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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在进入西藏后的初期，虽不太受联豫的指挥，但还算循规蹈矩，没有做出特别有损形象和关系的事情。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炮声响起，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全国陷入混乱，钟颖所率领的川军先是内部变乱，继而为筹集军费回内地时，攻打色拉寺，就此与藏军开火。有战斗就会有伤亡，也很有可能会给当地百姓带来伤害。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13年回到拉萨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驱逐了入藏的内地军队和官员。可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心中既恼火的是钟颖等人统率的川军，也有迁怨于中央政府的因素，更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川军入藏的抵制；“其时，藏军明确声明‘伊与川军不同复裁’，却‘甚愿结好滇军，同享共和’”。[106]由此可见，入藏的川军确实成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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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度回到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驱逐了驻藏川军后，便开始运用其在印度期间从英人贝尔处获得的现代斗争知识[107]和他在外所感知到的现代化气息[108]，对西藏地方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次回藏后的所为，导致西藏地方与中央陷入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之中[109]，从印返藏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变得不再倾向于中央政府，很快倒向了英印势力。直到1919年甘肃代表团李仲莲、朱绣等进藏访问，与中央的这种关系才又逐渐趋于正常化。而就是这一段关系不正常时期，后来为分裂势力们所利用，宣扬西藏地方在这一时期脱离了中央政府的管辖，从中国独立出去了，变成了今天所谓的西藏问题中最主要的一个。赵尔丰在当初护送这支川军入藏时，绝对没有想到会发生后面如此多的事情，也不会想到能有如此长久的影响。历史总是在变化发展着的，不能把这一切都归结于他的决定。西藏地方政府当时各派斗争已经凸显，亲英派的影响越来越大，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时的亲英倾向也愈加明显，在背离中央的道路上已经起步，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当年的事情确实是以川军入藏为起点的，它带给西藏地方的影响也是非常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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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对此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藏历水牛年（1913）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一篇文告众说纷纭，很长一段时间被分裂势力鼓吹为是当时“西藏独立”的一个宣言，迷惑了国内外的一些人。通过对当时形势和与这份文告有关联事情的分析，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否定该文告是宣扬“西藏独立”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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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人员认为，十三世达赖在1913年发布的《水牛年文告》并没有宣告独立的内容，而是对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的表态，“文告中既未承认又未否认，原因在于英国人拒绝让中国政府首任驻藏办事长官陆兴棋取道印度赴藏上任，阻断了达赖与中央政府的直接对话。所以达赖只好一方面派人赴新疆，通过新疆督军袁大化，向北京民国政府提出恢复关系五项条件。（一）西藏人保有与华人同一之权利；（二）中央政府每年补助西藏500万元；（三）西藏有权许可他国之民开掘矿山，但西藏与英国所结条约当遵守之；（四）西藏有自由训练军队之权，中央政府驻藏军队人数不得超过1500名以上；（五）西藏官制由中央政府制定之，但西藏政府之官吏，应以西藏人任之。[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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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达赖又派代表赴打箭炉（今康定），与尹昌衡进行谈判，其条件是：（一）藏民与汉满蒙回四民族一律待遇；（二）藏民自由保守其宗教；（三）西藏领土仍在中国政权之下；（四）有教育及谙汉语之藏民得为华官，而北京中央政府亦得任命汉官赴藏；（五）达赖喇嘛每年津贴费仍得照常。[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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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史料，清晰反映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在与中央政府谈联合的条件。是辛亥革命期间西藏脱离清朝统治，正在试探走向五族共和的全过程。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水牛年文告》的实质，这仅仅是宣布与满清皇帝断决施主缘分，而不是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声明”。[112]牙含章的这篇论文，还引用了美国藏学家戈尔斯坦的观点，同样也否定《水牛年文告》是“西藏独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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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清末驻藏大臣在西藏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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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在川边藏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向来“川藏为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藏亡则川必摇动”。