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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九日“二时余，法国人柏良材来谒达赖，未见，仅递哈达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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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日“三时余，有法国人苏馨、何士昌、贾士蔼等三人，来寺拜谒达赖，并各面递哈达一方。达赖随还哈达各一方，至四时余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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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三日“午后四时余，有奥国公使馆遣华人米瑞赠送达赖地球（仪）、花旗、千里镜、奥皇像片等物，当由外务部公所转呈达赖，随还哈达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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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九日“正午十二时余，有印度西京（锡金）王（即王子库玛尔——引者注）带同英国副将欧克纳（汉籍亦称鄂康纳、鄂康诺）来寺谒见达赖，并进送哈达一方，银匣子一个。当收。随还哈达一方，并赠藏枣、苹果等物，一时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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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一“十二时，有印度西京王（子）遣华人林姓来寺送与达赖信一封，交杨堪布收，随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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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二“午后一时余，有印度西京王（子）来寺谒见达赖，至五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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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时余，有英国人毛立勋（即莫理循）来寺谒见达赖，递哈达一方。随赠还苹果、藏枣等物，随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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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二日“午后二时余，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同武官随员小田德五郎等六员来寺谒见达赖，各递哈达一方。达赖随赠藏枣、果品。至三时余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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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三日“午后二时，瑞典国公使贺德伦（即前引之克德伦Folke Cronholm）带翻译一员来寺谒见达赖，递哈达一方，并呈该国王像片一张。达赖已收，随还哈达、藏枣等物，至三时余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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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四日“一时余，美国公使遣华人赠送达赖瓷瓶、毡子等物，随时走去。”“二时余，美国公使柔克义、参赞丁家立来谒达赖，至三时余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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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五日“二时余，日本翻译官西田（即西田畊一，1884年生，时任外务通译生——引者注）等来谒达赖，至五时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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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六日“一时余，德国人罗弗（即劳费尔，1874年生于德国，美国东方学家，著有《汉藏语词汇比较》——引者注）来谒达赖，并送藏经、哈达等物。随还藏枣、苹果等物。至五时余去。”[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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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记录，虽然只提供了外国人员和使节造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时间表和具体人名，未能提供出他们晤面谈话的具体内容，但从中不难看出，各国使节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京抱有浓厚的兴趣，都在处心积虑地向他表示亲善友好，积极联络感情。当时，被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见的外交官，按接见时间顺序即有美国、法国、日本、奥国、俄国、丹麦、荷兰、德国、瑞典、葡萄牙、英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公使。此外，还有以各种名义和身份前来谒见的来访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1906年8月在圣彼得堡签署关于中国西藏的协定后，俄英两国便改变了侵藏策略。双方共同宣布维持西藏现状，以所谓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妄图否定中国在西藏的主权，露骨地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又各怀鬼胎，在相互让步的幌子下，都想抢在对方之前控制西藏，于是都在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身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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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利用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以宗教名义打入西藏上层从内部活动，借以影响十三世达赖喇嘛。借德尔智几次去俄求助的机会，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示安抚慰问。十三世达赖喇嘛逗留库伦时，俄国派新任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专程转道库伦看视，馈赠厚礼。十三世达赖喇嘛到五台山，俄内务大臣黄斯携沙皇赠礼和亲笔信前往拜见。此次十三世达赖喇嘛入京，沙俄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九月二十二日，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和翻译、学生、俄兵十多名来黄寺谒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敬献哈达表示慰问。随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入觐的德尔智这时也经常出入俄国使馆，与廓索维慈公使秘密商谈，相互配合。在如何处理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上，廓索维慈主动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谋献策，百般挑唆，劝说他在服从中央政府决定的同时，要与俄国保持更友好的关系，接受其军援和英国抗衡。所有这些都证明，俄国一直没有放松对达赖的笼络诱惑，采取各种手段争取十三世达赖喇嘛投靠沙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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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索维慈曾让人转告十三世达赖喇嘛，说十三世达赖喇嘛是佛教徒的精神领袖，俄国有许多佛教徒，俄国将像从前一样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同时建议十三世达赖喇嘛不要“激怒中国人，并竭力同英国人搞好关系”。[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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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国的档案显示，当时俄国为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除了派人游说，更为其提供了金钱的资助：1908年8月（光绪三十四年七月，藏历土猴年七月），沙皇政府内阁向达赖喇嘛提供了银11万两，供他北京之行使用。