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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英国通过各种手段从我国西藏地区获得了大量的原料产品，牟取了数量可观的高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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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俄经济侵略对西藏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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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俄对西藏的经济侵略，对西藏地方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29]其中既有消极的社会影响，也有相对有一定积极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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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西藏地方经济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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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的入侵对西藏地方极为不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主权丧失，使西藏地区沦为半殖民地社会，西藏地方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政治态度越来越倾向于英国方面；财政金融遭到严重破坏；民族手工业纷纷破产；西藏地方与内地经济联系遭到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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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通过订立不平等条约，得以在西藏驻军、开商埠，享有商品免税进口和不受检查等特权。特别是在1908年订立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中有许多有损我国主权和西藏人民经济利益的条文。例如“章程”第四、五款中规定英国在西藏有治外法权、会审权；在“章程”第十二款中规定“英国商务委员与西藏官民，或用函件或面会往来，中国官并不禁阻”的权利；在“章程”第二款、第六款、第八款中还规定允许英人拥有“在各商埠内租地建筑房栈”、举办电报和邮政等权利。这表明英国在西藏地区实行殖民主义政策，并得到清政府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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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军第二次侵藏战争后，英国在印度边境到江孜之间修建了旅舍等房屋11处，在印度边境与西藏三大商埠之间架设了电线、开办了邮件传递业务。“江孜为英人侵藏大本营，有邮局、有电报、有军队、有医院。邮局纯为英国人商办，既未得藏政府之许可，亦不受藏政府之监督，虽事务员仍多西藏人，而一切大权则操之外人手中，邮票亦直用英国式，与南满之日本邮筒遥遥相对，且一过江孜，即遍设驿站，兼备英国官员之食宿。”[30]英国还在江孜等地建筑房屋，既不付给地税，又不付给地价，割取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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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西藏地方的这种擅自“开发活动”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使西藏地区沦为他们的半殖民地。再以英国修筑春丕一带的公路为例，英国侵略者非法任命柏尔为管理春丕地区的长官，擅自将帕里北部的唐古拉山至亚东的整个地区划分为五个区。显然，英国在西藏的“开发活动”仅仅是其侵略西藏的副产品而已，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给西藏人民谋福利、帮助西藏人民走向近代化的道路，而是为了服务于其对我国西藏地区的经济和军事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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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受制于不平等条约，无法利用政府权力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最明显的例子是，亚东关本来按条约规定在开埠后五年内对英国向西藏出口的货物概不征税，事实上，该关直到清朝覆亡时仍始终没有履职征过税。西藏地方与英印的贸易，并没有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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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经济侵略也在西藏孕育了一个为英国资产阶级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在英国与西藏开埠通商之前，西藏的大部分僧俗贵族一直认为英国侵略者利欲熏心，曾经严厉禁止百姓前往大吉岭等地经商。但是，在西藏门户被迫打开之后，西藏与英印的贸易日渐频繁：几乎半数的相关贸易都集中到了江孜、亚东一线，而且当时西藏的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在1895～1902年，西藏通过亚东关市的出口额比进口额多616018卢比。于是，西藏僧俗贵族内部出现了分化，一部分投资于藏印贸易的贵族获利明显，财富不断积累增加，在政权中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的经济利益自然越来越直接或间接地与英印贸易联系起来，其政治态度越来越倾向于英国方面。这些与英国侵略者利益相联系的买办阶层不但在经济上与外国资本一道垄断藏印贸易，操纵西藏市场，而且在政治上利用职权进行破坏祖国统一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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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方面：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外币流入，扰乱了地方财政并影响到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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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国侵略的深入，印度的卢比开始在西藏大量流通，严重地破坏了西藏地方的财政和金融。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国闻报》报道说：在西藏地区，“印度之卢比、洋钱各处皆能行用，东自打箭炉（今康定——引者注），西至靖西与聂拉木各地皆出入无少窒碍”[31]。卢比在西藏的大量流通使广大西藏农牧民经济上遭受严重损失。“迨英人经营印度，所铸银钱名曰卢比，流入藏地，每一卢比重量仅三钱二分，市面交易，作银三钱七八分不等，番民受亏甚巨。”[32]例如原藏币十元，一般可换银元一块，但自西藏财政为英人操纵后，藏币十元就只能换回铜元十八枚。这种状况还削弱了西藏与内地的经济联系。陶思曾这样说：“窃闻藏印未通商以前，番商之贸易川省者，多愿预缴息金，向粮台划兑官款，今日时势则大相反矣。”[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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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手工业：外来商品严重冲击当地产业，导致本地手工业纷纷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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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社会经济结构长期较为封闭，对外来冲击缺乏弹性和应变力。英国在西藏的商品倾销，极大地冲击了西藏地区原本脆弱的民族经济，阻碍了西藏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英国向西藏地区输入的工业产品，不仅在效用上可以完全代替西藏的手工业产品，而且物美价廉，使工具简陋、技术落后的西藏手工业或纷纷破产，或濒临危机。例如，西藏山南泽当地区原是一个手工业中心，最盛时织户在一百家以上，后来只剩二十多家了。在西藏手工业中，最为发达、最为普及的手工业是毛纺织业。其中，质量最好的毛织品是江孜的氆氇。江孜的氆氇一般长为10寻（长度单位，一寻等于八尺），宽约9寸，多被染成一种颜色，如绿、黄或暗红等色，其中暗红最受欢迎。西藏的毛织品不仅能充足地供应西藏地区，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向外出口，远销不丹、印度、尼泊尔等国，享有盛誉。