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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的佛事活动中，还有两件要提到的是，十月十八日、二十日，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在北京去世，十三世达赖喇嘛表达哀悼，呈请叩谒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梓宫，并诵经超度。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要求得到了清廷批准，于十月二十七日午前七时，带领众堪布喇嘛等，进入安定门，至东华门，入内廷叩谒梓宫唪经超度亡灵。[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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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又呈请在十一月初五会同京中二十八所寺庙僧众齐至雍和宫设五种供养诵经，还在黄寺举行回向法会致祭皇帝、皇太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致祭活动得到清廷的殊甚嘉奖。赏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哈达二十方、妆缎十匹、蟒缎十匹、大荷包四对、小荷包四对；堪布众徒赏银二千两；各寺庙喇嘛每名各赏钱粮三个月。[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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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九，宣统皇帝正式登极即位。十三世达赖喇嘛又亲诣朝贺叩见，恭进黄色大哈达一方、长寿佛一尊等贡品[116]，又率徒众举行祈祷诵经之礼。并请旨将朝贺经文缮写多份分传各省僧俗长诵，以期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以上两项佛事活动均得到了清廷的厚赏。据理藩部1908年12月6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具奏，拟赏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赏项有：六十两重镀金银茶桶一件、镀金银瓶一个、银盅一个、蟒缎二匹、龙缎二匹、妆缎二匹、片金二匹、闪缎四匹、字缎四匹、大卷八丝缎十四匹、大哈达五个、小哈达四十个、五色哈达十个。[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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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年幼的宣统皇帝无力主持朝政，大权由摄政的载沣、庆亲王奕劻一帮皇戚掌握，朝廷处于混乱状态，这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在京水土不服，请求尽早返藏。此时噶厦又派了噶伦强金巴和布达拉宫南木杰扎仓的曲乘来京，敦请十三世达赖喇嘛早日回西藏主政。清朝中央政府答应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请求。离京前，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向皇上呈请陛辞。皇帝下旨说：现在正是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的丧期未满百日，毋庸陛辞，照例颁赏。前者蒙恩敕封的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之礼仪也于百日内不便举行。令十三世达赖喇嘛先行起程至西宁塔尔寺后恭候受封。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出京的欢送礼节，指示各部，出京之日如来时礼节一样，由理藩部派人送至火车站，由御前大臣博迪苏送至保定，沿途各督、抚、将军等酌派文武官员护送，妥为照料，以示优容。[118]十三世达赖喇嘛遵从清朝中央政府的安排，离京前几天，先后派人向摄政王载沣和军机大臣奕劻、张之洞、袁世凯、鹿传霖、那桐、世续等京内高官一一献礼谒辞，并接受了黄寺喇嘛的祝福。1908年12月21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午前五时三刻，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由黄寺起行，前往正阳门外火车站，在众多文武官员、高级喇嘛以及警兵、乐队组成的仪仗欢送下，离京向大行辕进发。沿途警卫护送，均极严肃安谧。“十二时至保定府下车。有京旗陆军并直督巡警等在车站迎接。该车站旁支搭黄蒙古包，达赖即在彼住锡。随有直督藩、臬司进送达赖缎匹、银两等物。并派有工巡消防队及巡警等，昼夜守护。至二十九日早五时，达赖赴香案前叩恩谢辞；五时十分直隶藩司率同翼长等往香案前跪请圣安。于五时二刻十分，达赖由保定府乘专车起行，已达前途。职等于六时三刻保护博（迪苏）贝子乘专车回京。”[119]临行前十三世达赖喇嘛接受了清廷送来的慰问品，并接见了从拉萨专程赶来迎接的噶伦强金巴·阿旺贝桑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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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共逗留84天，清朝中央政府为接待他花费白银近18万两[120]，包括赏赐、铺陈器具、供给、筵宴、饭食、杂项等开支。清朝中央政府想通过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优隆体恤封赏和周到的接待，体现中央对西藏政教领袖的一贯重视和关怀，这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事过20多年后，当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忆起这段往事，仍恭谦地说：“皇上母子（太后及皇帝）待我极厚。”[121]在北京期间，他曾多次向皇太后、皇上呈献贡品，上表谢恩，这是历世达赖喇嘛所一贯遵循的历史传统。尽管入觐过程中，在觐见礼节和上奏权利方面未能满足其要求，使他今后在对待清朝中央政府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但他最后还是顾全大局，遵守历史定制，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表现了他当时仍保有的爱国护教的内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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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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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08年12月19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离开京城，向西藏方向进发，沿途受到各地大喇嘛、寺院僧人、地方官员和军官们的隆重迎送。抵达陕西临潼时，在此驻锡了七天，洗了温泉浴，朝拜麦俄寺，会见陕甘总督，设茶宴款待。接着，大队人马由陕西向青海方向移动。路上走了一个月，于1909年1月20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达青海塔尔寺。在当地钦差大臣和塔尔寺的活佛和上师、西宁官兵的欢迎下，十三世达赖喇嘛高兴地参加了塔尔寺僧侣们为他举行的盛大洗尘宴会。