺方面的前嫌。另一部分官员的意见是，请九世班禅暂住在岗巴，派人先去印度向达赖喇嘛致意问安，顺便探听达赖及其属下的真意后再作决定。经过商讨，采纳了后一种意见。随即派遣四品官扎色瓦带了九世班禅的书信赴印。扎色瓦到达印度，谒见了达赖喇嘛，呈上九世班禅的书信，还给达赖和主要官员奉送了礼物。然后带上达赖的回信返回岗巴。达赖回信中表示欢迎九世班禅来印。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驻藏大臣极力劝阻九世班禅不要赴印；同时，扎色瓦也点明了其中隐情，他说：“达赖虽在信中表示欢迎班禅去印，但又亲口对我说：‘若班禅不能来印时，可在藏中多关照政教事业。’达赖的重要官员也说：‘班禅如不能来印度，我们也没有意见。’”九世班禅的一部分随从也建议他不要去印度。于是，九世班禅及其随从官员返回了扎什伦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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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官员们的本来意图是：若九世班禅也来印度，就可以向中央政府上告驻藏大臣联豫破坏西藏政教事业，也便于在国际上制造分裂舆论。但这一目的未能实现。九世班禅从岗巴返回后，驻藏大臣把他接到拉萨主持藏历新年庆贺仪式。此举引起了外界种种揣测和非议，也使得在印度的噶厦官员对九世班禅更加恼怒，从而加深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关系的恶化。[167]虽然其中提到的很多细节尚无其他资料佐证，但从这则资料可以看出，九世班禅确实有过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希望能与达赖喇嘛和好，共同向清廷状告联豫，另一方面还是担忧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噶厦会继续向后藏地方施加压力。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次赴印，令九世班禅方面深刻意识到，英人并非真心帮助支持九世班禅，而完全是随其政治需要而对九世班禅或十三世达赖喇嘛加以笼络利用，英国的真实意图其实是控制西藏。内向之心及情势的发展，促使九世班禅做出了与驻藏大臣保持良好关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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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驻藏陆军变乱。驻藏大臣联豫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写信请求九世班禅予以保护，得到哲蚌寺大堪布的保护。11月28日，联豫以养病为由避入哲蚌寺，命钟颖暂行代理其职。[168]1912年3月23日（民国元年二月初五，藏历水鼠年二月初五）发生的驻藏川军围攻色拉寺事件，成为整个拉萨变乱的转折点，此后，战事转为驻藏川军与西藏民军之间绵延数月的争战。当驻藏川军与藏军发生激战时，川军统帅钟颖又向九世班禅求援，“后藏僧民与汉军互相为援。一切饷糈，莫不臂助”。[169]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此耿耿于怀，1913年返抵拉萨后，开始排除异己，进行报复。从此，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的关系公开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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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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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英、俄等外部势力侵入西藏地方，中央政府在藏权威的衰微等，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内部由于种种原因矛盾重重。如乍丫地方两位活佛之间连年的争斗、瞻对地区的归属，都对地区的安定以及内地与西藏间的交通带来直接影响，加剧了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及四川总督之间的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央政府处置西藏地方事务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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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原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的亲属等人涉嫌采用诅咒等方式，企图加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而遭治罪。第穆呼图克图也因涉嫌“阴谋杀害达赖喇嘛罪”死于狱中（一说为暴病而死），其寺院、庄园、财产等均被没收充公，呼图克图名号也被革除，并禁其转世。这就是史称“第穆事件”或“妖鞋事件”。这场纷争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毫无疑问地成为西藏地方政教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威信更高，并为其后来三十多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围绕第穆事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第穆活佛及丹吉林寺在西藏近代史上的命运起伏，充分反映出西藏地方僧俗势力对政教权力的激烈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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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二世达赖喇嘛与八世班禅因达斯事件埋下不和的种子，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领导西藏僧俗抵抗英国入侵的过程中，加强扩张自身统治权力，给九世班禅及其后藏辖区造成一定的挤压，从而导致前后藏出现矛盾。尤其在1905年英国策划引诱九世班禅赴印，企图实施扶植九世班禅、分裂西藏的阴谋，使得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大大激化。而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进京及赴印期间，日益倾向于自主、分离之势，与九世班禅试图依靠中央政府的内向行径大相径庭等等一系列史实，清晰地反映出自清晚期以来，面对英、俄等外国势力侵入西藏地方，清朝中央政府在藏权威衰微，以前、后藏为代表的西藏地方不同利益集团，为了应对外部力量的挤压，强化、扩张本身权力而出现了竞争与矛盾。而先后发生的两次英国侵藏战争、绵延数年的川藏边界的争夺，以及清末民初驻藏陆军与西藏民军的争战，则意味着必然消耗大量资源用于军事需要，从而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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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多）嘉措，于藏历十四饶迥木牛年十二月初一（1806年1月20日）出生于金沙江畔的邓科地方。土龙年九月二十二日（1808年11月10日）在布达拉宫坐床。木猪年二月十六（十四）日（1815年3月26/24日）圆寂于布达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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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于藏历十四饶迥火鼠年三月二十九日（1816年4月25日）出生于理塘雪周卓东地方。藏历水马年一月十五日（1822年2月6日）由金瓶掣签认定为转世灵童，并于水马年八月八日（1822年9月23日）在布达拉宫坐床。火鸡年九月初一（1837年10月30日）圆寂。Luciano Petech，The Dalai-Lamas and regents of Tibet：a chronological study，in The History of Tibet，Volume Ⅱ edited by Alex McKay，Routiedge Curzon，2003，p.570；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陈庆英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等，2004，第867～8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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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于藏历十四饶迥土狗年九月初一（1838年10月19日）出生于康区木雅泰宁寺附近。铁牛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三）日（1841年9月8/7日）由金瓶掣签认定为转世灵童，并于水虎年四月十五（十六）日（1842年5月24/25日）在布达拉宫坐床。木兔年正月十三日（1855年3月1日）亲政。木兔年十二月二十五（二十四）日（1856年1月31/30日）圆寂。L. Petect：“The Dalai-Lamas and regents of Tibet：a chronological study”，p.570；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陈庆英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等，2004，第881～9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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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十二世达赖喇嘛赤烈嘉措，于藏历十四饶迥火龙年十一月（十二月）一日（1857年1/2月26日）出生于山南地区。土马年一月十三日（1858年2月25日）通过金瓶掣签认定为转世灵童，并于金猴年七月三日（1860年8月19日）在布达拉宫坐床。摄政二世德珠呼图克图洛桑钦饶旺秋圆寂后，同治皇帝认为达赖喇嘛已到了亲政的年龄，在水鸡年二月十四（十二）日（1873年3月11/9日）举行了亲政仪式。两年后，在布达拉宫圆寂。参见Luciano Petech，The Dalai-Lamas and regents of Tibet：a chronological study，in The History of Tibet，Volume Ⅱ edited by Alex McKay，Routiedge Curzon，2003，p.570；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下），陈庆英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等，2004，第909～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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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哲蚌寺内三个显宗扎仓（法相扎仓即洛色林、郭芒、德央扎仓）的六名堪布集会的组织称为“日基”。日扎供养法会可能是向这三个扎仓僧众所做的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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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下），陈庆英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等，2004，第913～921页；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下）（藏文），西藏古籍出版社，2006，第489～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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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西藏的历史上只有达赖喇嘛的父兄和颇罗鼐及其后裔受过此等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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