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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西藏输入商品的价值额在1895～1899年一直保持持续上升的状态，在1900～1903年徘徊于60万、70万卢比左右，在1904年因英军第二次侵藏的原故而呈现锐减的趋势，但在英军第二次侵藏战争后则大幅度增长，较诸战前几乎增长了一倍。其中，1907年达到了近140万卢比。我们不妨来看一看1907年从亚东关输入的商品究竟有哪些，价值如何，有关档案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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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洋货进口，共值卢比一百三十八万九千六百十六元，比去年多增二十万九千八百七十六元，其中以绒棉布、铜、铁、绸子为最多，洋布不过一百五十八万八千五百余码，棉纱、棉线亦因之而少。白袈裟布甚为畅销，土人用作旗帜，印经文咒语于上，树于门首，未树以前，延僧人念经一二天，礼毕然树〔后〕后〔树〕之，以为辟邪之具。珊瑚为帽花之用，少一千三百二十六拖拉，即二十四斤有奇。儿茶为妇人妆饰之具，俨若北地胭脂，比去年多一百二十八扪。颜料、洋靛、油漆上落所差不远，煤油止得二百九十二箱，去年则有四百七十六箱。土人多点牛油，以杯碟载之，其余灯亮无甚讲究，职是之故，煤油或亦因此而减。近来各色洋货亦甚通行，吉玛桥左右每来复日便有一墟，零星什物颇为悦目。生果比去年少二百七十五扪，各果多从噶伦布运来，惟核桃、桔子亦可取诸竹巴一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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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印度向西藏输入商品的价值额绝对不会低于其从亚东关向西藏输入商品的价值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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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印度从亚东商埠向西藏输入的商品主要有棉花、棉纱、棉线、各种布匹、各式绸缎、獭皮、料珠、珊瑚、钟表、五金、瓷器、儿茶、颜料、面粉、大米、玉米、水果、干果、糖、各种食品、火柴、火油、油漆、烟叶、雨伞、肥皂等。以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藏历土猪年）为例，英属印度向西藏输入的各类商品价值额分别为：棉织品313585卢比，毛织品136209卢比，丝织品91728卢比，金属74461卢比，中国帽子49214卢比，烟草32486卢比，珊瑚26721卢比，玉米23125卢比，棉毛织物8188卢比，粗纱7642卢比，捻纱6393卢比，毛线256卢比，其他各种商品193629卢比。[15]可以看出，英属印度向西藏输入的商品中轻工业产品占绝大部分，棉、毛织品为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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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遗余力地扩大其对西藏的商品出口额，造成了英国商品乃至其他各国的洋货充斥西藏市场。在1887年（光绪十三年，藏历火猪年）前后，达斯还这样描写拉萨的商业：“街道两旁全是本地人和汉人开的商店。丝绸、瓷器、砖茶都摆出来卖。”[16]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英属印度输入搪瓷器皿的规模在急剧扩大，陶器在富人家中已开始让位给搪瓷器皿了”[17]。到1900～1903年，河口慧海甚至已经把拉萨的八廓街比作东京的银座：“那里出售很多日用品、衣服和食品。商品大部分是西藏本地的产品，但是也有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等地进口的。有趣的是这里竟大量地卖着日本火柴，九谷窑制造的日本陶器，也能在贵族家看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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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当地产品，拉萨的市场上有“来自英国和英属印度的廉价英国呢绒、田鼠皮布（一种缎纹组织的棉布——译者注）、细棉布、粗平纹布、搪瓷器皿，从意大利运来的珊瑚饰品、克什米尔锦缎、蔗糖和其他许多东西的生意格外兴隆”。“市场上最常见的商品种类是英国制造的小饰物：玻璃珠、罐盖表面绘有欧洲和亚洲君主肖像的小洋铁罐，其中最常见的是德国皇帝、土耳其、苏丹和波斯国王的像。肖像的周围还相应地写着些英语单词，尽管这些洋铁罐的底部明明刻的是‘德国制造’；其次是小木笛、针、铅笔、笔记本、小洋地盘、染料、硫化安全火柴，多半写有‘日本制造’的字样。”[19]“货摊上分类陈列各种物品……有舶来品：如匹头——纱布、呢绒、绢形状的珊瑚珠、戒指、印度靴绸之以匹计算者，——肥皂、蜡烛、炮弹、火柴、大小块土耳其玉的模型、不同形状的珊瑚珠、戒指、印度靴和旧衣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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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爱德蒙·钱德勒就在拉萨发现了几件西方舶来品。其中在大昭寺内有一个铃，上面刻着“TEDEUMLA UNAMUS”。他还在拉萨市近郊发现了一辆没有轮胎的自行车和一部英国伯明翰制造的香肠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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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西藏大量倾销商品，使西藏变成了英国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使西藏的无数钱财滚滚落入英国资本家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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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价买取西藏地区的各种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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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英、俄侵略者不仅大量向我国西藏地区倾销商品，而且通过掠夺原料的方式对我国西藏地区进行经济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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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种形式掠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原料，是资本主义殖民国家向落后国家进行经济侵略的一种方式和表现。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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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早在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的17世纪就开始注意到我国西藏出产的硼砂。