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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不稳定的西藏局势，清廷只得频繁更换驻藏大臣。[9]然而，坚决抗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乃至西藏民众的一致决心，在这样的形势下，实施妥协政策有违民意、有悖民心。随后至有泰任驻藏大臣之后，他在西藏所见所闻皆是坚决抗英之情形。有鉴于此，有泰决定亲见十三世达赖喇嘛。但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对以驻藏大臣为代表的清廷失去希望，[10]因而“推病不见”[11]。因此，有泰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渐生矛盾，他对西藏方面的抵抗行为颇有微词，“问达赖令萨迦寺念经送妖，可以咒死洋人……真正可笑。”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评价也由“甚相得”转变为“外间皆有不服达赖之语……然达赖一人做主，下边皆不敢对彼说之，不过背后非之，此人已成独夫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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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之间的关系已十分紧张，对驻藏大臣在侵略者面前奴颜求荣的行径已经非常失望乃至愤懑，因此出走之事并未通告驻藏大臣，致使有泰得知后十分恼怒。他上奏清廷，诬告十三世达赖喇嘛是此次战争失败的罪魁，将英军占领拉萨的责任全部推给十三世达赖喇嘛。他上奏说：十三世达赖喇嘛事前不遵约束，“无事则挑衅邻封，有事则潜踪远遁”，“弃土地而不顾，致使外人借口”。“及至英兵将抵前招，奴才当即传谕番官，令该达赖回布达拉山敬谨保护高宗纯皇帝圣客，并以好言宽慰，且行文知照各情，乃杳无回信，竟于六月十五日昏夜潜逃。询及僧俗番官，佥云不知去向。查旧案凡达赖上下山等事，均应译咨。以便据情入奏。该达赖违例远出，并未咨报。究竟有无狡谋，实难悬揣。迹其丧师违旨，跋扈妄为，若不严行纠参，实无以谢邻封而肃藩服。”[13]因此，他电呈外务部，奏请皇上“褫夺达赖喇嘛名号，并请将班禅额尔德尼前藏掌理黄教，兼办交涉事务外，相应将达赖劣迹据实恭折缕陈”[14]。当时清廷推行的是妥协投降路线，不经调查就偏信并允准了有泰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诬告纠参，即于1904年8月26日（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六日，藏历木龙年七月十六日）下令暂行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时代摄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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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是在抗敌无援、又不甘与敌人言和的情况下离开拉萨的。他出走的目的，一是怕英军占领拉萨后，要挟他与英人直接谈判签署苛刻的不平等条约。荣赫鹏在渡江前夕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中就提到：“余奉命缔结之条约，一经达赖签字，即立当撤出拉萨。”[16]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全藏僧俗大众崇敬的藏传佛教最高首领，当然不能在外国人的枪炮威吓下失去尊严，他说：“眼下英军已逼近拉萨，意要与我会面。然而，我与洋人之观点行为截然相异，实不能聚首会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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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不甘心英军侵入拉萨后落入敌手，决定离开西藏。而此时“往西是不可能的，英国势力在西藏西南面有较深的影响。往东则更不可能，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以至于川督早有矛盾，易受其制约，难以离藏。唯有往北经青海至蒙古，对他最为有利。因为这一路地广人稀，山高路险，追兵难及；且有笃信藏传佛教，敬仰达赖喇嘛的蒙藏等各族群众为其后盾”。“先去蒙古，再赴北京，陛见皇太后和光绪皇帝”，[18]面陈西藏情形，禀告西藏遭受的灾难，请求中央政府的支援，继续抗击英国侵略者。种种迹象表明，十三世达赖喇嘛是抱着对清朝中央政府的信赖和忠诚出走的。[19]他在各种场合表明离藏至库伦是为了向清廷禀报西藏地方情势。如他在出走前夕曾说过：“现在，英军即将到拉萨，它将对我的政教大业带来什么后果？我心中实无把握。如今，我已决定离藏，先去蒙古，再赴北京陛见皇太后和光绪皇帝。”西藏摄政噶勒丹池巴后来印证了这一说法：“达赖濒行，曾言拟赴北京吁请陛见，面陈西藏情形，恭请圣训，俾得有所遵循。”到喀尔喀时，“在喀尔喀……乌里雅苏台来的中国官员在三音诺颜汗旗查问达赖：‘达赖喇嘛因何而来？从何处来？往何处往？有无放行公文？’达赖回答他们：‘英军进入拉萨，横行不法，惨无人道，中国办事大臣不能保护西藏不受外国侵犯。因此，只好去库伦，亲自由库伦向中国皇帝禀报西藏遭受的灾难。’”