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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掩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建立外交层面上的关系，俄国试图与西藏地方建立另一种交往。1905年4月中旬，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派出著名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彼得堡来到库伦会见十三世达赖喇嘛。科兹洛夫在库伦逗留两个月，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多次晤谈，代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向他赠送礼物，向俄国政府建议应该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保持友好关系。当科兹洛夫经过多次晤谈离开库伦时，十三世达赖喇嘛送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18件极其珍贵的佛教物品。并向科兹洛夫承诺，对于那些希望到西藏进行科学考察和商贸活动的俄国人，可以自由进入拉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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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6月，俄国外交部又令新任驻北京公使璞科第（俄国名波科季洛夫）前往北京途中去库伦拜会十三世达赖喇嘛。他带来了沙皇的礼品和亲署信函。[36]俄国外交部指示璞科第：“帝国政府对达赖喇嘛不承担任何义务，但是，同时出于政治考虑，不愿对佛教领袖的前途不闻不问。”璞科第完全领会俄国政府的意图，所以会见时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示：俄国政府“一刻也未放松对西藏事务的关注，并借一切适宜的机会保护该国免受外来者的蓄意入侵”。[37]他甚至安抚十三世达赖喇嘛，让他相信，英国已向俄国保证不侵占西藏领土，不干涉西藏内政，这些“确实是对西藏利益的实际保证”[38]。俄国对十三世达赖喇嘛采取的这套既笼络利用，又不愿承担义务的两面派手法，充分暴露了它的狡猾和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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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留驻库伦这段时间，心情十分矛盾复杂，一面期待俄国明确保护他的行动，一面又觉察到这种幻想会落空，在清朝中央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的严密监视防范下，权衡利害，他不敢也不可能贸然去俄寻求保护，仍然要依靠和求助清朝中央政府解决西藏问题。于是，他通过办事大臣转奏朝廷，希望能早日进京觐见皇上和皇太后，达到无须经过驻藏大臣而是直接面奏西藏情况的目的。他认为：“前在藏时，远隔君门万里，偶欲有所陈奏，或为驻藏大臣阻遏，不得经达。”[39]也就在这个时期，西藏噶厦派出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子公爵顿柱多吉、扎萨罗桑顿珠和前后藏四大寺的代表，前往库伦准备迎接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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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库伦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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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一直十分关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后的动向，尤其是得知他在库伦一直和沙俄政府之间的频繁活动不断，甚至传出十三世达赖喇嘛要赴俄的消息。1904年12月12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六），西宁办事大臣延祉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库伦相见，之后在奏折中，延祉向清中央政府汇报了十三世达赖有意在库伦自行建寺，留僧念经以及希望在库伦过冬等事，这些使清廷深为疑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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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十三世达赖喇嘛久留库伦，他的庞大随行队伍，也给当地官员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特别是他来到库伦以后，以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的身份和盛誉，为当地僧俗大众多次举行法会，诵经祈福，传授教法，其声望和公德岁入，均超越哲布尊丹巴活佛之上，这就招致了哲布尊丹巴等人的嫉妒和日渐不满。逐渐产生厌恶情绪，甚至发生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法座挪移，床褥掀翻，当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面抽烟醉酒，做出种种有失体统之事。[41]以致事后，库伦喀尔喀四部的王爷和哲布尊丹巴的侍从，不得不出面为此事求情，以求得十三世达赖喇嘛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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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办事大臣延祉在光绪三十一年四月的一份奏折中，曾详细反映过这些情况：“奴才到库伦后，往见达赖喇嘛……问其行期，则乞恩过冬，偕赴西宁，则乞恩回藏，及至恩准，并蒙赏驿，则又请缓至秋日，仍由来路折回……（达赖）初到库伦之日，已有布哩雅特约其赴俄之谣。近来磕头者益众，而布里雅特十居七八……至于达赖喇嘛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前因请盖庙宇，嫌隙已生，今正复因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入庙拈香，其徒见达赖喇嘛床座当路，赶紧挪移，仓促之间，致将床褥掀翻，床围挂破。旋准达赖喇嘛咨控前来，并牵及妇女等事，请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奏销名号，由该喇嘛另行掣瓶请补。……现时四盟之王公、贝勒、盟长、将军、参赞等官，大半仍在库伦居住，有时来见，谈及达赖喇嘛，语多不平，是与达赖喇嘛不合，又不止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已也。”[42]此外，蒙文资料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哲布尊丹巴活佛之间的矛盾也有所述及：“（库伦）所属喇嘛甚多，以活佛哲布尊丹巴为首领。……前达赖喇嘛驻库伦，蒙人供给多厚达赖，渐疏哲布尊丹巴，渠乃与达赖为难，几酿事端。”