但随着英国物美价廉的毛毯的大量输入，西藏的氆氇出口额大幅下降，从1898年的8262码跌落到1899年的818码，西藏的氆氇纺织业日渐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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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与内地经济联系：随着英印产品和货币流入的冲击，内接经济关系遭到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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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入侵西藏以前，我国西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与内地的商业贸易是西藏与外界区域贸易的主体。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茶叶，其次是棉织品，再次是丝织品。藏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茶叶，由四川供应。清政府为此在四川设盐茶道，专司盐茶之事。四川茶引有腹引、边引、土引之分。腹引行内地，边引行边地，土引行土司地。而边引又分3道：行销打箭炉者为南路边引，行销松潘厅者为西路边引，行销邛州（邛崃）者为邛州边引。因为这些茶叶运销康、藏、青海等边区，故有边茶之称。由此，以边茶为大宗的贸易也被称为“边茶贸易”。清朝的边茶贸易颇具规模。“英国驻成都领事霍集估计，在19世纪末，由我国内地运往西藏的货物总值每年约为白银1053491两。据有关材料记载，当时西藏与内地的商品贸易总额比通过中印边界西藏地区的全部交易额高出四倍以上。”[34]但在英俄两国的商品大量涌入西藏后，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遭到严重削弱。一方面，从西藏输往内地各省的商品相应地减少。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西藏输往打箭炉的羊毛、麝香数量急骤减少，以致引起了打箭炉羊毛、麝香价格的上涨；“重庆的麝香绝大部分来自西藏，1898年从重庆输出的麝香为46677盎斯，价值为582629两，1901年从重庆输出的麝香减少为46342盎斯，价值却上升为842845两；西藏运往打箭炉的黄金在19世纪90年代末由原来的8000盎斯减少为4000盎斯”[35]。而西藏与英印间的贸易却不断上升。[36]另一方面，从我国内地各省输往西藏的商品随之减少。“根据霍集的估计，1883年西藏从内地输入的茶叶总值为15万至20万英镑，而到1913年降为7.21万英镑。”[37]在西藏市场上，国内商人已被排挤，“洋货”充斥，从日用品到高级消费品都应有尽有，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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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改变当地传统经济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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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俄的经济侵略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西藏自给自足的封建农奴制经济，影响了西藏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异和经济重心的西移，在局部地区和一定程度上对西藏社会经济造成了影响，并且使西藏人民的消费结构、消费意识等发生某些变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在西藏的某些作为也是对西藏社会经济的一种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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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的亚东、江孜和噶大克三大商埠开辟后，英国在这三大商埠租地建屋，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些城镇规模的扩大及其附近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亚东地区商业就业人数剧增，亚东一带的藏族从农业转向了可以获利更多的运输业等。据史料记载，西藏亚东自开辟为商埠以后，该地区附近二分之一的人口抛弃了农业生产而从事运输、旅馆、堆栈各业，有资金者自行开业，无资金者充当雇工或佣仆，每年用于商业驮运的骡马大约有二三千匹之多，致使亚东出现了草比粮贵的现象，所需要的粮食必须从国外进口。[38]“英国的经济侵略使亚东地区商业经济方面的就业人数急剧增加，标志着英国的经济侵略已经在一些地区瓦解了西藏的自给自足封建自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触动了西藏由来已久的社会经济结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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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英国从西藏进口原料产品也并不仅仅是利益外流，同时也促进了西藏民族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西藏的门户被打开后，西藏人民只有扩大出口贸易，才有可能换回外国的各种工业产品，增加社会消费总量，也才有可能增加社会的货币收入。另一方面，西藏出口贸易的扩大势必会对西藏有关生产行业提出更高要求，从而促进这些行业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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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商品的涌入也带来西藏社会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接受。即使是平民百姓的物质生活，也在日益便宜的洋货面前有所改变。如制作衣服的布料，虽然“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产的呢子，但在最近一段时间，欧洲产的呢绒和棉布得到了很大的普及”[40]。而在贵族中间，从达赖喇嘛到一般的中小贵族，都对西方的舶来品甚感兴趣。1912年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有照相机、幻灯、望远镜、电影机和电铃、电话等。[41]这自然影响了西藏地区消费水平和社会经济生活内容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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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认为，“英俄入侵给西藏社会注入了新的要素，加速了西藏传统社会的新陈代谢，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藏的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使西藏人民在外来变故激荡下产生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观点和思想，扩大了他们的经济视野”；但另一方面，“英俄侵略者本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与西藏社会的经济结构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它无法符合西藏的社会情况，不可能使西藏社会原有的经济结构与之相整合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只能使西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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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从总体上看，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殖民地色彩的经济活动，并未对西藏地方的封建农奴制有任何改变。无论在什么意义上，列强的这些经济活动都不可能对本地的庄园制及其运行方式做任何触动。与帝国主义在中国沿海和内陆除了控制口岸、海关同时也开办银行、公司、工厂并倾销商品等不同的是，在西藏地区，帝国主义主要是控制海关、口岸并设置驿站和驻扎部队，没有将银行、公司、工厂等具有现代性质的经济架构移植进来。因此，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及其庄园经济得以完整保留。从这个角度看，清末西藏因帝国主义的入侵，成为半殖民地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即由于西藏社会的特殊性，资本主义模式无法在西藏地方得到发展，只能使西藏沦为半殖民地的和保留完整政教合一形态的封建农奴制社会。[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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