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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方面在进行人力、物资准备的同时，宗教的力量也以其特殊的方式投入战争。僧人们举行一些宗教活动，或占卜吉凶，以鼓舞士气。如每批军队在经过拉萨开往前线之时，十三世达赖喇嘛都亲自给每一个战士摸顶祝福，并发给经喇嘛念过咒语的特制的“白伞盖轮”一个，作为护身符。“与此同时，达赖又命令多札堪布、拉惹僧布、客拉半见、参巴噶桑等人，还有念咒喇嘛十五人，在布达拉宫秘密念《武经》放咒，诅咒英军失败。又在布达拉宫请乃均（即乃穷护法神——引者注）降神问卜，乃均说：‘事先不应作此事，即（应为既——引者注）已作了干到底。’于是抗英决心更加坚定。”[31]5月（藏历四月），拉萨家家户户焚香烧喜纸，祈求胜利。另外，三大寺各扎仓的负责喇嘛则一同前往，加强帕里前线的藏军布置和指挥。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下令三大寺积极组织僧兵，准备一旦必要时开赴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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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5月22日（光绪十四年四月十二日，藏历土鼠年四月十二日），约3000名藏军向盘踞在纳塘的英军营卡发动反击。据前后藏代本、茹本、甲本各头目的呈禀所述：“兹于十二日辰早，前赴捻、纳两山，正在防堵，不料该国营盘放炮五声，并施放许多鸟枪。不但擅越我属许多地境，复敢恃强逞凶，毫无禁忌。势难如此束手坐视，即饬复仇攻敌。现在两下伤亡之人尚多。”[32]又帕里隘口江孜汛署守备萧占先禀报：“二十日探得十二日藏兵与英兵接仗，互有伤亡。藏营阵亡甲琫、定琫各二员，伤亡兵勇百余名。英人阵伤亡故亦多，细数不得而知。”此后，“英营扎在隆吐山者，对邦地方闻有七八千人。藏营番官兵勇五千余人驻扎热朗闵觉地方，相距英营二十余里”。“自是对垒而居，并未续有接仗。”[33]形成了互相对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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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听到藏兵和英军开仗并隆吐山失守后，即下令免去文硕驻藏大臣一职，以升泰为驻藏帮办大臣，以执行撤兵、不许开仗的命令。升泰在赴藏途中，即已决定“亲赴两敌之中，先解战争，再勘界址，复饬江孜守备及统领番军噶布伦严束藏兵，不准妄动。一面奏请饬下贵衙门（按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电印督，或亲来前敌，彼此面议，或由印廷另派大员，会商妥办”[34]。1888年7月5日，升泰抵藏。他先为英国侵略者辩护，硬把西藏地区相邻的哲孟雄边界说成是在雅拉、支木两山，并说雅拉山在隆吐之北，所以隆吐不在西藏境内。[35]同时，又诱胁西藏地方政府将军队先行撤入帕里，说什么“洋人若在藏兵撤后，再行进兵，则是违约在彼；纵属失地，不难索回。若藏兵先出，则以后事机万难办理”[36]。升泰这种将国家领土拱手让予侵略者的做法，既打击了藏族军民的士气，又阻扰藏军抵御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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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于8月5日后，“添兵九百余名，又运来大炮六门”，并多次向藏军挑衅。藏军本欲在8月17日、22日出营反击，均被升泰所阻。[37]英军又乘机全部占领哲孟雄，并布置就绪。此时，西藏各地增援的军队已陆续到达前线，达14000多名。[38]英国侵略军的人数，也达2300名，有9门大炮。[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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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英军进至捻那、都纳两山，时常在山顶施放枪炮，轰击藏军营地。13日，藏军于夜间分队赴捻那、都纳两山扎营，连夜修筑战墙，以防止英军强占制高点。24日天明，英军见藏兵“扼扎两山，亦不便于己，遂出队直冲，藏兵力不能支，败回姑布、冻曲原营”，未等藏军立足，英军追击而至，藏军连夜仓皇奔逃，以至咱利（帕里）、亚东、朗热等隘同日失去。英军“复分股包抄，所有藏营番兵一万数千，全行败溃，枪刀器械锅帐什物，弃置满道”。藏军前线军事指挥噶伦伊喜洛布汪曲于次日败回仁进岗。[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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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藏军浴血奋战之时，驻藏大臣升泰却命江孜守备萧占先前往阻战。萧占先到仁进岗时，正遇噶伦伊喜洛布汪曲狼狈奔逃至此，噶伦面告萧占先：“洋兵火炮甚利，万难抵敌，赶紧迅速同走逃命为是。”萧占先则回答：“我奉驻藏大臣札饬阻战而来，不料尔等又复多事，以致败北。如果英人力追，势必全军俱没，帕隘难保。我系汉官，究与汝等有间，惟有在此力阻。如洋人顾念和约，或可旋师，倘不能听，亦尽人事。”[41]言语之间，已是枪声不断，英军旋踵而至。萧占先即竖起清军江孜汛营旗一杆，上书有汉字，英军远处见旗，果然停止射击。萧占先与英军军官萨海阵前约见。