[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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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三世达赖喇嘛滞留塔尔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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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度过了藏历土鸡年（1909年）新年，按照惯例，参加了新年里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接受了数百名当地僧俗信众的朝拜，还为各方施主举行长寿灌顶和结法缘活动。新年刚过，清朝中央政府即派西宁办事大臣庆恕带着敕封他“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名号的敕书来塔尔寺往封。[123]在加封典礼上，十三世达赖喇嘛恭设香案，领旨后“望阙叩谢天恩”，并请办事大臣代进佛尊、哈达，以示对皇帝的诚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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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逗留期间，除参加各种佛事活动外，自然不忘关注西藏地方形势的变化。自从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后的几年里，西南边疆形势骤变，清朝中央政府为了整饬西藏吏治，回收政权，命张荫棠以候补五品京堂副都统衔的身份，进藏“查办藏事”，筹办新政。继后，又有驻藏大臣联豫继续推行各项改革，设立多种机构。虽这些改革行动得到西藏僧俗民众的广泛支持，有些机构一直延续到1959年平叛改革（如农务局、盐茶局等），其效果并不显著。特别是改革内容危及西藏僧俗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教权力和地位的稳固，这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心里十分不安。此时，毗邻西藏的川边藏区，正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大刀阔斧地实行“改土归流”。他依仗武力，对川边藏族土司强行整肃，并有毁寺、杀戮行为，引起当地僧俗民众的强烈不满，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此也有耳闻。1908年，赵尔丰被清朝中央政府加尚书衔派为驻藏办事大臣，即将进藏赴任。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看来，这无异意味着赵尔丰会在西藏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不仅会取消和剥夺西藏僧俗贵族和各大寺院的特权，还可能剥夺自己的统治权力。赵尔丰的被任命，引起了西藏上层和广大僧俗民众的一致反对，这也使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达到了尖锐化的程度。但是清朝中央政府并没有顾及西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驻藏办事大臣联豫的请求下，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起程回藏的途中，又采取一项新措施，即于1909年7月（宣统元年六月）间，从四川陆军中挑选出精兵两千人，编为三营，由知府钟颖统领自成都出发，取道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昌都，向拉萨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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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驻藏大臣联豫与清廷就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一事意见尚未统一。驻藏大臣联豫来电称：“达赖聘练兵教习十余人，托名蒙古，实系俄人”。“日昨俄皇在萨可西罗接见达赖喇嘛专使万宁及其随员，并由该使呈送礼物多件”。闰二月十三日，赵尔巽听闻此事后，一边诘问俄使，一边诘问十三世达赖喇嘛，并令将其截留在甘肃，不准其回藏。然而，清中央政府下谕：“达赖迅速启程，毋许籍词迁延，任意逗留。”[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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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于六月三日在西宁办事大臣庆恕等的陪同下离开塔尔寺返藏，庆恕将达赖送到青海与西藏交界的达丹增窝博地方便返回西宁。七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越过唐古拉山，八月抵达那曲。这时川军在钟颖的统领下正在进藏的途中。川军军纪败坏，引起沿途藏族民众的极大反感。拉萨噶厦方面，得知川军进藏，秘密组织藏军设卡阻拦。清朝中央政府为了配合川军入藏，遂电令赵尔丰率边军前往昌都接应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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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三世达赖喇嘛呼吁撤退入藏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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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途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向清朝中央政府理藩院和各国公使呼吁，“要求撤退川军”。1909年10月26日（藏历土鸡年九月十二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那曲停留月余后，起程经过热振寺和达隆寺前往拉萨。[125]途中他派人到江孜，托英商务委员向北京发出电报三份，又派人带去了致北京各国公使的亲笔信，经印度海道前往北京。信中表达了他对川军入藏深为忧虑，因此，一再赍书试图求得各国外援，尤其是希望英公使的尽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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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2月21日（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九），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抵达拉萨城郊，即在进城这一天驻藏大臣联豫与其之间发生了极不愉快的摩擦事件，此事使得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联豫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据《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一书载：“达赖回藏，驻藏大臣联豫率属吏迎于札什城之东郊，达赖不理，目若无见，联豫愤甚，即言达赖私运俄国军械，亲赴布达拉检查未获，复派人往黑河检验。