[20]不能否认，在当时清朝对外抵抗屡战屡败、失地赔款的大势下，各地人士中多有对清中央心灰意冷的情况，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言行与活动也是很矛盾的，在外人的挑唆下，也允许了身边的人就近联络沙皇俄国寻求支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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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至库伦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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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7月27日（藏历木龙年六月十五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星夜离开拉萨后，一直向北匆匆进发。当夜翻过郭拉山到达巴雅处，将僧衣脱下改换成蒙古式便装，经过朗唐地方来到达隆寺，该寺活佛亲领寺中僧众焚香迎接，盛情款待。行至热振寺，全体僧人出寺列队迎接，奉献了许多途中所需物品。藏历二十一日（以下记日同为藏历）到藏北孝登寺，接受了该寺桑旦活佛、康珠活佛及那曲部落头人等敬献的大量礼品、马匹、素食宴，并给该地广大僧众摸顶赐福。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在藏北那曲做了一周左右的休整，于六月二十八日离开，七月三日翻过唐古拉山口，经通天河入青海果洛、柴达木盆地，在这里遇到了蒙古太极诺尔和库罗贝子两部落，并会见了桑青宰桑王爷和库罗札萨。八月底过甘肃嘉峪关到达蒙古喀尔喀草原。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长期在藏传佛教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沿途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蒙古王公贵族、部落头人和寺院喇嘛的供奉和朝拜，当地蒙古、藏、汉、土族百姓和佛教信徒，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出走表示了广泛同情。是年藏历九月三十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到达外蒙古的甘丹德丹林寺，大库伦哲布尊丹巴活佛闻讯特派知宾、宰桑、四大哈拉（侍从）和当地部落公爵等人前来迎请，敬献哈达。由僧侣组成的仪仗队烧香奏乐，将其迎入大营帐内，接受哲布尊丹巴经师敬献的三佛田和大量供物。这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出席了甘丹德丹林寺为他举办的大型法会，会上他向两千三百余名蒙古僧众供舍茶饭，发放了布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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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历十月二十日，[22]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到了此行最终目的地库伦，在这里受到了当地官员、僧侣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有记载写出了当日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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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大库伦寺的途中，受到僧侣仪仗队的欢迎。在城镇的大街小巷，香烟缭绕，经过的街道上铺上了红毡。欢迎群众敲锣打鼓，高举彩旗，景象欢腾。所有达官显贵穿戴上各自最好的衣饰前来迎接。达赖喇嘛被迎请到四大王爷准备好的大库伦寺甘丹尼伟殿大宝座上升座，然后相继接受钦差、蒙古大臣和哲布尊丹巴活佛、明妃、擦卡达尔以及各寺的执事要职等敬献的三佛田和大量礼物。同时会见了满族钦差大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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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一书中还描写了蒙古及其他地方欢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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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他（指达赖喇嘛）到达首府库伦，北离俄国边境近在咫尺。他有七百随从，一小队骆驼队为其驮运行李。一万多市民出城数英里跪拜相迎。从蒙古各地，西伯利亚以及阿斯特拉汗草原来的香客，成群结队向他朝见。他们离乡背井，丢下其他神圣的求索，来到这无比圣洁的地方，因为这位至尊已来这里避难。他们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礼物，有食物、牛、马，还有各种钱币，包括大小银锭。他们之中，以前几乎谁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位宗教首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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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少数随从离开拉萨后，全藏的政教事务落在了摄政罗桑坚赞和噶厦的众噶伦身上。