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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 此约须由两国大皇帝批准画押，自两国全权大臣画押之日起，限三个月在伦敦互换。此约中文、英文各缮四分，共八分，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为凭。[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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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分析《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条文，可以发现清廷为力保在藏“主权”做了不少努力。有学者将此总结为四点：[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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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清廷虽然未能成功地令英国承认中国在藏“主权”，但也不接受英国强行改变中藏关系的“宗主权”。因此“主国”或“宗主国”的争执在条约中略过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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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拉萨条约》虽然附入新约，但新约是由中、英两国全权大臣画押，并经由两国皇帝批准互换生效，这也间接解决了英、藏径行签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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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新约第二款“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中的“外国”，明显地不是指“中国”，因此中国可一如既往地治理西藏一切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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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拉萨条约》第九款规定：（1）西藏土地，无论任何外国，皆不准有让卖租典或别样出脱情事；（2）西藏一切事宜，无论任何外国，皆不准干涉；（3）无论任何外国，皆不许派员或派代理人进入藏境；（4）无论何项铁路、电线、矿产或别项利权，均不许各国或隶各外国籍之民人享受。若允此项利权，则应将相抵之利权，或相同利益，一律给予英国政府享受；（5）西藏各进款或货物或金钱币等类，皆不许给予各外国或籍隶各外国之民，抵押拨兑。这五项规定中的“外国”亦应指中国以外的“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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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虽然“承认《拉萨条约》的有效性，起到了追认西藏地方政权私自与外国政府所签有效性的作用，首开恶例，对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造成了冲击”[128]。但是，该条约中，英国在事实上不得不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清王朝外务部于此有合乎实际的评论：《北京条约》“虽认《拉萨条约》为附约，其正约五条看似平淡，实已煞费苦心，于《拉萨条约》已失之权利暗中收回不少……拉萨定约而后，西藏已非复中国所有，赖北京一约仅乃维持”[129]。因此有论者指出，“后来英人虽多次策动西藏独立，企图与藏直接交涉，但仍不得不与中国会议，难逞野心，实掣肘于此约也”[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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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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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在《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应允开放江孜、噶大克及亚东为商埠。因此在1906年10月间，清廷令外务部参赞张荫棠出任赴藏查办事件大臣，直接由印度入藏，一面协助驻藏大臣联豫办理西藏善后，一面筹办开埠通商。到了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5月，张荫棠再度奉命赴印，与英国协商新的通商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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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章程的谈判同样并非坦途，双方不仅有“西藏全权代表”之争，而且对通商章程的看法也大相径庭，致使双方争论长达一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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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全权代表”之争的核心是英印当局能否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接触。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致函清廷外务部，要求张荫棠赴印时必须携同西藏代表前往，也就是说，新的通商章程，必须有西藏代表画押。这引起了张荫棠的强烈抗议，他认为英方的这项要求不仅有损清廷治藏主权，西藏条约既由中、英双方签署，中国政府自负全责；而且其背后有英国的政治目的，“印政府纯用侵略政策，开埠只表面名词。志与藏人接触，不欲我国干预”；“若一经承认直接交涉，西藏即成独立国性质。所有从前代偿赔款，改订藏约，均成画饼”。[131]清廷虽然认同张荫棠的看法，但由于英国态度强硬，而朝中又不愿为西藏问题节外生枝，只好仍采取示弱做法，答应英方要求，电令张荫棠务必携同西藏代表前往印度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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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六月七日）清外务部又收到英使馆面呈节略，进一步强调西藏代表必须拥有“掌权之据”。也就是说，英国不但要张荫棠携带西藏代表赴印，并且要求该代表是位掌权之臣，有全权参与条约的谈判和签字，这样西藏地方政府才不致对其行动不负责，否则不予开议。7月23日（六月十四日），清外务部正式答复英使朱尔典，告之西藏代表噶伦携有“代理达赖喇嘛所发之凭据”，但却要求英国政府转兹印度政府，所有事务应与张荫棠或驻藏大臣协商，再由驻藏大臣转兹商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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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知英方的要求与清廷的承诺出入很大，英国要求的是“西藏全权代表”，可代表西藏地方行使独立之主权，清廷虽然同意派遣西藏代表，但该代表只是中国全权代表的随员，随同张荫棠办理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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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9月，张荫棠带领西藏代表噶伦夏扎·汪曲结布，与英国全权代表戴诺（即韦礼敦，E.C.Wilton）在印度西姆拉展开会谈。12日，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双方各拟一草约，“开列条款，彼此酌改”[132]。25日，双方互换草约。英方仅开列供彼此讨论的大纲六条，中方提出划约二十二条。[133]此后，双方以中方所拟条约为基础，开始谈判。谈判主要涉及租借地之争、驻兵之争、司法权之争、印茶入藏之争以及藏文入约之争等。兹以印茶入藏之争以及藏文入约之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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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茶入藏之争主要体现在印茶入藏抽税问题上。英方主张按华茶入印的税率抽税，张荫棠主张按华茶入英的税率抽税，双方争执不休。当时华茶入英抽税每磅五便士，每磅茶值九便士，故税率应为55.6%；而华茶入印的税率仅5%，显然低得多。[134]实际上，按照1893年（光绪十九年）亚东开埠的通商章程规定，亚东开埠五年后，印茶可入藏，但应按华茶入英的税率抽税。因此，此次会议英方坚持要按华茶入印的税率抽税实属无理纠缠。这一问题最终并未解决，通商章程也没有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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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末，英方又提出了一项棘手的要求，即“藏文入约”的问题，英国方面要求将来所订之通商章程，应中、英、藏三种文字并列，企图证明夏扎·汪曲结布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并以此暗示西藏当局是一个完全的主权政府。[135]张荫棠自然识破其野心：英人要求藏文入约，便是企图否认中国在藏主权。张荫棠电告清廷务必据理力争。1908年1月9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六日，藏历火羊年十二月六日），外务部致英公使朱尔典照会中，提出了折中方法，即条约以英文为准，约成另译成藏文，咨送印度政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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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中英在印度谈判通商章程时，英俄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签订《英俄协约·西藏协定》，此条约规定：俄国和英国都不干涉西藏内政、不破坏其领土完整，只有通过其宗主国中国政府而与其发生关系。英俄妥协是促成中、英通商章程签订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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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4月20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Tibet Trade Regulations）最终签署。章程共十五款。[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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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光绪十九年所定通商章程与此次章程无违背者，仍应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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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江孜商埠界内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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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界线起自江孜堡垒东北之曲迷荡桑，自此曲行，过背郭阙堞大寺之后，至峡东冈；自此直越逸阳河，抵匝木萨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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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自匝木萨，此界线向东南接行，至拉极多为止，沿此线内田庄，如拉和格、火格错、东穷席、拉布冈等处，均在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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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又自拉极多，此线循行至玉驼，自玉驼经甘卡尔席全地，直行至曲迷荡桑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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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商埠内向有难得合宜房栈之情事，兹允英国人民亦得在各商埠内租地建筑房栈，此种建筑地基坐落之处，应由中藏官在每埠与英国商务委员特行商酌划定。英国商务委员与英印人民，除在此处外，不得在他处建筑房栈，但此种办法不得有一毫侵害中藏地方官于此处之治理权，亦不得损及英印人民在此处以外租赁房栈居住、存货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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