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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清末驻藏大臣在西藏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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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在川边藏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向来“川藏为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藏亡则川必摇动”。[113]清中央政府在1905年派赵尔丰进行川边改土归流的同时,也派出了张荫棠[114]赴藏举办新政,挽救西藏危局,和赵尔丰在川边的改土归流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我国清末西南边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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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荫棠查办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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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形势发生剧变、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上演了千年的中国封建制度逐渐衰败,在清朝政府中开始出现了变法维新思潮。为加强清朝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控制,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1906年4月中央政府任命张荫棠为钦差大臣进藏处理藏务,筹办新政,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清末西藏地方改革虽然触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西藏地方的旧制度和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使得沉寂了几百年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刮进了一缕新鲜的空气。但是这些改革不易时机,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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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荫棠上奏呼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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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棠,字憩伯,广东南海人,举人出身。早年赴美,曾受欧洲资产阶级影响,使他在青年时期就产生了变革社会现状,谋求祖国富强的维新思想。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因其同情和支持变法,被清政府挤出仕宦阶层。在清政府推行“新政”期间,因他“了解洋务”“娴于外交”[115]而被起用。1905年2月,他以参赞身份,随同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赴印度与英国进行关于《拉萨条约》的谈判。由于他据理力争,挫败了费利多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迫使英国不得不签订《中英续定藏印条约》,大体上确认了中国在西藏地方的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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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抗英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要求订立《拉萨条约》,清政府于是派唐绍仪携张荫棠赴印与英方代表进行谈判。1905年9月29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唐绍仪因病请求回国,朝廷于是命张荫棠接任中方代表。有旨:“唐绍仪现在患病,着即赏假回国。藏约一事,着派张荫棠接议。”[116]英方拟定的《拉萨条约》中,除了赔款事项外,还涉及开通商埠和危害主权等重大事件。英方代表颇为骄横,而张荫棠也坚决维护主权,拒绝在条约上签章,谈判几至僵局。英国政府多次以罢议、和藏方直接交涉相要挟,张荫棠想方设法往后拖延,期望将损失降低到最小。谈判中途,英人带兵前往后藏,声称朝佛,实欲挟持九世班禅去印度,趁十三世达赖喇嘛逃离在外,扶持班禅,废除达赖,从而控制西藏。