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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厅侦查达赖报告》的记录,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日本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其属下幕僚的接触次数也不算少。十三世达赖喇嘛到京的第二天,寺本婉雅就来拜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侍谢庭华堪布。九月二十二日,他又来黄寺进行“探问”,接着是日本公使馆的武官青木宣纯、松井石根和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古先后到黄寺拜见达赖。在公使馆公使、驻在武官等军政要员之外,拜见人员中还出现了一位特殊人物,即日本著名浪人川岛浪速,他也来和达赖喇嘛秘密接触。川岛浪速(1865~1949)是一个“中国通”,老牌的侵华分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作为翻译,随日本派遣军福岛安正少将就来过北京。辛亥革命后,他在日本军部支持下,利用清皇室皇族和蒙古王公势力,积极阴谋策划所谓“满蒙独立运动”,同时对“西藏独立”问题也感兴趣。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录:1905年3月间(光绪三十一年二月,藏历木蛇年),他在北京的寓所就两次会见了当时正在库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派来的两名代表。十三世达赖喇嘛抵京后,他本人除了谒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外,还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随从堪布罗桑旦增到自己寓所见面,面授机宜,策划“西藏独立”活动。有关川岛这次秘密接见情况,寺本婉雅在他的日记里有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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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夏历十月十八日,藏历九月十七日),达赖的机要堪布喇门堪布(罗桑旦增)来拜见川岛浪速氏,我给他们充当了中介人。喇门堪布于同日十时到川岛寓所访问,我担任了他们的翻译。喇门堪布代表达赖喇嘛给川岛赠送了一尊十一面观音铜佛。我与川岛一起对他进行劝说,无论是保护佛教,还是为了西藏自身的利益,西藏的独立非常重要。应迅速返藏,为求西藏自立进行改革,设立兵制,开采矿山,同时往日本派遣留学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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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和军界在干涉中国内政、鼓励西藏独立方面,与俄、英两国相比一点也不逊色。这里要指出日本在与西藏接触过程中,寺本婉雅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也受到日本当局的重用和肯定。1908年12月,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古在给日本外务大臣的密电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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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来京后,我们利用能接近达赖的寺本婉雅观察其动静,并示予怀柔。我们随时能得到寺本提供的情报。与达赖喇嘛建立关系的想法,原出自参谋本部的福岛中将,他与西本愿寺商量后,将寺本用于此目的。在当地(指北京)由青木(宣纯)少将制定其具体方针,本馆(指日本公使馆)则是积极协助。决定在不引起外交麻烦的前提下对寺本进行指导和利用。福岛中将的希望是通过达赖喇嘛向我国派遣视察员,自然地与西藏建立关系……以后我方入藏,可利用寺本的名义,这是最为稳妥的方法。寺本不仅懂汉、蒙及藏语,而且在达赖喇嘛身旁有不少熟人,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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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本婉雅不负使命,他不断地将他所探到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日本使馆,作为日本对藏政策的依据。现在日本的外交史料馆中仍存有寺本提供的秘密报告多种,这些报告详细地记述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返藏计划以及重要随员的履历和活动。[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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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曾到五台山拜访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美国公使柔克义也再度现身,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对其频繁造访,从前述的《内厅侦察达赖报告》可见一斑。柔克义对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待西藏事务的立场。而柔克义通过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频繁互动,与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为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倾向产生影响提供了便利。美国其时奉行“门户开放”政策,对华政策主要是保持清王朝领土完整。为此,柔克义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接受对清王朝的“臣属”(vassal)地位。[107]柔克义认为“在过去的150年间,西藏享有的自治的实质和程度,西藏人是非常满意的。而且,西藏人从未提出过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要求,也并不想丧失从中国所获得的援助和领导,也未对清朝1793年在西藏的改革表示不满,这些改革符合西藏的利益和藏人的风俗”[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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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明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朝觐时期,俄、英、日、美等国列强在北京的活动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各国列强怂恿和拉拢之下,为寻求列强的支持,他多次派遣堪布前往东交民巷,到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俄国、法国等国使馆拜访示好,送去长寿佛像、哈达、毡毯、藏香等礼品。甚至把二十余箱的铜佛等物品秘密运往俄国使馆储存。[109]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些活动表明,他设法对外寻找出路的想法和行为多么急切。西藏面临的政治形势,自此愈趋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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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的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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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的佛事活动不能不单独记录一笔。