[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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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鉴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哲布尊丹巴活佛之间的嫌隙日深和西藏僧众的活动要求，遂下令十三世达赖喇嘛迅速返回西藏。1905年7月1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驻藏大臣有泰上奏开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折，三个多月后的1905年10月4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六）光绪帝在奏折上批道：“着俟达赖喇嘛由库伦起程后，再降谕旨。”[44]似乎原则上已经同意只要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库伦起程返藏，即下旨恢复他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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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准备返藏的消息传出后，正值中英进行修改《拉萨条约》的谈判，英国怕侵藏后获得的在藏实际利益受到影响，坚决反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而这时也正是驻藏大臣张荫棠在西藏所实行的新政改革刚刚开始的时期，张认为此时达赖喇嘛返藏，对他在西藏开始不久的整顿藏事、推施新政不利。因此，致电外务部请求清朝中央政府设法将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一事暂缓：“查英人现虽无阻止达赖回藏举动，然班禅久堕英煽惑术中，难保达赖回藏时不借端构衅，而英即乘机坐收渔人之利。……惟现值埠事未妥，春丕兵未撤之时，可否缓接回藏，以免牵动全局，且冬令严寒，应准其在西宁过冬，以示体恤。”[45]清朝中央政府为了配合张荫棠在西藏筹办新政，“收回主权”，加强中央对西藏的直接管理，采纳了张荫棠的建议，不再急于让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1906年4月底（光绪三十二年三月），清朝中央政府派出科尔沁辅国公、御前大臣博迪苏，内阁学士达寿以“宣示德意，存问疾苦”为名，前往库伦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商度下一步栖止地方。四月下旬，博迪苏、达寿到达库伦，面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关于这次商谈的情形，在博迪苏撰写的《朔漠纪程》一书中有以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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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四月二十六午后，往见达赖。达赖遣徒众持执幡幢、鸣鼓乐来迎，入该寺后，跪接圣旨，送黄哈达二分，恭请圣安。当即颁发皇太后、皇上所赏物件。达赖行三跪九叩礼恭谢天恩。入座，款以酪浆茶果。因详述朝廷德意，并与妥商安禅处所，达赖意甚感激。”又“二十七日晴，午后复往见达赖，申明圣旨，并商令于西宁、五台二处择地栖止。据达赖称，世受国恩，眷怀西土，甚愿归藏……惟西藏徒众，屡次来接，言藏中业已平靖，一切教务待代理孔亟，仍愿遵前旨速归。业咨乌里雅苏台将军，饬属备齐驼马，即前进矣。达赖遂呈进皇太后、皇上无量寿佛各一尊，并云，屡蒙恩赉，感激无地，愿遣徒进京入贡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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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博迪苏的谈话中，可以得知他向博迪苏表达了“眷怀西土”、甚想回藏的愿望。经过双方商定，最终十三世达赖喇嘛还是答应了清朝中央政府的安排。同意先去青海塔尔寺暂住，容后取道青海再行返藏。时过不久，十三世达赖喇嘛接到了由陕甘总督升允转来的清廷命令，要他暂住塔尔寺，听候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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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至库伦这一段时期，他实际上过着一种漂泊无定的生活，面对英军侵略，被迫离开西藏，也就意味着离开了他的无上权威，又遭到诬陷，受清廷褫夺封号的惩戒，虽然初至库伦时受到僧俗大众的热烈欢迎，心态稍得平复，但不久又陷入在库伦被本地宗教首领怠慢和排挤的境地，而俄国方面因国内的政治动荡也只有空洞的应允，不可能有实际性的支持，十三世达赖喇嘛经过反复权衡，终于踏上回藏的旅途，又收到清廷诏令，在青海滞留一年多，此间心理的悲喜反复，对于其后关于各种形势的分析、心理轨迹的变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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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五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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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46]，据西宁办事大臣延祉等奏称：“达赖喇嘛拟定于八月十七日由库伦起程从西宁回藏……车林绷楚克等沿途妥为护送，勿稍疏懈，已于是日一同启行。”[47]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以朝佛讲经拜寺的名义，由库伦起程向蒙甘边境移动，一路熬茶、放布施为当地僧众讲经说法。1906年3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代青王旗，[48]3月31日（夏历三月七日），[49]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抵达三音诺颜部的甘丹次培林寺，当地蒙古僧俗民众为欢迎他的到来，举行了盛大的法会，表演了驱魔送祟跳神舞蹈和赛马、角力、射击等技艺。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还接受了三音诺颜部首领奉献的长寿礼品和满斋（曼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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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夏历七月二十五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到达土尔扈特贝勒府。此地已出了蒙古地界，到了陕甘总督的辖境，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改由陕甘总督方面护送。陕甘总督升允奉上谕特派西宁河源巴仁为旅途总管前来迎接，负责沿途照应事宜。九月初三，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抵达甘肃平番县（今永登县），塔尔寺的丹考呼图克图、达隆呼图克图等人前来迎接，敬献礼品。陕甘总督升允奉命也到这里欢迎十三世达赖喇嘛，同来的还有西宁办事大臣、镇台、道台等官员。[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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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夏历九月十二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达西宁，受到更为隆重的欢迎。