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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记录，虽然只提供了外国人员和使节造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时间表和具体人名，未能提供出他们晤面谈话的具体内容，但从中不难看出，各国使节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京抱有浓厚的兴趣，都在处心积虑地向他表示亲善友好，积极联络感情。当时，被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见的外交官，按接见时间顺序即有美国、法国、日本、奥国、俄国、丹麦、荷兰、德国、瑞典、葡萄牙、英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公使。此外，还有以各种名义和身份前来谒见的来访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1906年8月在圣彼得堡签署关于中国西藏的协定后，俄英两国便改变了侵藏策略。双方共同宣布维持西藏现状，以所谓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妄图否定中国在西藏的主权，露骨地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又各怀鬼胎，在相互让步的幌子下，都想抢在对方之前控制西藏，于是都在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身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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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利用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以宗教名义打入西藏上层从内部活动，借以影响十三世达赖喇嘛。借德尔智几次去俄求助的机会，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示安抚慰问。十三世达赖喇嘛逗留库伦时，俄国派新任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专程转道库伦看视，馈赠厚礼。十三世达赖喇嘛到五台山，俄内务大臣黄斯携沙皇赠礼和亲笔信前往拜见。此次十三世达赖喇嘛入京，沙俄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九月二十二日，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和翻译、学生、俄兵十多名来黄寺谒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敬献哈达表示慰问。随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入觐的德尔智这时也经常出入俄国使馆，与廓索维慈公使秘密商谈，相互配合。在如何处理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上，廓索维慈主动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谋献策，百般挑唆，劝说他在服从中央政府决定的同时，要与俄国保持更友好的关系，接受其军援和英国抗衡。所有这些都证明，俄国一直没有放松对达赖的笼络诱惑，采取各种手段争取十三世达赖喇嘛投靠沙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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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索维慈曾让人转告十三世达赖喇嘛，说十三世达赖喇嘛是佛教徒的精神领袖，俄国有许多佛教徒，俄国将像从前一样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同时建议十三世达赖喇嘛不要“激怒中国人，并竭力同英国人搞好关系”。[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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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国的档案显示，当时俄国为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除了派人游说，更为其提供了金钱的资助：1908年8月（光绪三十四年七月，藏历土猴年七月），沙皇政府内阁向达赖喇嘛提供了银11万两，供他北京之行使用。[99]而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北京之前，又向俄方请求再提供14万两，哪怕4万两也好。俄国内阁特别会议满足了这一要求，向他提供了4万两。伊兹沃尔斯基在会上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北京逗留期间“始终按俄国驻北京公使之建议行事，这再次证明他对俄国政府持友好态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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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俄国人也十分清楚，十三世达赖喇嘛并不指望能通过俄国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而只是借助俄国政府扩大他在西藏的权威。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秘密起草交给俄国公使馆的“西藏与清政府之间关系若干改变的计划”中，他表示：“如同不希望清政府军队驻扎在西藏境内一样”，也不希望以清政府军队保卫西藏边界；西藏应以“自己组建的军队”保卫边界；西藏应该有“斟酌情况”的权力，以便派藏族留学生往别国学习；清政府不应剥夺达赖喇嘛宗教和世俗的权力。[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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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十三世达赖喇嘛上层集团的态度此时也发生了变化。