张荫棠多次上奏请求阻止九世班禅赴印,“今班禅既有允意,已为英员甘言所惑,倘若堕其术中,于西藏全局关系极大”。[117]然九世班禅最终还是于12月3日到达印度,张荫棠目睹英印政府对班禅的优待,深刻感受到了英人的狡诈与野心,也对西藏地方的局势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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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棠虽然时任清政府与英国谈判订约代表,但是他仍然十分关心西藏事务,关注祖国西南边陲的安危。1906年1月10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张荫棠致电外务部:“英深知班禅与达赖不睦,怂令班禅回藏,滋生事端,英借保护进兵,则全藏危矣。若待变象已见,即百计补救亦属无济。我国整顿藏事,迟早皆应举办。今事机迫切,尤为刻不容缓。”[118]1905年1月他向清政府提出了“请速整顿藏政收回主权”的建议,指出“英人私议及印度政府阴谋,彼以实行与藏直接政策”。现在必须遴派知兵大员,统精兵两万,由川入藏,分驻要隘。所有一切内政外交,均由中央派员经理,并次第举办新政,收回治权,才能有效地抵制英国的各种阴谋。认为“整顿藏事,迟早皆应举办,今事机迫切,尤为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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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2月,他又进一步致函外务部《详陈英谋藏阴谋及治藏政策》,指出“现在班禅回藏,受英恩遇,以当沙巴拉蛊惑于外,以小忠煽惑于内,班禅或有异志,在所不免。……外人于我国藩属,纯用阴险手段,使我不觉,及事机暴发,在彼则谋画夙定,在我则猝不及防。又其于所属之国,则决不听其自领政权,反令主国权力犹有所不及,而予外人以可乘之隙者。……英人经营西藏已非一日,耗费不下千万,阴谋百出,令人有不可思议者。前年乘日俄开战之际,知俄势力东西不能相顾,又趁我国多事,于是有侵藏之举。此次又诱班禅来印,待以王礼,印报谓英人深知班禅与达赖不睦,劝令班禅请英保护,拒绝达赖,以图独立。……窃思藏地东西七千余里,南北五千余里,为川滇秦陇四省屏障。设有疏虞,不独四省防无虚日,其关系大局实有不堪设想者。且各省办理边防均有重兵镇守,西藏密通印度,边患交涉,与行省不同,其危险情形尤与上年不同,诚如当轴所谓整顿西藏有刻不容缓之势矣。惟整顿西藏非收政权不可,欲收政权非用兵不可。查驻藏汉兵除护粮台官兵外,只有六百二十一员名,半供塘递巡卡之役。番兵不过三千名,又星散数百里外。非调遣新练劲卒,不足示威。……拟请奏简贵胄,总制西藏,并派知兵大员统精兵二万人,迅速由川入藏,分驻要隘,以救目前之急。俟大举稍定,陆续添练番兵,再行逐年递减汉兵额数。此后常年驻藏汉兵约需五千,即足以资弹压。一面将达赖班禅优加封号,尊为藏中教主。所有内政外交以及一切新政,由国家简员经理,恩威并用,使藏人实信国家权力深有可恃,则倚仗之心益坚,又何敢再萌异志。况英人亦视我在藏兵力强弱能否治藏地以为因应,我能自治,外人无隙可乘,自泯其觊觎之心”。[119]在此电文中,张荫棠一方面陈述了英人的贪念及西藏的蠢蠢欲动之势,另一方面详述了西藏之于清政府边疆统治的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提出挽救此种危局的方式——“整顿藏政,收回政权”,对达赖、班禅要采取“恩威并施”的方式,尊其为“藏中教主”,然而将所有的政权外交事务权力都收归朝廷,由朝廷派大员管理,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达赖和班禅不再参与“所有内政外交以及一切新政”,即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做清晰的分离,便于清中央的集权管理,而要“收回政权”的关键是训练新兵并大量增加驻藏官兵的数量,一则弹压西藏,二则抵御外侮,三则护卫边疆,恢复藏人对清政府的信任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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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荫棠提出的新的治藏政策符合清政府整顿藏政的意图,深受清政府的欣赏和重视。因此,1906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进藏“查办藏事”。张荫棠奉命进藏后,面临着由于驻藏大臣有泰推行媚外路线,打击和压制西藏人民抗英斗争所造成的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汉矛盾十分激烈的政治局面,为打破僵局,缓和矛盾,团结群众,他认为“为今之计,向以破除汉番畛域,团结人心为第一要义”。而团结人心,“首在察吏”。“今藏中吏治之污,弊孔百出,无怪为藏众轻视,而敌国生心”。为此,他进藏后第一件事就紧紧抓住整顿吏治这一关键环节,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以驻藏大臣有泰为首的部分满、汉、藏各级官吏昏庸卖国、贪污腐化、“鱼肉藏民,侵蚀库款”的种种罪行,并将他们一一革职查办。为此,全藏上下民气大振,无不交口称赞张荫棠为西藏清除时弊、严肃法纪、整治贪官污吏的正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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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顿吏治的同时,他还严厉打击了亲英分子,把有亲英行为的日喀则和春丕宗本撤职查办,把坚决抗英的康巴宗的泽仁代本召到拉萨委以重任。