清朝末年,京城拥有藏传佛教寺庙几十所。[110]此次,十三世达赖喇嘛驻锡的黄寺,是1652年(顺治九年)为五世达赖进京朝觐而修建的。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来京朝觐时也居住于此。这次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京,不仅在此居住、静休,还举行各种佛事活动,接待了大批各族佛教信徒。据《内厅侦察达赖报告》记录,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入居黄寺第二天开始,几乎每天都有京师和地方的各级官员,满、蒙王公贵族,高级喇嘛前来叩谒拜见,送致哈达和各类礼品。该报告还记录,自九月初八起,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黄寺“放头”,翌日“雍和宫护印札萨喇嘛率嵩祝寺、五台下院、黑寺(慈度寺)等处喇嘛六百余名,来寺叩谒,随赏白米糖饭、哈达二十余分”。接着九月十二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又“放头”,直到离京的前一天,一共在黄寺“放头”二十六次。每次“放头”,来自关东、察哈尔、热河、伊犁、布里亚特、蒙古等地的汗王、头人携同眷属及蒙古男女众人蜂拥而至,接受十三世达赖喇嘛摸顶赐福,少时三四百人,多则千人,八十天累计人数逾万,场面十分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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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除在黄寺“放头”,进行各种结法缘活动外,还派堪布喇嘛到京城十几所佛教寺庙放经、放布施。据记载,堪布喇嘛曾去过的寺庙计有:护国寺、普胜寺、柏林寺、嵩祝寺、福佑寺、玛哈嘎拉庙(普度寺)、慈度寺、后黑寺、隆福寺、新寺(三宝寺)、三佛寺等。此外,还有贤良寺、龙泉寺、观音院、庆华寺、法源寺、广化寺、法华寺、拈花寺等寺庙庙僧,前来黄寺受领十三世达赖喇嘛布施的银两和僧饷基金。[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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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还曾前往雍和宫驻锡数日,时间在十月初三至初五,即在光绪皇帝于紫光阁赐宴之前。雍和宫是清代京师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初建于1694年(清康熙三十三年),最早是雍正皇帝继位前的府邸,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由乾隆皇帝将其改为藏传佛教寺院。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来京为乾隆祝寿时,乾隆皇帝特在雍和宫内建造了班禅楼和戒台楼两座殿阁,供六世班禅驻锡和诵研佛经之用。此后,凡藏传佛教中地位较高之高僧大德来京,都在雍和宫驻锡礼佛,成为京城最完备的佛寺圣迹中心。此次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京,数次在雍和宫作佛事,设坛讲经,放布施,引来宫内外喇嘛信徒,齐集殿内聆听,盛况空前。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在十月初四这一天,“由雍和宫起行,前往白塔寺、嵩祝寺、福佑寺、玛哈嘎拉庙等庙拈香”[112],后又于十一月初五、二十六日两天,带同堪布喇嘛一起,前往雍和宫诵经。[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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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的佛事活动中,还有两件要提到的是,十月十八日、二十日,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在北京去世,十三世达赖喇嘛表达哀悼,呈请叩谒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梓宫,并诵经超度。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要求得到了清廷批准,于十月二十七日午前七时,带领众堪布喇嘛等,进入安定门,至东华门,入内廷叩谒梓宫唪经超度亡灵。[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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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又呈请在十一月初五会同京中二十八所寺庙僧众齐至雍和宫设五种供养诵经,还在黄寺举行回向法会致祭皇帝、皇太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致祭活动得到清廷的殊甚嘉奖。赏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哈达二十方、妆缎十匹、蟒缎十匹、大荷包四对、小荷包四对;堪布众徒赏银二千两;各寺庙喇嘛每名各赏钱粮三个月。[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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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九,宣统皇帝正式登极即位。十三世达赖喇嘛又亲诣朝贺叩见,恭进黄色大哈达一方、长寿佛一尊等贡品[116],又率徒众举行祈祷诵经之礼。并请旨将朝贺经文缮写多份分传各省僧俗长诵,以期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以上两项佛事活动均得到了清廷的厚赏。据理藩部1908年12月6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具奏,拟赏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赏项有:六十两重镀金银茶桶一件、镀金银瓶一个、银盅一个、蟒缎二匹、龙缎二匹、妆缎二匹、片金二匹、闪缎四匹、字缎四匹、大卷八丝缎十四匹、大哈达五个、小哈达四十个、五色哈达十个。[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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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年幼的宣统皇帝无力主持朝政,大权由摄政的载沣、庆亲王奕劻一帮皇戚掌握,朝廷处于混乱状态,这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在京水土不服,请求尽早返藏。此时噶厦又派了噶伦强金巴和布达拉宫南木杰扎仓的曲乘来京,敦请十三世达赖喇嘛早日回西藏主政。清朝中央政府答应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请求。离京前,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向皇上呈请陛辞。皇帝下旨说:现在正是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的丧期未满百日,毋庸陛辞,照例颁赏。前者蒙恩敕封的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之礼仪也于百日内不便举行。令十三世达赖喇嘛先行起程至西宁塔尔寺后恭候受封。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出京的欢送礼节,指示各部,出京之日如来时礼节一样,由理藩部派人送至火车站,由御前大臣博迪苏送至保定,沿途各督、抚、将军等酌派文武官员护送,妥为照料,以示优容。[118]十三世达赖喇嘛遵从清朝中央政府的安排,离京前几天,先后派人向摄政王载沣和军机大臣奕劻、张之洞、袁世凯、鹿传霖、那桐、世续等京内高官一一献礼谒辞,并接受了黄寺喇嘛的祝福。