英国利用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在西藏的时机，以物质利益为诱饵，在少数握有实权的上层贵族中间，培植亲英势力，通过他们影响十三世达赖喇嘛；同时，放弃了原来阻止和反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的主张，转而对他表示“理解”，并派人放风试探，愿意修复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五台山时，英国就派了传教士赖德勒（Mr.Ridley）先去试探，继而又派鄂康诺和锡金王子库玛尔到五台山做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工作，接着又派出熟悉中国事务的殖民老手庄士敦上五台山会见十三世达赖喇嘛，诱使他及其亲随改变对英态度。此次十三世达赖喇嘛到京，英国表现积极起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亲自出马，于九月二十七日来到黄寺拜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关于这次拜见情况，英人查尔斯·贝尔撰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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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使约翰·朱尔典爵士，在全馆十二名职员的陪同下，前往黄寺拜访达赖喇嘛。朱尔典一行在候见室等了相当长时间，才被召到另一庭院的接待厅。门口有两名西藏士兵持枪警卫。他们一进接待厅，便发现一张约莫四英尺高的祭坛的台子，上面铺设了黄缎坐垫，达赖喇嘛盘腿坐在上面。台子置于壁龛之内，并用黄色锦缎给装饰起来。黄色对达赖喇嘛来讲，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颜色，尽管他是全西藏的首领，可也是杰出的黄帽派。达赖未从座位上起身迎接英国公使。英国公使馆职员中，五人（包括公使本人）被安排了座位。一进接待厅，公使及公使馆全体职员，便向达赖鞠躬，并每人献上一条哈达。达赖喇嘛双手接过公使献的哈达。公使馆其他职员献的哈达则由站在达赖右侧的堪布代接。”“达赖喇嘛讲藏语，由一僧侣侍从译成汉语，再由公使馆一名通晓汉语的秘书译成英语。公使用英语答话，并通过同样迂回曲折的途径用藏话翻给达赖喇嘛听。根据达赖喇嘛的观点，接见中提及印、藏系邻邦，目的是要通过公使向英皇转达如下信息：‘以往发生之事件，并非本人初意，而且已成过去，深望今后印、藏两邻邦国永保和平友好。’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意，最初翻译得含混不清，达赖喇嘛只好重说一遍，使对方听懂。公使说，对达赖的要求一定照办，继而沉默片刻，达赖向公使告退，赠以长寿枣果一二磅。接见仅费八分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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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朱尔典的拜见，英国政府还指示英印总督特派西藏事务官鄂康诺大佐（应为少校，又译作欧克纳或鄂康纳——著者）偕哲孟雄（锡金）王子库玛尔也赶赴北京，继续做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工作。他们带着信函和礼品，从十月二十九日起，几次前往黄寺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秘密会谈。据《内厅侦察达赖报告》载，十一月初二这一天，锡金王子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单独密谈近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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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英两国的拉拢利诱，果然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反英，转而向英国示好，说什么“回藏以后，对于壤土密接之印度政府，诚意修好”，“深望今后藏印两方永保和平友好之精神”。[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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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俄、英两国，这里还要提到日本也不甘落后。从19世纪中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成了亚洲强国后，开始步西方列强的后尘，向外开疆扩土，也想把西藏纳入它在亚洲的势力范围。然而此时英国觊觎西藏已久，日本不宜直接干涉插足，而采取间接方式，打着与西藏佛教交流旗号，不断派遣佛教僧人以学经名义潜入西藏活动。这里有最早进入拉萨的河口慧海，也有上文提到的寺本婉雅。寺本婉雅与河口慧海不同，河口是为收集佛教原典，以个人意愿入藏，而寺本婉雅是受东本愿寺和日本政府军界双方派遣，身份独特，多次来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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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滞留期间，寺本婉雅从日本神户出发，经北京、西安、兰州赶到塔尔寺，通过对塔尔寺堪布和十三世达赖喇嘛近侍的小恩小惠，得到了谒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机会。当年11月22日他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时，行叩头礼敬献哈达，百般殷勤，并呈现了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写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和净土三部等佛教经典。寺本婉雅施展的外交拉拢手腕，颇得十三世达赖喇嘛赏识。1907年6月（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藏历火羊年七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顺利晋京朝觐，曾派了他的亲信正三品顶戴堪布嘉木样旦巴、罗桑旦津前赴北京，试探日本政府对藏态度，托了寺本婉雅从中穿针引线。据载，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到北京的两位使者经寺本婉雅引荐与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武官进行了接触，得到了日本方面的秘密献策和指导。