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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071 如前所述，川边藏区是全国范围内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最晚的区域。与清朝前期的“改土归流”相比，在具体执行时，无论从内容、规模上还是层次上都有了重大变化。清朝前期的“改土归流”往往停留在军事和政治改革方面，并未涉及文化、科教、经济、卫生等方面的改革内容。如雍正命鄂尔泰在云南、四川、贵州、湖广等地进行改土归流后，“向之土司存其名号而已，无尺寸之柄。跋扈倔强者诛殛放流，俯首听命则建官为贤。制度之详，卓越前代”。[84]而川边“改土归流”是在近代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除了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之外，还有了新的方式、方法和内容。正如赵尔丰向其兄长赵尔巽表述治理川边思想的函电中所描述：以雨露之恩施之，去其前政，苏其民困；兴学以破其愚，垦田以养其身，通商以裕其用，兴工以富其业，而外开铁路以通内地。[85]而且，川边藏区与西藏地方密切相连，因此，赵尔丰等在川边藏区成功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无疑为此后清政府在西藏地方施政提供了一个颇具操作性的参照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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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073 此外，赵尔丰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之际，清朝政府同时派了张荫棠在西藏举办新政，这是清中央政府基于统筹川藏全局的考虑，将四川（主要是川边地区）与西藏联为一气，经藏卫以固蜀疆，固川以声援西藏，永固西南边疆。因此，从一开始，川边“改土归流”便和西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对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新政也产生了一定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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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075 而两地新政的实施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同朝为臣，尤其是在两个关系甚为紧密的地方为臣，各官员之间的联系必不可少。赵尔丰对张荫棠是甚为欣赏的，“赵（尔丰）之维护我国在藏主权，与张（荫棠）主张是毫无二致的。故赵在秘奏之末，感赞张荫棠‘谙练情形，熟悉交涉，此番开埠章程，由其一手论结，则深明底蕴，自胜他人十倍，请饬留藏，经营一切’”。[86]1908年7月（清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时值张荫棠与英人签订通商章程，赵尔丰在仔细阅读了该章程后，提出了许多建议，以维护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在张荫棠调离西藏后，清政府命驻藏大臣联豫接手新政事宜，两地的联系更加频繁，或彼此通报地方情形，或彼此提供帮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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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077 赵尔丰、张荫棠等人通过一系列的施政措施，一方面树立了清政府在川边藏区的统治权威，加强了清政府对川边地区的直接管理。在面对外敌，内求革新的过程中，清政府意识到有效控制民族地方社会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清朝中央政府试图通过改土归流，改变原有的“天下观”，逐步将边疆地区纳入国家的统一行政建制中。作为清朝“新政”的一个组成部分，清政府在康区推行的改土归流，通过褫夺土司的权力，在边疆民族地区建立起治同内地的政治体制，打破了传统中流土兼治的二元政治格局，消除了康区近乎治外的孤立状态，土司、喇嘛的世俗及宗教特权被削弱和限制，最终，清中央政府的权力在此处得到扩张。经此改革，北接青海、南迄巴塘、西到昌都、东抵甘孜的广大边疆地区都处在清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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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079 另一方面利用川边的特殊地理和文化位置优势，加强了西藏、川边和内地的交流与交往，并同时使帝国主义觊觎川边藏区的幻想破灭，起到了巩固国防的作用。清朝强化中央政府对民族地方的控制能力，最终目的是巩固国防。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军事征服和招降纳叛不同，清末的改土归流，是清政府对土司制度反思的结果，明确了川边在国家安全中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折射出国人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变迁过程。