镇台派新式兵丁六百余名去城外迎接，西宁办事大臣命令沿途各县，凡十三世达赖喇嘛所到之地，殷勤招待，道路不平狭窄处加以修整拓宽，泼水压尘。沿途群众军人簇拥前来，顶香奏乐，肃立迎接。十三日，塔尔寺的东科尔呼图克图，郭密曲登寺的大雪佛，噶厦派驻西宁的商官等人，特来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敬献哈达，致以慰问。十四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应塔尔寺全体僧众之请，由西宁移居塔尔寺，附近藏、回、汉等族群众纷纷前来参拜，在大经堂内他向全寺三千僧众讲经说法。从十五日起，给青海各地前来朝拜的藏、蒙僧俗民众“放头”摸顶加持，前后人数逾万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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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夏历十月十五日）这一天，噶厦又派颇本堪穹丹增曲扎、其本吉索两位官员代表西藏僧俗大众前来塔尔寺看望十三世达赖喇嘛，敬献长寿礼品，并敦请达赖早日返藏。当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库伦起程后，皇上下旨恢复了他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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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9月下旬开始，在塔尔寺滞留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英双方举行有关签署《中英会议续订藏印条约》的谈判，清中央政府对英军无理的赔款要求予以承认，并承认了英印对属于中国西藏部分地方的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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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藏地方事务的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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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04年，在英国侵略者和驻藏大臣的威逼下，西藏僧俗官员与英人签订《拉萨条约》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不少人发表文章和社论，严厉谴责英国野蛮侵略西藏和逼签非法条约的罪行，同时也抨击了腐朽的清朝中央政府在敌人面前妥协退让、丧失主权的行为和驻藏大臣昏庸卖国的行径，强烈要求不予承认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清朝中央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强大压力，感到必须由中央政府出面与英国重新商议改约，以挽回丧权辱国的错误。此时英国方面也遇到了问题，他们的侵略行动受到来自本国舆论和议员的非议，也遇到了俄国和日本方面的不满和反对。英印政府为缓和各种矛盾，暂时收敛了侵略野心，表示愿和中国政府谈判改约问题。中英双方代表在加尔各答和北京两地，举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艰苦谈判协商，终于在1906年4月27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签署了《中英会议续订藏印条约》，这个条约是在英方代表的强压下形成的。《续订藏印条约》首先将《拉萨条约》作为附件塞入条约中，中方想争取的对西藏的主权关系在条约中并未得到明确，英国反而利用《拉萨条约》的内容，使其在经济上获取掠夺西藏财富和其他种种特权合法化。这又是一个不平等的屈辱条约。清朝中央政府为了巩固它垂危的反动统治，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丧失，向英国做了又一次妥协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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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会议续订藏印条约》签订不久，德国在欧洲开始崛起，形成了与英国争雄的态势。英国为了加强与俄国联手协力对付德国，经过双方长时间的幕后商议，与1907年8月在圣彼得堡签署了《英俄专约》。这个专约包括《波斯协定》《阿富汗协定》《西藏协定》以及《英俄西藏协定附件》，它是英俄两国相互勾结、相互妥协的产物。条约中双方达成互不干涉西藏内政的承诺，实际上是俄国作了让步，不再插手西藏事务，正式放弃与英国的争夺，任由英国将西藏作为它的势力范围。达赖从《英俄专约》条文中看到了俄国态度上的变化，今后他再依俄抗英的打算无法实现，而英国通过一系列条约的签订，扩张的野心更加膨胀，它可以肆无忌惮地依据条约中攫取的各项权利，把势力伸向西藏腹地的各个领域，西藏沦入英人之手的危机日益明显。十三世达赖喇嘛这时对英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感到今后没有英国的支持首肯，他返藏的愿望甚至个人的安全都无法保障，于是着手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同时也开始与其他国家进行联系。这年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出了罗桑旦增为特使的使团，携十三世达赖喇嘛盖章的信函赴京拜访了英、美、法、德、日等国公使馆，向公使们一一转交了信件。这些信件的内容大致相同，都是向各国公使表达亲善和致敬，尤其是向英国公使特别致意，表示了修好的愿望。十三世达赖喇嘛这种擅自与外国进行广泛联系的决定，再一次违背了清朝对西藏作出的历史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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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九世班禅请求赴京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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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些变化，引起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注意。清廷深感西藏几年来处于多事之秋。外国列强尤其英、俄、日等国都在频频觊觎西藏，边疆危机和各种矛盾加剧。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内地后，屡受各国列强蛊惑拉拢，思想发生动摇。但此时对中央仍没有失去依靠之心，一再表达要进京觐见皇上、皇太后，直接面奏西藏情势，希冀得到中央政府的全面支援。在此形势下，清朝中央政府认为当下应须体恤和安抚十三世达赖喇嘛、化解内外矛盾。同时借此可以强化彰显中央政府和皇帝对西藏领袖的重视和关怀。故朝中上下有召十三世达赖喇嘛入觐之议，但何时入觐相宜，清朝中央政府想听正在西藏整顿藏务、推行新政改革的大臣张荫棠的意见，体察情形，再行定夺。就在这时，驻锡后藏扎什伦布寺的九世班禅却吉尼玛提出了“赴京陛见”的请求。九世班禅给张荫棠的信函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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