[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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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本婉雅长期的在华活动和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触，得到了日本政府和本愿寺佛教界的赞赏。他通过有成效的活动，对十三世达赖喇嘛了解日本军事、政治和佛教界情况做出了贡献。日本政府正是通过像寺本婉雅这样有藏传佛教背景的间谍，掌握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行踪和政治动向，获取了日后把触角伸向西藏地方乃至亚洲内陆所需的有价值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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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厅侦查达赖报告》的记录，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日本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其属下幕僚的接触次数也不算少。十三世达赖喇嘛到京的第二天，寺本婉雅就来拜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侍谢庭华堪布。九月二十二日，他又来黄寺进行“探问”，接着是日本公使馆的武官青木宣纯、松井石根和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古先后到黄寺拜见达赖。在公使馆公使、驻在武官等军政要员之外，拜见人员中还出现了一位特殊人物，即日本著名浪人川岛浪速，他也来和达赖喇嘛秘密接触。川岛浪速（1865～1949）是一个“中国通”，老牌的侵华分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作为翻译，随日本派遣军福岛安正少将就来过北京。辛亥革命后，他在日本军部支持下，利用清皇室皇族和蒙古王公势力，积极阴谋策划所谓“满蒙独立运动”，同时对“西藏独立”问题也感兴趣。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录：1905年3月间（光绪三十一年二月，藏历木蛇年），他在北京的寓所就两次会见了当时正在库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派来的两名代表。十三世达赖喇嘛抵京后，他本人除了谒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外，还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随从堪布罗桑旦增到自己寓所见面，面授机宜，策划“西藏独立”活动。有关川岛这次秘密接见情况，寺本婉雅在他的日记里有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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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夏历十月十八日，藏历九月十七日），达赖的机要堪布喇门堪布（罗桑旦增）来拜见川岛浪速氏，我给他们充当了中介人。喇门堪布于同日十时到川岛寓所访问，我担任了他们的翻译。喇门堪布代表达赖喇嘛给川岛赠送了一尊十一面观音铜佛。我与川岛一起对他进行劝说，无论是保护佛教，还是为了西藏自身的利益，西藏的独立非常重要。应迅速返藏，为求西藏自立进行改革，设立兵制，开采矿山，同时往日本派遣留学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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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和军界在干涉中国内政、鼓励西藏独立方面，与俄、英两国相比一点也不逊色。这里要指出日本在与西藏接触过程中，寺本婉雅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也受到日本当局的重用和肯定。1908年12月，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古在给日本外务大臣的密电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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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来京后，我们利用能接近达赖的寺本婉雅观察其动静，并示予怀柔。我们随时能得到寺本提供的情报。与达赖喇嘛建立关系的想法，原出自参谋本部的福岛中将，他与西本愿寺商量后，将寺本用于此目的。在当地（指北京）由青木（宣纯）少将制定其具体方针，本馆（指日本公使馆）则是积极协助。决定在不引起外交麻烦的前提下对寺本进行指导和利用。福岛中将的希望是通过达赖喇嘛向我国派遣视察员，自然地与西藏建立关系……以后我方入藏，可利用寺本的名义，这是最为稳妥的方法。寺本不仅懂汉、蒙及藏语，而且在达赖喇嘛身旁有不少熟人，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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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本婉雅不负使命，他不断地将他所探到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日本使馆，作为日本对藏政策的依据。现在日本的外交史料馆中仍存有寺本提供的秘密报告多种，这些报告详细地记述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返藏计划以及重要随员的履历和活动。[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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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曾到五台山拜访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美国公使柔克义也再度现身，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对其频繁造访，从前述的《内厅侦察达赖报告》可见一斑。