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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与内地经济联系：随着英印产品和货币流入的冲击，内接经济关系遭到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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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入侵西藏以前，我国西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与内地的商业贸易是西藏与外界区域贸易的主体。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茶叶，其次是棉织品，再次是丝织品。藏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茶叶，由四川供应。清政府为此在四川设盐茶道，专司盐茶之事。四川茶引有腹引、边引、土引之分。腹引行内地，边引行边地，土引行土司地。而边引又分3道：行销打箭炉者为南路边引，行销松潘厅者为西路边引，行销邛州（邛崃）者为邛州边引。因为这些茶叶运销康、藏、青海等边区，故有边茶之称。由此，以边茶为大宗的贸易也被称为“边茶贸易”。清朝的边茶贸易颇具规模。“英国驻成都领事霍集估计，在19世纪末，由我国内地运往西藏的货物总值每年约为白银1053491两。据有关材料记载，当时西藏与内地的商品贸易总额比通过中印边界西藏地区的全部交易额高出四倍以上。”[34]但在英俄两国的商品大量涌入西藏后，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遭到严重削弱。一方面，从西藏输往内地各省的商品相应地减少。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西藏输往打箭炉的羊毛、麝香数量急骤减少，以致引起了打箭炉羊毛、麝香价格的上涨；“重庆的麝香绝大部分来自西藏，1898年从重庆输出的麝香为46677盎斯，价值为582629两，1901年从重庆输出的麝香减少为46342盎斯，价值却上升为842845两；西藏运往打箭炉的黄金在19世纪90年代末由原来的8000盎斯减少为4000盎斯”[35]。而西藏与英印间的贸易却不断上升。[36]另一方面，从我国内地各省输往西藏的商品随之减少。“根据霍集的估计，1883年西藏从内地输入的茶叶总值为15万至20万英镑，而到1913年降为7.21万英镑。”[37]在西藏市场上，国内商人已被排挤，“洋货”充斥，从日用品到高级消费品都应有尽有，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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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改变当地传统经济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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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俄的经济侵略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西藏自给自足的封建农奴制经济，影响了西藏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异和经济重心的西移，在局部地区和一定程度上对西藏社会经济造成了影响，并且使西藏人民的消费结构、消费意识等发生某些变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在西藏的某些作为也是对西藏社会经济的一种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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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的亚东、江孜和噶大克三大商埠开辟后，英国在这三大商埠租地建屋，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些城镇规模的扩大及其附近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亚东地区商业就业人数剧增，亚东一带的藏族从农业转向了可以获利更多的运输业等。据史料记载，西藏亚东自开辟为商埠以后，该地区附近二分之一的人口抛弃了农业生产而从事运输、旅馆、堆栈各业，有资金者自行开业，无资金者充当雇工或佣仆，每年用于商业驮运的骡马大约有二三千匹之多，致使亚东出现了草比粮贵的现象，所需要的粮食必须从国外进口。[38]“英国的经济侵略使亚东地区商业经济方面的就业人数急剧增加，标志着英国的经济侵略已经在一些地区瓦解了西藏的自给自足封建自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触动了西藏由来已久的社会经济结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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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英国从西藏进口原料产品也并不仅仅是利益外流，同时也促进了西藏民族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西藏的门户被打开后，西藏人民只有扩大出口贸易，才有可能换回外国的各种工业产品，增加社会消费总量，也才有可能增加社会的货币收入。另一方面，西藏出口贸易的扩大势必会对西藏有关生产行业提出更高要求，从而促进这些行业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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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商品的涌入也带来西藏社会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接受。即使是平民百姓的物质生活，也在日益便宜的洋货面前有所改变。如制作衣服的布料，虽然“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产的呢子，但在最近一段时间，欧洲产的呢绒和棉布得到了很大的普及”[40]。而在贵族中间，从达赖喇嘛到一般的中小贵族，都对西方的舶来品甚感兴趣。1912年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有照相机、幻灯、望远镜、电影机和电铃、电话等。