英官允诺停止追杀，静候政治办理，并驻扎对邦原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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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在这次战役中伤亡较大，据升泰奏折中说，藏兵“被枪炮死者约五六百人，被驱逐落水者亦数百人”，逃散的人更多。但英军的代价也不低，据《西藏通览》载，纳塘有英军战死者的坟墓：“平地有无数巨石堆筑为台，其上皆英人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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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战败之后并未屈服，他们收集残兵和调集新兵又得万余人，驻扎仁进岗一带，三大寺喇嘛也组成僧兵，准备反攻。驻藏大臣升泰仍按清朝政府的旨意推行高压政策，勒令解散僧兵，并于十月由拉萨启程亲赴前线驻在英、藏两营之间，拟与英国代表议和。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暂告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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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战争失败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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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在第一次反对侵略防御国土的战争中，动员兵力达14000余人，但还是失败了。原因很多。就西藏地方而言，其一，藏军本身有弱点，如军事素质低，武器落后，他们用的是火绳枪、弓箭、刀、矛和抛石器等极端落后的武器，穿的是破烂不堪的羊皮袄，没有辎重，装备衣食均需自备，士兵未经过很好的动员及训练，不懂得为什么打仗，也不知如何进行战斗，且多临时来自百姓，纪律松弛。实际上“藏中自用兵以来，当差番民，因差繁赋重，十室九空，逃亡不少”[42]等。因此，西藏的抗英只停留在少数贵族僧侣上层，并不是有计划、有组织和知彼知己地确定战略来进行的，特别是迷信神能保佑，凭护身符去作战自然不行。其二，西藏地方官员指挥失当。西藏地方缺少对外战争的经验，在交涉时，没有权衡轻重缓急，处处相争；在战场上没有分析战情，扬长避短，不知战略战术，徒以血肉之躯硬堵英人钢铁火炮，与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英国相斗，自然是屡战屡败。驻藏大臣文硕在被撤职后给第穆呼图克图写的一封信，在分析西藏地方的优劣时可谓切中肯綮：“即如与英吉利交涉之事，在唐古特以其人性阴鸷，教道不同，惟恐贻患藏地佛宗，是以坚持力拒，虽云不为无见，然而处事有经权，利害有轻重，平心立论，尔唐古特亦实有过于任性固执，不能审度，时宜随机权变之处……诚以两敌相争，必须先自度力，此即兵法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尔唐古特自来心计钝拙，昧于随机应变，是以不及英人之心思巧诈。而军火器械，又复不及其精利。纪律部伍，不及其严肃；攻守布置，不及其周密。即此数端，胜败之机，不战已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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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局观点看，西藏地方的抗英斗争得不到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清廷不但未负起责任来领导西藏人民共同抗击外来侵略，反而一再压制西藏地方军民的抗英热情，故“此番战败，系因遵旨所误”[44]，是确凿的事实。不过，清朝政府软弱无能，对英军侵略西藏采取对外妥协退让的政策，也是无奈之举。19世纪以后，清朝政府内忧外患频仍，自家性命尚且难保，对于西藏地方的统治也只能是维持现状而已。因此，就不难理解英军入侵西藏地方时，清朝政府为什么会屈服于英国的外交压力和武力威胁，三番五次命令西藏地方军队从隆吐山撤卡，不准与英人接仗；而且撤换了同情、支持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文硕，派升泰前去督促藏军撤兵，并亲赴边界与英人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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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英国的强大和诡计多端，同样是西藏地方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掠夺殖民地最多的、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大国之一。英军在入侵之时，不仅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而且装备和军需供应也极为优越，“防寒衣服极为整备，毛布（万一千匹）、长短靴（四千一百双）、厚短衫（三千六百件）、羊皮上装（二千二百件）、毛织袜（八千双）、毛织裤（同上）、手套、毛织胫卷、背心、印度式冠、防水布、防水覆肩、背衣、眼镜等，均无一不有”[45]。