英军占领拉萨后，强行威逼摄政和西藏僧俗官员在他们炮制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怯懦无能的驻藏大臣有泰，这时不仅没有站出来维护国家主权，据理抗争，反而充当英人帮凶，哄骗逼迫藏族官员在英人草拟的条约上画押签字，这种荒谬行为被清外务部得知后，迅即数次电告有泰：“英约十条，有损主权。”严嘱有泰切勿在条约上画押，使得有泰卑躬屈膝讨好英国侵略者的态度有所收敛，才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人的狂妄野心。因清朝中央政府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批准，才使这个条约不具备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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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藏大臣有泰的丑恶行径尚不只此一桩，当荣赫鹏率领英军开进拉萨城肆意横行抢掠之际，他竟然不顾礼义廉耻，“当即往拜，以牛、羊、米面犒其士卒，及以礼物酬应办事诸员”，并说什么“该英员等亦深念邦交，与奴才颇称浃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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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泰这种媚外乞怜丧失立场的行为，激起了阖藏僧俗大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慨。这时的拉萨群龙无首、人心惶惶，噶厦和三大寺代表为稳定局势，联名递禀上奏清朝中央政府，公禀说“伏查达赖佛爷允照阖藏众意，施恩接管西藏教政以来，于色拉、布赉绷、噶勒丹三大寺为首及各大小寺院以及阖藏僧俗大众，无不认真秉公执法，大众正在获享升平之福，是阖藏僧俗上下人等，均皆心悦诚服”。[26]实际上是在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出走“洗冤”，请求清中央政府收回成命，尽快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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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政府对俄籍喇嘛德尔智产生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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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清中央政府虽然听信驻藏大臣有泰的纠参，革除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但也深知他在藏、蒙民族中的崇高信仰和威望，革除其名号会引起阖藏僧俗大众的骚动和不满，增加与朝廷之间的隔阂。因此，清廷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出走求援的行动十分注意关心，一直命人查询他出走后的踪迹和去向。当得知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中有俄籍布里亚特人德尔智随行，引起了清中央政府的格外重视和警惕。德尔智其人，是俄国派到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的间谍，此人一贯狡黠阴险。早年进入拉萨哲蚌寺郭芒扎仓学经多年，熟谙佛学经典和西藏地方政教情况，他在拉萨举行的传召大法会上曾获取过拉仁巴格西学位，经哲蚌寺推举，当上了侍奉十三世达赖喇嘛学经的侍读之一。此后，他利用靠近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的机会，极力蛊惑煽动他寻求俄国庇护，鼓吹连俄抗英。他说现在清朝中央政府已不足依赖，北方有一佛法大王起而能统一世界，这佛法大王即是俄国皇帝，“依俄国之援助，定能防英国之北侵”。经过德尔智的长期不断的蛊惑，加上十三世达赖喇嘛看到清朝政府日趋腐败已难以保护西藏地方的安全，在英国咄咄逼人的入侵面前，他产生了依靠俄国力量抗英的幻想，早在1899年，即藏历的土猪年，就派德尔智代表他出访俄国。德尔智在俄国受到沙皇的召见，递交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示好的亲笔信和送给沙皇的土特产品，返回时又带回沙皇的回信和赠送的东正教大主教法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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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6月，德尔智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身份再次率团访问俄国，同时带去了给沙皇的信和礼品。在和俄国各方政要多次会晤后，德尔智觐见了沙皇和皇后，他向沙皇转达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信的内容，表示希望今后“以便通过适当方式确定一种突进，使俄国人和西藏人联合起来和睦相处”，同时，表达在“对清朝皇帝保持忠诚”的情况下，愿寻求俄国保护，以防英国人侵犯。沙皇复信表示希望“在俄国友好和十分热心地安排下，任何危险将不会威胁西藏未来的命运”。