[41]这自然影响了西藏地区消费水平和社会经济生活内容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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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认为，“英俄入侵给西藏社会注入了新的要素，加速了西藏传统社会的新陈代谢，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藏的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使西藏人民在外来变故激荡下产生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观点和思想，扩大了他们的经济视野”；但另一方面，“英俄侵略者本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与西藏社会的经济结构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它无法符合西藏的社会情况，不可能使西藏社会原有的经济结构与之相整合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只能使西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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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从总体上看，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殖民地色彩的经济活动，并未对西藏地方的封建农奴制有任何改变。无论在什么意义上，列强的这些经济活动都不可能对本地的庄园制及其运行方式做任何触动。与帝国主义在中国沿海和内陆除了控制口岸、海关同时也开办银行、公司、工厂并倾销商品等不同的是，在西藏地区，帝国主义主要是控制海关、口岸并设置驿站和驻扎部队，没有将银行、公司、工厂等具有现代性质的经济架构移植进来。因此，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及其庄园经济得以完整保留。从这个角度看，清末西藏因帝国主义的入侵，成为半殖民地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即由于西藏社会的特殊性，资本主义模式无法在西藏地方得到发展，只能使西藏沦为半殖民地的和保留完整政教合一形态的封建农奴制社会。[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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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俄国向西藏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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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日趋尖锐，亚洲的中国成为它们侵略和掠夺的重要焦点之一。英、法、德、美、日等国纷纷加紧对中国的蚕食，俄国政府在加紧侵略和蚕食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同时，为同列强瓜分中国和实现其南下印度洋的战略目标，在中国西藏地方也进行了一系列侵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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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本是一个内陆国家。历代沙皇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是世界霸权，要实现这一目标，水域是其不可缺少的后盾。俄国在18世纪基本上打通了经由波罗的海进入大西洋和经由黑海进入地中海的通道，建立了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19世纪60年代又取得了东出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建立起远东舰队。俄国已从内陆冲向海洋，但从世界性侵略体制来看，俄国远洋海军尚缺少一个中间枢纽环节，那就是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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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南下印度洋的捷径莫过于通过中亚和帕米尔。因此，波斯、阿富汗和印度便成了俄国南下战略的前进目标。由于中国的西藏具有连接中亚、印度的重要战略地位，控制西藏，俄国一可威胁英属印度，二可牵制波斯和阿富汗，在同英国争夺中亚的角逐中处于有利态势，三可利用达赖喇嘛的藏传佛教领袖地位影响蒙古佛教徒，为其分裂我国蒙古的图谋服务。西藏理所当然地成为俄国的重要侵略目标。19世纪90年代，俄国制定了侵略西藏的“巴德马耶夫[44]计划”。该计划主要内容如下：“1893年2月，巴德马耶夫密谋通过财政大臣维特，从贝加尔湖向南修建一条铁路，直达中国的兰州。同时，在兰州秘密组织一个蒙、藏、汉三族反对清廷的中心，策动叛乱。成功之后，由这三族的叛乱分子向沙皇呈交一份请求收容他们为俄国臣民的‘自愿书’，从而将‘蒙、藏、汉之全部东方’并入俄国。”[45]俄国政府对这一计划十分重视，亚历山大三世还专门从国库中拨款200万卢布，成立了“巴德马耶夫商务公司”，以推行这一计划。显然，俄国对于侵吞西藏是处心积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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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0～1911年（同治九年至宣统三年），俄国侵略西藏的方式主要有三种：（1）派遣将校级军官率军人小分队“考察”西藏；（2）利用俄国境内蒙古人同西藏在历史上形成的宗教联系同西藏进行秘密政治交往；（3）以“西藏问题”作为“等价物”同英国进行政治交易。这三种侵略方式交替使用，互相补充。其中第三种方式将在下一节中作详细介绍，在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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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国以西藏为目标的“考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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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侵略西藏的活动发端于“考察”西藏。