此外，“改土归流”意味着边疆与内地政治一体化，逾越了原本固有的族群限制，对打破各民族之间的壁垒，实现政治整合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中央政府权力在川边改流中扩张强化，对抵御外辱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初步实现了“外以援西藏，内以固川滇”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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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081 因此，尽管由于当时大环境和实施中央政策当事人的局限性，“改土归流”仍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它对此后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仍不可为后人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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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083 （三）川边改土归流对西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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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085 赵尔丰实施的川边新政对西藏地方的影响中，有两件事情影响最大也最直接。一为处理瞻对事务，二为护送川军入藏。瞻对[87]本是川边一个普通的土司管辖地方，和清朝时期川边其他的土司领地一样，在不断的发展中独霸一方。清廷在赵尔丰将其改土归流前，曾经在雍正和乾隆两朝三次对该地方用兵。瞻对之所以如此受到朝廷的关注，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地理位置的关键。瞻对北面乃甘孜和章谷，南面是理塘和雅江，东边接着道孚，与明正土司地界紧挨，西北面连着白玉和德格，与德格土司地界相邻。虽然通往西藏的两条大道并没有经过瞻对地方，但瞻对刚好位于此两条大道之间，于这两条大道的通畅有着重要的关系。且瞻对地方属于横断山脉地段，中间还有雅砻江穿过，其地势十分险恶，易守难攻。靠着这个天然的地理优势，瞻对地方出现了许多盗贼，他们不但对从大道过往的商旅下手，还不断地骚扰邻近的各土司地方百姓，影响十分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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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087 清同治时期，噶厦曾出兵协助清政府平定瞻对工布朗结之乱，事后，清政府将瞻对赏赐予达赖喇嘛，从此该地成为噶厦在康区诸土司中的一块飞地。1898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军机大臣鹿传霖上奏，驻瞻官员依靠噶厦势力，乘清政府管理松懈的机会，“连年侵占明正土地，寻衅构兵”，更借章谷、朱窝土司争袭之机，“竟敢纠众赴章谷勒令投彼”。周边土司“皆以川省威令不行，相率依附瞻对”。[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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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089 此后，就在赵尔丰对川边各土司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噶厦派往瞻对地方的藏官气焰嚣张，“尔番员由藏来瞻，骑驮动辄以千百计，皆由沿途土司支备，亦不发价……各大小土司，年年于番员皆有献纳银两，又征守碉、执役各项银钱，尤为悖妄已极”[89]，并不断地骚扰邻近各土司地方百姓，干预他人之事。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赵尔丰出关途中，“沿途之控告瞻对番官者纷纷不已。盖各土司平日无不为该番支差，所过之处，支备乌拉，不给一钱，而道坞一处及孔撒、麻书两处百姓每年支应乌拉至数千之多。因瞻对于打箭炉贸易，来往货物皆由道坞供应驮运。稍一违误，即受其讹索，小民实不堪其苦。而各土司又须供纳守碉银两，即朱窝一最小土司，每年须交千余元，其大者可知，闻有交至数千者。尤可恶者，彼瞻番志在吞并，竟侵占章谷屯夷村一处，里塘夷村三处，近更占革什咱土司一全部落”。[90]于是，赵尔丰上奏，“从前未设边务大臣，各土司犹谓受其困难，朝廷特未知之。今见尔丰来此，即纷纷告诉，求伸其数十年之冤苦，若不为之整饬体恤，彼亦必以汉官真不足恃，惟有诚心向外而已，于关外大局深有关系……总期瞻对复为我有，边事始可稍安。边地既安，急速经营使成重镇，而后川藏始有联络一起，情形不致中多间隔。若徒事羁縻，不计失利，恐藏既鞭长莫及，边亦腹削日深，川更防不胜防”。[91]随后，赵尔丰开始对瞻对地方情形采取积极的整治措施，先是勒令瞻对藏官不得干预其他土司内部之事，然后禁止各土司、头人向瞻官支应乌拉，接着收回了瞻对藏官所占理塘等处的地盘，并联络西藏地方政府，令藏官限期内离瞻回藏。这些举措自然遭到了西藏地方官员的反对，实际上别说川边瞻对，就是西藏地方，均属于清廷管辖之地，收回川属，统筹全局，有备无患，以固边土，情有可原。但是，西藏噶厦则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始终坚持原有看法。再加上驻藏大臣有泰昏聩无能，目光短浅，不能从国家大局考虑问题，一味迎合西藏噶厦政府的要求，反对四川总督锡良、驻藏帮办大臣、赵尔丰等人关于收回瞻对，由四川管理的正确主张，这就给问题的解决带来极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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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091 西藏地方对瞻对之事的看法，从1909年7月27日（宣统元年六月十一日）赵尔巽咨军机处收瞻牵动大局请旨办理一折，可以看出端倪：“查阅咨抄商上复禀，内称：‘昔年打箭炉以内，系归藏属’。