1908年12月21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午前五时三刻,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由黄寺起行,前往正阳门外火车站,在众多文武官员、高级喇嘛以及警兵、乐队组成的仪仗欢送下,离京向大行辕进发。沿途警卫护送,均极严肃安谧。“十二时至保定府下车。有京旗陆军并直督巡警等在车站迎接。该车站旁支搭黄蒙古包,达赖即在彼住锡。随有直督藩、臬司进送达赖缎匹、银两等物。并派有工巡消防队及巡警等,昼夜守护。至二十九日早五时,达赖赴香案前叩恩谢辞;五时十分直隶藩司率同翼长等往香案前跪请圣安。于五时二刻十分,达赖由保定府乘专车起行,已达前途。职等于六时三刻保护博(迪苏)贝子乘专车回京。”[119]临行前十三世达赖喇嘛接受了清廷送来的慰问品,并接见了从拉萨专程赶来迎接的噶伦强金巴·阿旺贝桑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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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共逗留84天,清朝中央政府为接待他花费白银近18万两[120],包括赏赐、铺陈器具、供给、筵宴、饭食、杂项等开支。清朝中央政府想通过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优隆体恤封赏和周到的接待,体现中央对西藏政教领袖的一贯重视和关怀,这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事过20多年后,当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忆起这段往事,仍恭谦地说:“皇上母子(太后及皇帝)待我极厚。”[121]在北京期间,他曾多次向皇太后、皇上呈献贡品,上表谢恩,这是历世达赖喇嘛所一贯遵循的历史传统。尽管入觐过程中,在觐见礼节和上奏权利方面未能满足其要求,使他今后在对待清朝中央政府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但他最后还是顾全大局,遵守历史定制,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表现了他当时仍保有的爱国护教的内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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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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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08年12月19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离开京城,向西藏方向进发,沿途受到各地大喇嘛、寺院僧人、地方官员和军官们的隆重迎送。抵达陕西临潼时,在此驻锡了七天,洗了温泉浴,朝拜麦俄寺,会见陕甘总督,设茶宴款待。接着,大队人马由陕西向青海方向移动。路上走了一个月,于1909年1月20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达青海塔尔寺。在当地钦差大臣和塔尔寺的活佛和上师、西宁官兵的欢迎下,十三世达赖喇嘛高兴地参加了塔尔寺僧侣们为他举行的盛大洗尘宴会。[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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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三世达赖喇嘛滞留塔尔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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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度过了藏历土鸡年(1909年)新年,按照惯例,参加了新年里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接受了数百名当地僧俗信众的朝拜,还为各方施主举行长寿灌顶和结法缘活动。新年刚过,清朝中央政府即派西宁办事大臣庆恕带着敕封他“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名号的敕书来塔尔寺往封。[123]在加封典礼上,十三世达赖喇嘛恭设香案,领旨后“望阙叩谢天恩”,并请办事大臣代进佛尊、哈达,以示对皇帝的诚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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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逗留期间,除参加各种佛事活动外,自然不忘关注西藏地方形势的变化。自从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后的几年里,西南边疆形势骤变,清朝中央政府为了整饬西藏吏治,回收政权,命张荫棠以候补五品京堂副都统衔的身份,进藏“查办藏事”,筹办新政。继后,又有驻藏大臣联豫继续推行各项改革,设立多种机构。虽这些改革行动得到西藏僧俗民众的广泛支持,有些机构一直延续到1959年平叛改革(如农务局、盐茶局等),其效果并不显著。特别是改革内容危及西藏僧俗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教权力和地位的稳固,这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心里十分不安。此时,毗邻西藏的川边藏区,正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大刀阔斧地实行“改土归流”。他依仗武力,对川边藏族土司强行整肃,并有毁寺、杀戮行为,引起当地僧俗民众的强烈不满,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此也有耳闻。1908年,赵尔丰被清朝中央政府加尚书衔派为驻藏办事大臣,即将进藏赴任。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看来,这无异意味着赵尔丰会在西藏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不仅会取消和剥夺西藏僧俗贵族和各大寺院的特权,还可能剥夺自己的统治权力。赵尔丰的被任命,引起了西藏上层和广大僧俗民众的一致反对,这也使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达到了尖锐化的程度。但是清朝中央政府并没有顾及西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驻藏办事大臣联豫的请求下,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起程回藏的途中,又采取一项新措施,即于1909年7月(宣统元年六月)间,从四川陆军中挑选出精兵两千人,编为三营,由知府钟颖统领自成都出发,取道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昌都,向拉萨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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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驻藏大臣联豫与清廷就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一事意见尚未统一。驻藏大臣联豫来电称:“达赖聘练兵教习十余人,托名蒙古,实系俄人”。“日昨俄皇在萨可西罗接见达赖喇嘛专使万宁及其随员,并由该使呈送礼物多件”。闰二月十三日,赵尔巽听闻此事后,一边诘问俄使,一边诘问十三世达赖喇嘛,并令将其截留在甘肃,不准其回藏。然而,清中央政府下谕:“达赖迅速启程,毋许籍词迁延,任意逗留。”[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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