[99]而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北京之前，又向俄方请求再提供14万两，哪怕4万两也好。俄国内阁特别会议满足了这一要求，向他提供了4万两。伊兹沃尔斯基在会上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北京逗留期间“始终按俄国驻北京公使之建议行事，这再次证明他对俄国政府持友好态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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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俄国人也十分清楚，十三世达赖喇嘛并不指望能通过俄国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而只是借助俄国政府扩大他在西藏的权威。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秘密起草交给俄国公使馆的“西藏与清政府之间关系若干改变的计划”中，他表示：“如同不希望清政府军队驻扎在西藏境内一样”，也不希望以清政府军队保卫西藏边界；西藏应以“自己组建的军队”保卫边界；西藏应该有“斟酌情况”的权力，以便派藏族留学生往别国学习；清政府不应剥夺达赖喇嘛宗教和世俗的权力。[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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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十三世达赖喇嘛上层集团的态度此时也发生了变化。英国利用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在西藏的时机，以物质利益为诱饵，在少数握有实权的上层贵族中间，培植亲英势力，通过他们影响十三世达赖喇嘛；同时，放弃了原来阻止和反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的主张，转而对他表示“理解”，并派人放风试探，愿意修复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五台山时，英国就派了传教士赖德勒（Mr.Ridley）先去试探，继而又派鄂康诺和锡金王子库玛尔到五台山做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工作，接着又派出熟悉中国事务的殖民老手庄士敦上五台山会见十三世达赖喇嘛，诱使他及其亲随改变对英态度。此次十三世达赖喇嘛到京，英国表现积极起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亲自出马，于九月二十七日来到黄寺拜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关于这次拜见情况，英人查尔斯·贝尔撰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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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使约翰·朱尔典爵士，在全馆十二名职员的陪同下，前往黄寺拜访达赖喇嘛。朱尔典一行在候见室等了相当长时间，才被召到另一庭院的接待厅。门口有两名西藏士兵持枪警卫。他们一进接待厅，便发现一张约莫四英尺高的祭坛的台子，上面铺设了黄缎坐垫，达赖喇嘛盘腿坐在上面。台子置于壁龛之内，并用黄色锦缎给装饰起来。黄色对达赖喇嘛来讲，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颜色，尽管他是全西藏的首领，可也是杰出的黄帽派。达赖未从座位上起身迎接英国公使。英国公使馆职员中，五人（包括公使本人）被安排了座位。一进接待厅，公使及公使馆全体职员，便向达赖鞠躬，并每人献上一条哈达。达赖喇嘛双手接过公使献的哈达。公使馆其他职员献的哈达则由站在达赖右侧的堪布代接。”“达赖喇嘛讲藏语，由一僧侣侍从译成汉语，再由公使馆一名通晓汉语的秘书译成英语。公使用英语答话，并通过同样迂回曲折的途径用藏话翻给达赖喇嘛听。根据达赖喇嘛的观点，接见中提及印、藏系邻邦，目的是要通过公使向英皇转达如下信息：‘以往发生之事件，并非本人初意，而且已成过去，深望今后印、藏两邻邦国永保和平友好。’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意，最初翻译得含混不清，达赖喇嘛只好重说一遍，使对方听懂。公使说，对达赖的要求一定照办，继而沉默片刻，达赖向公使告退，赠以长寿枣果一二磅。接见仅费八分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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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朱尔典的拜见，英国政府还指示英印总督特派西藏事务官鄂康诺大佐（应为少校，又译作欧克纳或鄂康纳——著者）偕哲孟雄（锡金）王子库玛尔也赶赴北京，继续做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工作。他们带着信函和礼品，从十月二十九日起，几次前往黄寺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秘密会谈。据《内厅侦察达赖报告》载，十一月初二这一天，锡金王子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单独密谈近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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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英两国的拉拢利诱，果然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反英，转而向英国示好，说什么“回藏以后，对于壤土密接之印度政府，诚意修好”，“深望今后藏印两方永保和平友好之精神”。[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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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俄、英两国，这里还要提到日本也不甘落后。从19世纪中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成了亚洲强国后，开始步西方列强的后尘，向外开疆扩土，也想把西藏纳入它在亚洲的势力范围。然而此时英国觊觎西藏已久，日本不宜直接干涉插足，而采取间接方式，打着与西藏佛教交流旗号，不断派遣佛教僧人以学经名义潜入西藏活动。这里有最早进入拉萨的河口慧海，也有上文提到的寺本婉雅。寺本婉雅与河口慧海不同，河口是为收集佛教原典，以个人意愿入藏，而寺本婉雅是受东本愿寺和日本政府军界双方派遣，身份独特，多次来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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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滞留期间，寺本婉雅从日本神户出发，经北京、西安、兰州赶到塔尔寺，通过对塔尔寺堪布和十三世达赖喇嘛近侍的小恩小惠，得到了谒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机会。当年11月22日他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时，行叩头礼敬献哈达，百般殷勤，并呈现了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写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和净土三部等佛教经典。寺本婉雅施展的外交拉拢手腕，颇得十三世达赖喇嘛赏识。1907年6月（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藏历火羊年七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顺利晋京朝觐，曾派了他的亲信正三品顶戴堪布嘉木样旦巴、罗桑旦津前赴北京，试探日本政府对藏态度，托了寺本婉雅从中穿针引线。据载，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到北京的两位使者经寺本婉雅引荐与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武官进行了接触，得到了日本方面的秘密献策和指导。[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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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本婉雅长期的在华活动和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触，得到了日本政府和本愿寺佛教界的赞赏。他通过有成效的活动，对十三世达赖喇嘛了解日本军事、政治和佛教界情况做出了贡献。日本政府正是通过像寺本婉雅这样有藏传佛教背景的间谍，掌握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行踪和政治动向，获取了日后把触角伸向西藏地方乃至亚洲内陆所需的有价值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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