又称：‘即如附近各汉属期获援助，本拟恳求赏给，庶免恩主大皇帝繁琐靡费’各等语，是已有狡焉思逞之志。而其下又称：‘意中所欲陈恳各事，难望举办，贻何疏虞，谅在洞鉴’等语，是直有包藏祸心之谋。证以联大臣（联豫）迭次函电内开：藏番常有恢复打箭炉归藏管理之说，及赵大臣（赵尔丰）所陈藏番利用瞻对蚕食川边等语，可知其并心积虑，蓄志已久。若待羽翼养成，祸机必致猝发。又查瞻对与藏往来，必须经过川边土司地方，该瞻对番官倚恃藏势，强派土司供应乌拉，异常苛虐。自去年以来，赵大臣久驻德格，各土司有所依恃，即不为瞻藏支应乌拉，藏番已深衔恨。今又知赵大臣奏请收瞻，竟在江卡练兵，心怀叵测，恐不独为阻兵进藏之备。”[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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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093 西藏地方一次次的上奏清朝政府示诚并恳请照旧管理瞻对地方，让朝廷屡屡处于纠结之中，连赵尔丰都感觉“收瞻之无望”，只得致函赵尔巽，“事事裁制番官，使不得逞，彼不能任意侵欺各土司”。[93]虽然如此，赵尔丰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收回瞻对的想法[94]，他在等待一个成熟的机会，清朝政府亦是如此。1910年（宣统二年）三月，清朝政府下旨，“俟藏局大定，再行酌办收瞻”。[95]1911年3月12日（宣统三年二月十二日），民政部奏请将各省土司改流设官，赵尔丰就此机会，会商联豫，请转咨商上，瞻对收回，请及早撤回所派藏官。五月二日，瞻对藏官启程回藏，二十八日，赵尔丰请旨将瞻对五土司地方改流，设怀柔县。自此，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瞻对问题得到解决，瞻对地方重新归入川省管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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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095 在今天看来，川边瞻对地方不论是归西藏地方管辖，还是归四川省管辖，就大局来说，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关系。但是从当时的情形分析，瞻对的归属问题却是非常重要的。大清帝国内忧外患，走向没落，而西南边疆一带，形势更是不容乐观，先是英军闯进拉萨，后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开始向英国方面倾斜。历史本来不容假设，试想如西藏地方不保，进而失去瞻对，则川省也会面临危险。鹿传霖曾奏报：“今英兵入藏议约，将来必清查川藏地界。……若不趁此时早为设法速将瞻对收回川属，撤去番官，一经英人清界，则瞻必属英。”而瞻对“距川边打箭炉甚近，且将德尔格忒土司隔于外”，一旦有事，瞻对以西的广袤国土“势必全为（英国）占有。是自弃千数百里之地，逼近川疆，为患实非浅鲜”。[96]因此，赵尔丰在川边的强势改流，收回瞻对，既震慑了西藏地方少数人，也让外国侵略者意识到，中国的领土不容侵犯。所以，赵尔丰收回瞻对的做法对当时的清朝政府稳定西南边疆局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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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097 在赵尔丰等平定巴塘、理塘等地，改土归流初见成效之时，清朝政府考虑到川藏唇齿相依的关系，决定趁热打铁，欲借赵尔丰疾风扫落叶之势，进一步巩固西藏的局势。1908年3月（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清廷颁旨：“西藏为川蜀藩篱，与强邻逼处，而地方广漠，番民蒙昧。举凡练兵、兴学、务农、开矿、讲求实业、利便交通，以及添置官吏、整饬庶政大端，均应及时规划，期于治理日益修明……派赵尔丰为驻藏办事大臣，特加崇衔，以重事权；并调赵尔巽为四川总督，以免扞格，而便联络；应即责成赵尔丰会同联豫察度情形，将藏中应办各事通盘筹划，详拟章程，次第奏请施行……”[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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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099 如前所述，赵尔丰赴藏遭到西藏社会上层势力强烈反对。因此，在这样一种严峻的态势之下，赵尔丰感觉到，他若仍然强行进藏，必带更多兵马方能解决问题，而这样恐怕会有失藏心，加上国家本有乱在身，不能再增加新的战事。于是，他于宣统元年3月，上奏朝廷：“再四筹思，求其两全善计，惟有尔丰自行引退之一法。转移默运，既不使彼持进退之权；意见潜消，自无虑其萌悖叛之志。存纪纲而维全局，虽损名誉，仅及一身，当无有善于此者。”[98]当时正值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觐见，情况较为复杂，为避免大的交战，朝廷遂于4月免去赵尔丰驻藏办事大臣职位，任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管理川边事务，并特别将察木多、乍丫两地划归边务大臣管理，以为藏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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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101 同年7月，在驻藏办事大臣联豫的催促下[99]，四川新练陆军约两千人，由钟颖统率从成都出发前往拉萨，以协助联豫在西藏地方的新政。