1644年（顺治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讨论要占领硼砂贸易时，就提到了我国西藏这个硼砂出产地。到了18世纪7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又派波格尔进入西藏，要他调查西藏麝香、大黄、金、银等的产量以及其他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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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藏的羊毛比英国便宜5倍，皮革便宜12倍，诸如黄金、麝香、硼砂等稀有物品也质优价廉，为英国资本家所垂涎。正因如此，英国视我国西藏地区为理想的原料供应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英国布拉德福商会理事会上书英国政府的信函真实地表现了英国打开西藏门户的迫切愿望：“急切地盼望大英帝国政府竭尽全力，或者与中国皇帝缔约，或者与喇嘛直接缔约，抑或采取任何政府认为适当的其他办法，务期打开西藏门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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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打开西藏门户后，开始对我国西藏资源进行疯狂掠夺。仍以亚东关的情况为例，考察英国侵略者掠夺我国西藏原料变化的趋势。我国西藏地区1894～1910年（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二年）的出口货物值详见亚东海关1894～1910年的进出口货物总值一表。《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将西藏经亚东商埠输出的商品变化趋势用示意图表示，并将其分成四个阶段，兹转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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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见，西藏地区从亚东关输出原料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变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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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889～1894年（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年）。此时亚东尚未正式开埠，原料产品的外流数额尚不大。在这一阶段，西藏原料的输出逐年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2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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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895～1903年（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这时亚东关输出商品的价值总额虽有较小幅度的上下波动，但较诸亚东关开埠之前的输出量有了明显增长。在这九年中，亚东关年平均输出商品的价值总额为772490卢比，比第一阶段的年平均输出商品价值总额增长515323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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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1904年（光绪三十年）。西藏从亚东输出商品的价值总额由于受到英军第二次侵藏战争的影响而猛烈下跌，从1903年的687324卢比降至186654卢比。但尽管如此，该年输出商品的价值总额仍比1889年多55070卢比，这表明英国侵略我国西藏经济已达到了一定深度，即使炮火连天的战争状态也不能阻止输出商品价值总额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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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以后。西藏从亚东输出商品的价值总额跃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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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麝香、牛皮是英国侵略者掠夺我国西藏地区资源的主要对象。[24]陈健夫的《西藏问题》载称：“西藏商业以羊毛皮货为重要，但有五分之二为外人吸收，作为工业的原料。”[25]何藻翔的《藏语》也载：“印藏贸易以羊毛牛皮为大宗，前藏商人贩货由江孜运至帕克里止，将货售与上下卓木土人，再由卓木脚夫转运往噶伦绷、大吉岭等处。”[26]英国在1895～1898年每年平均从西藏掠夺走羊毛15000捆、麝香2801托拉（印度重量单位，1托拉=11.67克）、牛尾316捆。1899年，在亚东关出口值822760卢比中，英国从我国西藏掠夺去的原料有羊毛581944卢比，麝香116024卢比，牛尾42628卢比，骡、马等31823卢比，羊皮14183卢比。其中，仅羊毛一项即占亚东关出口值的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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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07年，亚东关出口值1161383卢比原料中，“几于各样加增，其最著者为绒布，有十五万八百余码，比去年多出五万八千九百余码。羊毛虽无价，然亦增至五万一千五百余捆，去年不过三万八千五百余捆，此货由拉萨运来，先到帕加里，复至噶伦绷转载。麝香畅销，共有九千八百七十二拖拉，即一百八十五斤有奇，运往中国，以作药材。……牛尾亦畅销，颇能获利，此项共计有一千五百六十五捆，比去年多增五百七十二捆”[27]。如果对比一下1895～1898年西藏出口原料的平均数（羊毛15000捆、麝香2801托拉、牛尾316捆），我们会发现，至1907年，此三项出口数额均已增长数倍：羊毛已增至51500余捆、麝香已增至9872托拉、牛尾已增至1565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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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掠夺西藏原料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为对西藏人民进行公开诈骗，二为低价购买西藏出口原料，进行不等价交换。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暂时代理鄂康诺为江孜商务委员的贝立上尉并未按西藏地方通行的价格付款，而是用私定的价格向当地藏民强购财物，激起了当地藏族人民的强烈义愤。经过中国江孜商务委员高洪恩的多次交涉，贝立等人不得不答应，“在以前实际付出的价格和我们规定的市场价格之间若有差别的话，我们会从今天起加以调整”[28]。但除牛肉和谷物的价格稍有增加以外，其他物资的价格并未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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