[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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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智通过这次访问返回拉萨后，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报告说，此行加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有藏文史料记载，德尔智在俄国还共同起草了一份俄国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条款。条款主要内容包括：俄国在西藏发展工业；西藏与南边邻国发生事端时俄国将给予帮助；俄国帮助在中亚、西亚各国中传播佛教，等等。后来十三世达赖喇嘛虽已盖印批准这些条款，但西藏地方政府拒绝接受，同时噶厦又怕惹恼十三世达赖喇嘛，多次说明情况。为了暂时满足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愿望，就再次派德尔智赴俄国筹集武器，并将筹集到的武器据说收存在罗布林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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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对德尔智几次访赴俄国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俄倾向已很警觉，所以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还未到库伦之前，即在1904年10月12日（光绪三十年九月初四）由外务部电告西宁办事大臣和库伦办事大臣，“无论达赖行抵何处，务即迎护内地，妥为款留，勿任北去”[29]。不久，库伦办事大臣德麟即奏报达赖出走缘由以及到达库伦的消息。1904年11月1日（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藏历木龙年九月二十四日）光绪帝谕军机大臣等：“着德麟迅即派员迎护到库，优加安抚，以示朝廷德意。”[30]两天后，又降旨德麟：“昨据电奏达赖喇嘛求救，已有旨谕令优加安抚，现派延祉前往库伦迎护。延祉未到前，仍着德麟妥为照料。”[31]接着，钦差办事大臣带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诸多礼品前往达赖下榻处抚慰。[32]表达朝廷的关心和善意。有关清朝这次派大臣抚慰的情况，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事后写给拉萨的甘丹赤巴的信中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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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一行于十月二十日上午安抵大库伦。……我抵此地后，皇上和皇太后特派一位钦差大臣前来问候。同时还恩赐给满族服装一套和十匹绸缎及六千两银子。目前正请钦差大臣向皇上详细禀奏西藏情况，并已派巴登活佛和库伦膳食官罗桑旦增去北京作详细禀报。待接到圣旨后，准备速返拉萨，继续从事我未竟事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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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将这封同样内容的信发给了三大寺和拉萨诸僧俗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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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库伦虽受到清朝皇帝和皇太后恩泽和多方抚慰，但对列强入侵中国的情形更加明了，心里一直关注着西藏形势的发展，盘算着怎样求助俄国，得到俄国的庇护。以俄国的军援和外交支持与英国抗衡。他曾指使德尔智去俄国驻库伦领事处，要求领事将“达赖喇嘛到库伦的直接目的是希望得到俄国的援助，抵抗英国”，禀报给俄国皇帝。[34]俄国政府接到驻库伦领事的电报，经过考虑认为当前俄国在远东的战况日益恶化，因此要避免任何与达赖喇嘛有关的活动，对于达赖只能当做一个宗教首领看待，并指示驻库伦领事，说服达赖“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伤害与中国当局关系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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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俄国这种不明朗的暧昧态度仍存有希望，又于1905年3月再次派遣德尔智率代表团去俄请求沙皇庇护和支援。达赖一厢情愿的这些诉求，在当时无法达到目的，因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俄国经过日俄战争的失败，国力走向衰微，在瓜分中国的争夺中已无更多实力和英国在西藏问题上抗衡。英俄在私下达成交易，俄国接受了英国侵藏得到的利益，同意将西藏作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不可能给予达赖实质性的援助，但考虑到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中的领袖地位和威望以及在俄境内对信教蒙古人的影响。又不得不表面上、口头上应付达赖，假惺惺地关心，让他向俄国提出需要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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