柔克义对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待西藏事务的立场。而柔克义通过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频繁互动，与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为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倾向产生影响提供了便利。美国其时奉行“门户开放”政策，对华政策主要是保持清王朝领土完整。为此，柔克义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接受对清王朝的“臣属”（vassal）地位。[107]柔克义认为“在过去的150年间，西藏享有的自治的实质和程度，西藏人是非常满意的。而且，西藏人从未提出过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要求，也并不想丧失从中国所获得的援助和领导，也未对清朝1793年在西藏的改革表示不满，这些改革符合西藏的利益和藏人的风俗”[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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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明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朝觐时期，俄、英、日、美等国列强在北京的活动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各国列强怂恿和拉拢之下，为寻求列强的支持，他多次派遣堪布前往东交民巷，到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俄国、法国等国使馆拜访示好，送去长寿佛像、哈达、毡毯、藏香等礼品。甚至把二十余箱的铜佛等物品秘密运往俄国使馆储存。[109]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些活动表明，他设法对外寻找出路的想法和行为多么急切。西藏面临的政治形势，自此愈趋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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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的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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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的佛事活动不能不单独记录一笔。清朝末年，京城拥有藏传佛教寺庙几十所。[110]此次，十三世达赖喇嘛驻锡的黄寺，是1652年（顺治九年）为五世达赖进京朝觐而修建的。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来京朝觐时也居住于此。这次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京，不仅在此居住、静休，还举行各种佛事活动，接待了大批各族佛教信徒。据《内厅侦察达赖报告》记录，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入居黄寺第二天开始，几乎每天都有京师和地方的各级官员，满、蒙王公贵族，高级喇嘛前来叩谒拜见，送致哈达和各类礼品。该报告还记录，自九月初八起，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黄寺“放头”，翌日“雍和宫护印札萨喇嘛率嵩祝寺、五台下院、黑寺（慈度寺）等处喇嘛六百余名，来寺叩谒，随赏白米糖饭、哈达二十余分”。接着九月十二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又“放头”，直到离京的前一天，一共在黄寺“放头”二十六次。每次“放头”，来自关东、察哈尔、热河、伊犁、布里亚特、蒙古等地的汗王、头人携同眷属及蒙古男女众人蜂拥而至，接受十三世达赖喇嘛摸顶赐福，少时三四百人，多则千人，八十天累计人数逾万，场面十分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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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除在黄寺“放头”，进行各种结法缘活动外，还派堪布喇嘛到京城十几所佛教寺庙放经、放布施。据记载，堪布喇嘛曾去过的寺庙计有：护国寺、普胜寺、柏林寺、嵩祝寺、福佑寺、玛哈嘎拉庙（普度寺）、慈度寺、后黑寺、隆福寺、新寺（三宝寺）、三佛寺等。此外，还有贤良寺、龙泉寺、观音院、庆华寺、法源寺、广化寺、法华寺、拈花寺等寺庙庙僧，前来黄寺受领十三世达赖喇嘛布施的银两和僧饷基金。[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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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还曾前往雍和宫驻锡数日，时间在十月初三至初五，即在光绪皇帝于紫光阁赐宴之前。雍和宫是清代京师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初建于1694年（清康熙三十三年），最早是雍正皇帝继位前的府邸，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由乾隆皇帝将其改为藏传佛教寺院。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来京为乾隆祝寿时，乾隆皇帝特在雍和宫内建造了班禅楼和戒台楼两座殿阁，供六世班禅驻锡和诵研佛经之用。此后，凡藏传佛教中地位较高之高僧大德来京，都在雍和宫驻锡礼佛，成为京城最完备的佛寺圣迹中心。此次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京，数次在雍和宫作佛事，设坛讲经，放布施，引来宫内外喇嘛信徒，齐集殿内聆听，盛况空前。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在十月初四这一天，“由雍和宫起行，前往白塔寺、嵩祝寺、福佑寺、玛哈嘎拉庙等庙拈香”[112]，后又于十一月初五、二十六日两天，带同堪布喇嘛一起，前往雍和宫诵经。[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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