从此“汉官威令始行,民气一振”,这就为他推行新政,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奠定了较好的社会基础。1907年2~3月,张荫棠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了《治藏刍议十九条》和《西藏善后问题二十四条》等具体改革方案,标志着清政府治藏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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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朝政府罕见的委派进藏的汉族大臣[120],张荫棠于1906年4月29日被清廷授予五品京堂候补,5月17日又赏其副都统衔,22日,清朝政府下旨称西藏地方关系至为重要,特命张荫棠前往藏地,处理《拉萨条约》中的开通商埠事宜,并“至藏中应行布置一切,并即悉心经画”。[121]张荫棠于9月10日(夏历七月二十二日)从印度启程入藏,9月22日(夏历八月五日)到达亚东,24日(夏历七日)到达靖西,11月17日(夏历十月十二日)到达拉萨。他每到一处,都会同当地的管事官员,对该处的地形地势及其他情形进行勘察,及时奏报朝廷,上书整顿措施,时刻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藏民的生活安危为重,力求做到事事皆谨慎妥善处理。途中经过春丕地方,张荫棠视英军仍然借赔款事宜驻藏占地不肯撤退,且时常骚扰附近藏民,遂几次奏请清朝政府尽快解决赔款事项,敦促英军撤离出境,或划清界线,以免英军侵扰当地藏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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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荫棠赴藏整顿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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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夏历十月十二日),张荫棠一行到达拉萨。噶厦四位噶伦亲自到郊外迎接,数以千计的藏族僧俗更是夹道欢迎。此景实出张荫棠等人意料之外,感动至极,整顿藏政之心益坚。12月7日(夏历十月二十三日),清中央政府命联豫[122]接有泰任驻藏办事大臣,张荫棠为帮办大臣。而张荫棠了解到一些驻藏大臣徒有虚名,为藏中地方官吏与民众所轻视。此次他进藏,“全藏极为震动,屏息以觇我措施,以为臣系奉特旨查办藏事人员,与寻常驻藏大臣者不同”。[123]为此,张荫棠遂请旨收回成命,让联豫兼任,自己则专心筹办开埠诸事,清廷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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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荫棠勘察边疆地势,办理开通商埠的过程中,他发现西藏地方吏治积弊百出,而“窃维安边之要,首在察吏,必大吏廉洁,率属办事,乃能刚正而服远人”。[124]于是上报朝廷,将西藏各级官员包括驻藏大臣和地方官员的罪责与处罚措施一一列举并呈上。他首先参劾纠治了自驻藏大臣有泰以下的一大批贪黩昏庸官员,并对多年来藏中的积弊毫不保留,沥陈无余,如他在《致外部电请代奏参藏中吏治积弊请旨革除惩办》一折中奏云:“今藏中吏治之污,弊孔百出,无怪为藏众轻视,而敌国生心。”[125]接着,他甘冒得罪朝中一批权贵的风险,密奏自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以来驻藏大臣的污浊吏治:“查驻藏大臣历任所带员弁,率皆被议降革之员,钻营开复,幸得差委,身名既不足惜,益肆无忌惮,鱼肉藏民,侵蚀库款。驻藏大臣利其节寿,一切暧昧供亿,反为讳饬……藏中文武大小官员,无不以边防报销为唯一之目的,此藏中员弁积弊也。”[126]然后,他把参劾的重点转向驻藏大臣有泰,揭露有泰到任后借口商上不肯支应乌拉,不敢赴边境与英人交涉,酿成了1904年7月之祸;英国进入拉萨后,又媚外乞怜,以牛羊犒赏英军,在英人哄骗下,压噶厦妥协,“坐视藏僧与英军在布达拉山议约十条,无一匡救,约成哄令画押,仓皇失措”[127],此颟顸误国,令人发指;在与英人交涉间,预留浮冒,贪污公款,委任私人,朋比分肥,花费白银不过三千两,却借端报销冒领六万两;在江孜激战犹酣之时,警报屡至,催之敌前开议,其却置若罔闻,与宠姬五六人,并随员一起白昼赴柳林招妓侑酒,跳唱纳凉,其醉生梦死,亦令人发指等。[128]在张荫棠的参奏下,朝政府令将有泰及其高级随员、噶厦高官等十几人即行革职,分别惩处,此一举措,西藏为之震动,僧俗民众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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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月18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廷降旨将有罪责人员均革职查办,尤其是认为前驻藏大臣有泰“庸懦昏愦,贻误事机,并有浮冒报销情弊,着先行革职,不准回京,听候归案查办”。