1870年，它步英国派人“考察”的后尘，开始有组织地进行“考察”。直到1909年，以“地理学会”名义先后派出过13支“科学考察队”，由俄国总参谋部、外交部同地理学会共同决定考察任务和行进路线，由沙皇批准国库支给巨额考察经费，地理学会和总参谋部提供各种仪器和枪支弹药，俄国驻华公使馆又依据不平等条约向清政府勒索“护照”，迫使清政府命令地方官员“一体照护”考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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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科学考察队”的组织者是俄国地理学会，其业务之一就是了解俄国邻国的国土。俄国地理学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同俄国外交部、海军部、总参谋部等沙皇政府机关关系密切。为了“大大地扩展我们对亚洲大陆的知识范围”，涉足俄国很少“涉及的亚洲大陆的中部，即绵亘于喜马拉雅与西伯利亚之间，从东向西延伸于中国到图兰草原的广大高原地带……对它们进行科学考察是亚洲地理研究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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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科学考察队”的头目有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波塔宁、佩夫佐夫、格龙布切夫斯基、格鲁姆-格日迈格、罗博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等人。这些“科学考察队”为沙皇俄国刺探西藏地区的情报，其规模之大、刺探范围之广、手段之卑劣比英国更甚。他们从北面和西面进入我国，以西藏为目标，穿越蒙古、山西、甘肃、青海、四川和新疆，活动于藏北、藏东北和藏东的广阔地区，个别考察队甚至窜到了拉萨北大门——那曲。他们所到之处，对于政治情势、经济状况、军事设施、兵员配备、交通道路、山口关隘、自然概貌、地质矿藏、山川湖泊、气象天文、民族状况、宗教信仰、民情风俗、汉藏关系等，无不注意，为沙俄政府刺探和搜集了大量的情报；并且攫取标本、从事测量、摄影绘图、窃掠文物，无所不为。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及百姓坚决抵制，俄国考察队便用枪弹开路，野蛮屠杀反侵略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唐古拉山口、扎陵湖畔、阿尼玛卿山、琐图村及鲁察等处，一次又一次向制止他们考察的藏族同胞开枪，制造血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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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考察”是政治侵略的先导。显然，“科学考察队”成员是直接为俄国侵略政策服务的军事间谍。俄官方为考察队提供巨额资金并配置了护送的武装卫队。考察队企图深入西藏中心地带进行窥探，他们不仅广泛收集各种情报，而且还在西藏地方从事颠覆分裂活动。特别是以科兹洛夫为首的“科学考察队”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建立了直接的政治联系，从事一系列妄图颠覆清政府对西藏地区主权的活动，欲谋分裂中国西藏与蒙古。这些活动不仅引起藏族人民的强烈抵制，而且也引起清廷官员的警觉。1885年，驻藏大臣文硕即指出：“俄国毗邻北徼，向由库伦等处往来已久。因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属人相处熟悉，若其进藏之后，或与土人相互龃龉，在我当时固须周章费力……则虽一时似觉相安无事，而不知历时愈久，其患愈深。是洋人进藏之隐忧，俄国更有甚于他国者。”[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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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用藏传佛教向西藏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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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争夺霸权的角逐中，极具侵略性的沙俄，在西方和南方不断受挫之后，就把侵略的目标重点投向了东方，加紧侵略东亚，以图建立一个所谓的“俄罗斯—中华帝国”，使其侵略势力迅速扩张到“太平洋岸上及喜马拉雅山上”。[48]这样，“想把西藏并入本国”，就成了沙俄帝国主义“宏大计划”[49]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沙俄侵略西藏阴谋的最终目的，不仅为了把中国这一广袤地区并入它的版图，而且为了从中亚经由西藏，将其势力扩张到南亚次大陆，以便南出孟加拉湾，直达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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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0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会议印藏条约》后，英国势力侵入西藏，这就严重影响了沙俄的侵藏计划，因此，加紧了它的侵略活动。这一时期，沙俄侵略西藏的主要手段，由派遣“考察队”明火执仗地入侵西藏，转变为“以收买为基础的对外政策”[50]，派遣身披袈裟的间谍打入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大搞离间、拉拢活动，策动西藏上层人物投靠沙俄，妄图用和平的手段把西藏变成沙俄的殖民地。这样把“喇嘛教僧侣作为对外政策的传播者”，“企图利用喇嘛教获取对外政策的利益”，也就成为沙俄对藏侵略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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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俄国以西藏为目标的十三次“考察”活动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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