川军在进藏途中仍然遭到了藏军的阻挠，于是赵尔丰派了一支边军同时向拉萨方向进发，充当前锋，吸引藏军注意力，以掩护钟颖一行向拉萨前进。川军于11月到达察木多，随后边军也行至此。听闻藏军在往硕般多方向集结，于是，赵尔丰令川军经由三十九族（今丁青县）入藏，而边军则从恩达沿硕般多、洛隆宗、边坝川藏大道往西藏方向前进。藏军一开始在江达地方集结，被边军击溃。后又在墨竹工卡地方对川军进行阻击，也被川军所破。川军于1910年3月到达拉萨，而赵尔丰之边军在到达江达后，鉴于川军已抵达拉萨，便不再前进，一边改流，一边开始往回撤。赵尔丰应联豫之请，精心地安排并有效地护送川军进入了拉萨。川军的入藏为联豫的新政提供了武力保障，使得西藏地方的新政措施得以顺利地实施，也巩固了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川军入藏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清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地位和权威。早在张荫棠入藏整顿藏务之初，便上奏朝廷，“惟整顿西藏非收政权不可，欲收政权非用兵力不可”[100]，次年（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又在《致外部电陈治藏刍议》中要求，“拨北洋新军六千驻藏，借壮声威”。[101]同年，驻藏大臣联豫在上奏中提出：“夫以藏番之性情如此其狡诈也，而藏地之形势又如此其重大也，为今之计，自非改设行省不可，万无疑义。然政贵实行收效，不尚虚声，事以积久而渐非，难期骤革。藏中之事，惟有徐徐布置，设官驻兵，借防英、防俄为名，而渐收其权力。”[102]以此可以看出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进行改革的目的和方式。川军入藏不仅仅为联豫在西藏的新政提供了保障，也巩固了清政府在西藏地方的主权管辖。然而，川军的入藏随着时局的不断发展变化，对西藏地方的局势、对西藏的上层人物尤其是达赖喇嘛以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特殊影响。自1904年（光绪三十年）抵抗英军的江孜保卫战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军迫近拉萨时离开西藏，到1910年（宣统二年）才回到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次的回藏时间，基本上与川军入藏同步，比川军早几日到达拉萨。“达赖已指使沿途藏军阻止，经赵尔丰派边军协助，二年正月始抵拉萨。达赖潜逃印度。”[103]显然，川军到达拉萨直接造成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离开西藏，出走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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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103 川军入藏虽然为联豫多次所请之结果，但如果没有赵尔丰的竭力护送，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因此，赵尔丰在川军入藏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最终出走印度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仅是由于其护送川军入藏，还在于其于川边改流中的强悍给西藏地方官员和百姓造成的心理影响。川边改流的过程中，一些人逃往西藏。他们自觉深受其害，因此在到拉萨后，势必会对赵尔丰及其部队大加指责。很显然，这是一股不能忽视的舆论力量。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回藏途中，途经川边地区，自然也听说了不少，也感受到了川边地方的紧张局势，随着川军的入藏，他担心那样的局势会蔓延到西藏，他也担心会成为下一个最直接的受害者。[104]所以，他选择了出走，这为他后期返回西藏并对抗中央政府埋下了祸根。所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出走，虽然不只是因为川军入藏，还有其他原因[105]，但是，川军入藏确实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不容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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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105 川军在进入西藏后的初期，虽不太受联豫的指挥，但还算循规蹈矩，没有做出特别有损形象和关系的事情。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炮声响起，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全国陷入混乱，钟颖所率领的川军先是内部变乱，继而为筹集军费回内地时，攻打色拉寺，就此与藏军开火。有战斗就会有伤亡，也很有可能会给当地百姓带来伤害。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13年回到拉萨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驱逐了入藏的内地军队和官员。