[129]之后,张荫棠又查明了原应支往西藏地方办事的款项去处,并进行追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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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张荫棠的新政才刚开始。但是他办事耿直,尤其是在惩办吏治的过程中,公正不阿,因此得罪了很多人。西藏地方吏治,非一日之寒,实属多年积弊,牵涉的官员必然很多,确有牵一发动全身之势。为求自保,他们便开始嫁祸张荫棠,以求阻止其新政的开展。以联豫为例,其为人气量狭小,见张荫棠在西藏深受西藏僧俗欢迎,一些藏族官员甚至逢张荫棠“赏顶翎皆戴,联建侯赏之不戴”,便心生不快,欲将张排挤出藏,因此他同有泰暗中勾结,向清廷诬陷张荫棠“如藏后,主事纷更,致使番民僧众人人衔恨”。[130]而英人在与张荫棠谈判开通商埠的事情上看到了他的体察慎微和维护主权的坚决,害怕张荫棠在西藏地方的新政进一步巩固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从而令他们图谋西藏的机会和可能尽失,于是遣使向清廷状告诬陷张荫棠。[131]1906年10月20日,张荫棠接到外务部来电,询问其阻止英、藏之间交涉是否属实;12月14日,又有电告勿阻止藏族官员与英方人员进行直接交涉商务,张荫棠均回电明辨未曾加以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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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又有人状告张荫棠强令喇嘛改装,清中央政府于是颁旨命张荫棠办理藏事不可操之过急。张荫棠回电:“臣自抵藏,屡与喇嘛演说佛理,即借宗教以联络藏众,因所明以通所蔽。曾发西藏善后问题二十四条,交商上三大寺会议。并无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之事。”[132]中央政府听信了谣言,向他提出责问。自此,张荫棠也感觉到了前进的阻力,新政不会进行得那么顺利。本想处理完开埠事宜后即回京复命。但他考虑到边疆稳定之大局,认为此时乃藏政改革的良好时机,不应错失,也不能敷衍塞责,违背当初入藏的本意。于是他拟定了治藏刍议供朝廷审议。他计划此事如成,将继续坚持办理下去;如不成,则在开埠事定之后即刻回京,由朝廷另派人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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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2月25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张荫棠向清政府的外务部呈上他所拟定的治藏刍议,共计24条,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边防等方方面面。政治上主要是对吏治的整顿,裁撤不称职的官员,重新选取任命合格人员,包括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大师的优待政策。军事上,张荫棠力主调北洋新军驻藏,同时在当地招募土勇进行训练,三年后北洋军撤回,换土勇所成立的军队。并扩建西藏原有的造枪厂。经济上,张荫棠在工、农、商三个方面都有举措。他主张开采富有矿藏,征收盐税,征收羊毛、牛尾进出口税,种植茶叶,等等。文化上,他建议教百姓学习汉语言文字,并同时学习英文,主张开办藏汉文白话旬报,以启发民智。张荫棠还在架设巴塘至拉萨的电线,修通拉萨至江孜、噶大克和亚东的路,设银行铸币等基础设施方面提出了建议。另外,他还请旨革除沉重的差徭与残酷的刑罚、将原有的台站改设为巡警、与廓尔喀和不丹结成联盟、在印京设立情报站等。由此可见,张荫棠对藏事的重视和认真的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本大臣奉命来藏查办事件,首以启发民智、日进富强为唯一之目的”。[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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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夏历二月),张荫棠将上次所奏治藏刍议稍加修改成善后问题二十四条,并晓谕藏族民众。此二十四条在治藏刍议的基础上,加上了期望达赖喇嘛系统和班禅喇嘛系统能尽释前嫌、齐心合力,为西藏百姓谋福事宜;还有提倡妇女讲究贞洁、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及修建济善堂,救助老弱病残人士等,可见张荫棠悉心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对张荫棠提出的善后问题二十四条,西藏商上均逐一给予解释与答复。与张荫棠相比,他们更谙藏中情形,对于他们认为可行的条款,均同意照办;对于他们认为不太现实的条款,则给予说明,并建议再视具体情形慢慢解决。从西藏地方的答复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此次新政改革也是支持的,并抱有很高的期望。随后,张荫棠又在二十四条的基础上,建议设立九个局,即交涉局、督练局、盐茶局、财政局、工商局、路况局、学务局、农务局和巡警局,由其分别管理西藏地方各方面事务。此外,他还就各局具体的职责范围和经费作了明确的说明。