加之，英国分化清朝中央和地方，即争取清朝中央政府共同来打击、孤立西藏地方的策略得以顺利实施，其以先进的武器和强大的实力与后方，取胜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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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民在第一次反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尽管失败了，但是西藏地方军民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在清朝中央政府妥协退让的高压政策路线下，万众一心，虽屡战屡败，但决不向强暴低头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1888年的隆吐山之战，作为西藏人民保家卫国、反抗英国武装侵略的正义斗争，也是19世纪末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载入中国近代反帝斗争的史册，永远激励各族人民向一切外国侵略者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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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中英会议藏印续约》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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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那、都纳之战后，清朝政府一再谕令驻藏大臣升泰，亲赴边界与英国代表“面议”，并竭力“开导藏番”撤兵，与英人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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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经过三次战事失败，损失很大，因此尽管有人坚决反对妥协，仍“四路调兵”，准备继续战斗，但西藏僧俗官民大会商议后的结果却是：同意驻藏大臣升泰出面调解，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委派噶伦然巴、代理噶伦大喇嘛益喜彭措、代理噶伦奔塘大喇嘛及三大寺代表等人，陪同升泰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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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谈判及《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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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12月12日（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日，藏历土鼠年十一月十日）升泰到达藏印边境之仁进岗地方，准备与英印政府所派代表保尔（A.W.Paul）进行谈判。12月20日，升泰在保尔一再“坚请”下，移营到英军驻扎的对面，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英方首席代表为英属印度外交秘书杜兰（H.Durand），中方为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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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伊始，升泰提出以英属印度总督原来作出的承诺作为商谈的基础，即藏军不在隆吐山驻兵，锡金“惟在西藏商上向有年节礼物及驻藏大臣贺禀而已，其向来是何礼节，均照旧章，而英国向来如何保护亦可仍旧”[46]。这一提议是要维持现状，但遭英方拒绝。杜兰则抛出七条草约，与升泰商谈。这七条草约概括起来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1.划定中国西藏地方和英国所属锡金之边界；2.中国允认英国对锡金有完全统治权，永不侵扰锡金国境；3.英国臣民得自由进出西藏贸易，与西藏人同等待遇，英国货物运入西藏所付关税，应按另议税则交纳；自西藏办运出口货物，纳税办法亦同等。[47]这些条件比中英订立的关于缅甸的条款更为苛刻，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当然难以接受，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关于锡金归属、藏锡边界和通商等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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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锡金的归属问题上，英国的方案是要完全割断锡金与中国历史上形成并延续到当时的传统关系。