可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心中既恼火的是钟颖等人统率的川军，也有迁怨于中央政府的因素，更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川军入藏的抵制；“其时，藏军明确声明‘伊与川军不同复裁’，却‘甚愿结好滇军，同享共和’”。[106]由此可见，入藏的川军确实成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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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107 从印度回到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驱逐了驻藏川军后，便开始运用其在印度期间从英人贝尔处获得的现代斗争知识[107]和他在外所感知到的现代化气息[108]，对西藏地方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次回藏后的所为，导致西藏地方与中央陷入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之中[109]，从印返藏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变得不再倾向于中央政府，很快倒向了英印势力。直到1919年甘肃代表团李仲莲、朱绣等进藏访问，与中央的这种关系才又逐渐趋于正常化。而就是这一段关系不正常时期，后来为分裂势力们所利用，宣扬西藏地方在这一时期脱离了中央政府的管辖，从中国独立出去了，变成了今天所谓的西藏问题中最主要的一个。赵尔丰在当初护送这支川军入藏时，绝对没有想到会发生后面如此多的事情，也不会想到能有如此长久的影响。历史总是在变化发展着的，不能把这一切都归结于他的决定。西藏地方政府当时各派斗争已经凸显，亲英派的影响越来越大，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时的亲英倾向也愈加明显，在背离中央的道路上已经起步，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当年的事情确实是以川军入藏为起点的，它带给西藏地方的影响也是非常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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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109 值得一提的是，对此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藏历水牛年（1913）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一篇文告众说纷纭，很长一段时间被分裂势力鼓吹为是当时“西藏独立”的一个宣言，迷惑了国内外的一些人。通过对当时形势和与这份文告有关联事情的分析，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否定该文告是宣扬“西藏独立”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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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111 有研究人员认为，十三世达赖在1913年发布的《水牛年文告》并没有宣告独立的内容，而是对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的表态，“文告中既未承认又未否认，原因在于英国人拒绝让中国政府首任驻藏办事长官陆兴棋取道印度赴藏上任，阻断了达赖与中央政府的直接对话。所以达赖只好一方面派人赴新疆，通过新疆督军袁大化，向北京民国政府提出恢复关系五项条件。（一）西藏人保有与华人同一之权利；（二）中央政府每年补助西藏500万元；（三）西藏有权许可他国之民开掘矿山，但西藏与英国所结条约当遵守之；（四）西藏有自由训练军队之权，中央政府驻藏军队人数不得超过1500名以上；（五）西藏官制由中央政府制定之，但西藏政府之官吏，应以西藏人任之。[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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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113 另一方面，达赖又派代表赴打箭炉（今康定），与尹昌衡进行谈判，其条件是：（一）藏民与汉满蒙回四民族一律待遇；（二）藏民自由保守其宗教；（三）西藏领土仍在中国政权之下；（四）有教育及谙汉语之藏民得为华官，而北京中央政府亦得任命汉官赴藏；（五）达赖喇嘛每年津贴费仍得照常。[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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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115 上述史料，清晰反映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在与中央政府谈联合的条件。是辛亥革命期间西藏脱离清朝统治，正在试探走向五族共和的全过程。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水牛年文告》的实质，这仅仅是宣布与满清皇帝断决施主缘分，而不是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声明”。[112]牙含章的这篇论文，还引用了美国藏学家戈尔斯坦的观点，同样也否定《水牛年文告》是“西藏独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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