5月22日,张荫棠再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速速开设九局,“颁发章程,分派职事,以冀共相讲求,力图振作,俾尔西藏蒸蒸日上,尉成富强”。[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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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西藏地方与尼泊尔、不丹、锡金长期以来就保持着较为正常的关系。张荫棠认为处在英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有利于抵制英国的侵略。他指出,“布鲁克巴(不丹)、廓尔喀(尼泊尔)为藏门户”,近年来,尼泊尔依照西法,“练兵制械,国势颇强,拒英甚力,英颇忌之”。“宜派专使……谕之唇齿之义,密结廓藏攻守同盟之约”。为此,他提出让交涉局具体负责对外交涉和与各国友好往来工作,但规定交涉局要秉承清政府外务部的旨意办理外交,“勿与外国擅自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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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广大僧俗群众认识到在当今世界潮流中,不改革不发愤图强就无法立足于世界的紧迫感,他带病亲临大公所会议,宣讲《天演论》,“痛陈天演物竞生存淘汰之理”。他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是人类所不可抗拒的规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适应“物竞天择”的规律,不至于在“优胜劣败”的生存斗争中灭亡,只有改弦更张、发愤图强,才能自求生存,不然就会被“优胜劣汰”的公理所淘汰。这一思想虽然在理论上是宣传庸俗进化论的错误观点,但对于处在严重民族危机,遭受外国侵略的西藏人民来讲,起到了唤起民族觉醒的巨大作用。同时,张荫棠还以印度、哲孟雄(锡金)亡国灭种的历史事件,论证只有改革变法才能求生存的道理。使“万众惊愕叩头流涕曰:‘某等生平未尝闻此议论。从前驻藏大臣三年一任,满即去,计未尝计及此者。及今不改图,我唐古特为人奴隶牛马矣!从此我藏人决不存歧视汉人之心,同心协力,以御外侮,唯大人所以教之’”。[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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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棠在西藏地方期间,还亲自撰写了《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两本小册子,译成藏文,散发给民众。他在《训俗浅言》中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博学、审问、慎思、明办、笃行、智、仁、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中国古学内容,也强调了合群、公益、尚武、实业等中国新学之内容,并逐一进行了阐释。其古学部分系儒家经典,亦是在中国社会沉淀了上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并非说所有这些经典都是正确的,因为形成于并非成熟完善的社会环境下,其中自然不乏陈旧的、落后的、迂腐的观念。但是有一部分内容却是一直沿用至今,为人所推崇,表明其自身是具有与时俱进的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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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棠认为西藏民众皆属大清国百姓,希望以此进行约束也在情理之中。并且,他没有局限于传统之中,还提倡了合群、实业等颇具时代意义和维新思想的新学,与当时整个中国掀起的新政思想是一致的。从内容可以看出,张荫棠的《训俗浅言》是“在西藏地方提倡维新之伦理道德”。在西藏地方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张荫棠此举确实期望过高,但他的思路并没有错,即使是现在看来,仍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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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训俗浅言》离藏民日常生活相去甚远,那么《藏俗改良》则是实实在在的、与藏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包括婚姻习俗、卫生习惯、服饰礼节、丧葬礼仪、营生观念和鬼神迷信等内容。张荫棠提倡一夫一妻制、鼓励藏民外出经商、主张喇嘛从事社会生产、宣传科学观念、倡导儿童自幼学习知识并习武等,旨在开启民智、振兴经济、强大军事力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日进富强,保家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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