驻藏大臣升泰提议按照《缅甸条款》处理中缅关系的方式来解决，即中国承认英国在锡金的地位和权利，而锡金与中国西藏的关系“照旧”，每年向达赖喇嘛、商上和驻藏大臣等呈送年节礼物及贺禀，继续保有中国皇帝颁给的头衔，并援引战时印度总督的照会：“藏众退回原界，仍守二年情形，不在隆吐山扎兵，以后便可照旧办理。”英方认为：“此语系在八月未战之先，既战之后，又当别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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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兰之所以拒绝在条约中保留任何有关中国与锡金间的关系的条文，源于他认为这涉及英印对整个喜马拉雅南麓诸国控制的重大问题，他强调：“如果我们在锡金让步，那末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我们必将不仅在不丹、尼泊尔，而且必将在克什米尔及其封臣，诸如洪札和纳加尔，以及在任何一个自认为如此的喜马拉雅的小国，作出同样的让步。我们也许甚至让中国宣称对大吉岭、不丹诸山口的宗主权，这些是我们从她的封臣手中取得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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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兰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尽管英印政府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兼并、征服、割占、控制了中国在喜马拉雅南麓诸属国，但它们与中国的传统关系并未完全割断，中国在喜马拉雅南麓诸国中仍有相当的号召力。例如，驻藏大臣升泰到达前线后，锡金国王子就前来面见升泰，恳切表示“实不愿投归英人”，乞求“勿将哲境划出圣朝版图之外”；不丹“部长”闻讯也带1700兵马来到升泰营中效力，升泰唯恐被英人知觉妨碍和谈，将不丹军匆匆打发走，而该部长仍留头目数人在升泰营中听候。[50]因此，杜兰认为要排除中国在喜马拉雅南麓山国的影响，就必须将其与中国的传统关系完全脱离。双方在锡金问题上相持不下，1月10日会谈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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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中断后，英属印度政府及军方都主张再次发动对西藏的战争，迫使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直接谈判，但英国政府认为这会使中英关系恶化，把中国推向俄法一边，便指示英印重开谈判。就在重开谈判之际，清王朝竟然接受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Hart Robert）的推荐，任命其弟赫政（Hart Jame）为驻藏大臣升泰的译员和代表，并在后来正式任命赫政为中方的谈判代表之一。谈判期间，赫德与赫政频繁电函往来，以赫政作为“中间人”将事权掌握在英国手里，使谈判实际上成为大不列颠人之间的“对话”。且看以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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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政接受清政府的任命后取海路经印度前往西藏与升泰会合。1月21日，赫政到达印度加尔各答，拜会了印度总督、印度政府外交副大臣等。27日，赫政访晤了主持与升泰谈判的印度政府外交大臣，并向他探询印度方面的真正意图和谈判停顿的症结所在。3月12日，赫德去电指示赫政“设法向升大臣解释，英国愿加强中国在西藏的地位，如中国反对，英国必将抛开中国直接与西藏交涉，难免又惹起军事行动，对西藏不利，对中国也很难堪”[51]。即使在3月24日赫政赴仁进岗与驻藏大臣升泰相见后，他还频繁给赫德去电，将中英双方的意见转告赫德并请求指示。4月底，赫政从仁进岗赴大吉岭，与英国代表商谈重新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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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赫德电告赫政以下列草案作为谈判基础：“（一）哲孟雄与西藏边界保持原来状态；（二）英国可在哲孟雄按照与哲孟雄部长所订条约行事；（三）哲孟雄照旧向中国来函并致送礼物；（四）中国承允西藏军队不逾越也不扰及哲孟雄边界；（五）英国承允英国军队亦将尊重西藏边界。”[52]赫政将此草案交与保尔，并由他电告英印政府。英印政府直到6月初才答复，提出“不能接受它作为谈判的基础”，并另拟了一个草案，其主要内容为：“西藏与哲孟雄交界，仍应照旧，即以流入梯斯塔河各水，与流入莫竹江及藏境河流各水之间之最高分水岭为界。”“在此边界的哲孟雄一方境内，英国政府有唯一的最高统治权，中国人和西藏人对哲孟雄内政均不得在任何方面予以干预。英国政府应允在上述谅解下英国军队将不逾越藏哲边界。”“英国政府将允许哲孟雄部长可以向在拉萨的中国和西藏当局致送表示礼貌但非致敬的函件和与进贡不同性质的礼物”等。[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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