达赖之行李，翻箱倒筪，搜检殆遍，未获枪械，而各物被检验，军队乘间携去者颇多。”[126]于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深恨驻藏大臣联豫，遂采取报复手段，命令停止了对驻藏大臣衙署的粮食、柴草、夫马等供应，不许藏民与汉商贸易，并断绝驿站交通。同时积极征调各地民兵，阻止川军入藏，双方关系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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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到拉萨不久，入藏川军也从昌都开始西进，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藏军在昌都一带阻击川军，被川军击溃。1910年（宣统二年）冬天，川军已抵达川藏大道上的重镇工布江达，藏军在这里进行了最后的抵抗，焚烧了驻藏大臣预先在这里积存的粮食。但最后仍被川军击败。工布江达一战，藏军失去了守护拉萨的能力。川军很快逼近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看到了形势的严重，出于对自身安全考虑，不得不主动缓和与驻藏大臣的关系，和温宗尧[127]达成了某种共识。应该指出的是，由此可以看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并没有出走印度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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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二次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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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与温宗尧商谈协议的第二天，川军进入拉萨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此时正值藏历新年，拉萨举行“莫朗钦谟”（祈愿大法会），市内人群拥挤，僧人众多，驻藏大臣卫队与西藏地方官兵发生冲突，遂开枪击毙藏人一名，并向大昭寺、布达拉宫开枪射击，一时全城大乱，人民不安，十三世达赖喇嘛闻讯恐遭危险，当天便紧急召集会议，命甘丹池（赤）巴留守，自己率众离开拉萨，星夜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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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进拉萨发生的事，导致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联豫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对立。川军进藏本已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安，回藏之后又与驻藏大臣联豫意见不合，彼此不信任，嫌隙颇深。而十三世达赖喇嘛为缓和矛盾，改善关系，曾主动邀请帮办大臣温宗尧议定七条事项，本可挽回危局，但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因与温宗尧有矛盾，对温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会晤结果不满，对商定七条内容不肯会衔。最后只得由温宗尧单衔译咨十三世达赖喇嘛。特别是川军入藏后，联豫对手下卫队和川军放纵滋事不加约束，乱枪杀人，事后又不派人与达赖沟通，解释误会，致使十三世达赖喇嘛感到了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只好设法躲避川军入藏带来的紧张危势。于1910年2月12日（宣统二年一月三日，藏历铁狗年一月三日）傍晚，将甘丹寺赤巴策墨林·阿旺洛桑丹白坚赞召请到布达拉宫，把政教各务嘱托给他，任命柳霞·钦饶平措为其助理，半夜时分从布达拉宫赶到了罗布林卡。在天将破晓时，率领司伦谢扎·班觉多吉、雪康·顿珠平措、羌其木·钦饶白桑、噶伦萨迥·次旦旺秋、噶伦桑颇瓦、代理噶伦贡塘·丹增布等逃往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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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在得知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后，即据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奏请，再次革去了他的名号，并令尽快另寻灵童而代之。十三世达赖喇嘛被革除名号的命令一经公开，立即引起国内外信教群众的一致反对，外国势力也趁此机会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一步离间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间已经脆弱的关系。清朝中央政府鉴于西藏的严重情势，不得不改变策略，以缓和平息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反对情绪，下旨切责联豫办事不力，开缺了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的任职。同时也不再寻访达赖转世灵童。为了安定西藏地方局势，又任命罗长裿为藏事总管，前往印度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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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的短暂时间里，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对他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政策。这与他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当权独断、我行我素不无关系。联豫其人排斥异己，与同僚亦不合作不相容，对待十三世达赖喇嘛则更无搞好关系的愿望。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他行事不满，蔑视他，便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怀恨在心，一直想伺机报复，处处设障。联豫奏请川军入藏借以提高自己的威信和震慑能力，放纵属下卫队胡作非为，乱枪杀人，造成了西藏民众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极大的隔阂和不信任，最后导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出逃。在这个问题上，联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里面，更深层的原因却是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朝中央政府自身的腐败无能，用人不当，不可能也无法制定和实施合乎实际的治藏政策，致使最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渐行渐远，辛亥革命爆发后，西藏地方出现了更为复杂动乱的局势便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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