[113]清中央政府在1905年派赵尔丰进行川边改土归流的同时，也派出了张荫棠[114]赴藏举办新政，挽救西藏危局，和赵尔丰在川边的改土归流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我国清末西南边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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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荫棠查办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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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形势发生剧变、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上演了千年的中国封建制度逐渐衰败，在清朝政府中开始出现了变法维新思潮。为加强清朝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控制，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1906年4月中央政府任命张荫棠为钦差大臣进藏处理藏务，筹办新政，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清末西藏地方改革虽然触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西藏地方的旧制度和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使得沉寂了几百年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刮进了一缕新鲜的空气。但是这些改革不易时机，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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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荫棠上奏呼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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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棠，字憩伯，广东南海人，举人出身。早年赴美，曾受欧洲资产阶级影响，使他在青年时期就产生了变革社会现状，谋求祖国富强的维新思想。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因其同情和支持变法，被清政府挤出仕宦阶层。在清政府推行“新政”期间，因他“了解洋务”“娴于外交”[115]而被起用。1905年2月，他以参赞身份，随同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赴印度与英国进行关于《拉萨条约》的谈判。由于他据理力争，挫败了费利多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迫使英国不得不签订《中英续定藏印条约》，大体上确认了中国在西藏地方的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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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抗英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要求订立《拉萨条约》，清政府于是派唐绍仪携张荫棠赴印与英方代表进行谈判。1905年9月29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唐绍仪因病请求回国，朝廷于是命张荫棠接任中方代表。有旨：“唐绍仪现在患病，着即赏假回国。藏约一事，着派张荫棠接议。”[116]英方拟定的《拉萨条约》中，除了赔款事项外，还涉及开通商埠和危害主权等重大事件。英方代表颇为骄横，而张荫棠也坚决维护主权，拒绝在条约上签章，谈判几至僵局。英国政府多次以罢议、和藏方直接交涉相要挟，张荫棠想方设法往后拖延，期望将损失降低到最小。谈判中途，英人带兵前往后藏，声称朝佛，实欲挟持九世班禅去印度，趁十三世达赖喇嘛逃离在外，扶持班禅，废除达赖，从而控制西藏。张荫棠多次上奏请求阻止九世班禅赴印，“今班禅既有允意，已为英员甘言所惑，倘若堕其术中，于西藏全局关系极大”。[117]然九世班禅最终还是于12月3日到达印度，张荫棠目睹英印政府对班禅的优待，深刻感受到了英人的狡诈与野心，也对西藏地方的局势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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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棠虽然时任清政府与英国谈判订约代表，但是他仍然十分关心西藏事务，关注祖国西南边陲的安危。1906年1月10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张荫棠致电外务部：“英深知班禅与达赖不睦，怂令班禅回藏，滋生事端，英借保护进兵，则全藏危矣。若待变象已见，即百计补救亦属无济。我国整顿藏事，迟早皆应举办。今事机迫切，尤为刻不容缓。”[118]1905年1月他向清政府提出了“请速整顿藏政收回主权”的建议，指出“英人私议及印度政府阴谋，彼以实行与藏直接政策”。现在必须遴派知兵大员，统精兵两万，由川入藏，分驻要隘。所有一切内政外交，均由中央派员经理，并次第举办新政，收回治权，才能有效地抵制英国的各种阴谋。认为“整顿藏事，迟早皆应举办，今事机迫切，尤为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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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2月，他又进一步致函外务部《详陈英谋藏阴谋及治藏政策》，指出“现在班禅回藏，受英恩遇，以当沙巴拉蛊惑于外，以小忠煽惑于内，班禅或有异志，在所不免。……外人于我国藩属，纯用阴险手段，使我不觉，及事机暴发，在彼则谋画夙定，在我则猝不及防。又其于所属之国，则决不听其自领政权，反令主国权力犹有所不及，而予外人以可乘之隙者。……英人经营西藏已非一日，耗费不下千万，阴谋百出，令人有不可思议者。前年乘日俄开战之际，知俄势力东西不能相顾，又趁我国多事，于是有侵藏之举。此次又诱班禅来印，待以王礼，印报谓英人深知班禅与达赖不睦，劝令班禅请英保护，拒绝达赖，以图独立。……窃思藏地东西七千余里，南北五千余里，为川滇秦陇四省屏障。设有疏虞，不独四省防无虚日，其关系大局实有不堪设想者。且各省办理边防均有重兵镇守，西藏密通印度，边患交涉，与行省不同，其危险情形尤与上年不同，诚如当轴所谓整顿西藏有刻不容缓之势矣。惟整顿西藏非收政权不可，欲收政权非用兵不可。查驻藏汉兵除护粮台官兵外，只有六百二十一员名，半供塘递巡卡之役。番兵不过三千名，又星散数百里外。非调遣新练劲卒，不足示威。……拟请奏简贵胄，总制西藏，并派知兵大员统精兵二万人，迅速由川入藏，分驻要隘，以救目前之急。俟大举稍定，陆续添练番兵，再行逐年递减汉兵额数。此后常年驻藏汉兵约需五千，即足以资弹压。一面将达赖班禅优加封号，尊为藏中教主。所有内政外交以及一切新政，由国家简员经理，恩威并用，使藏人实信国家权力深有可恃，则倚仗之心益坚，又何敢再萌异志。况英人亦视我在藏兵力强弱能否治藏地以为因应，我能自治，外人无隙可乘，自泯其觊觎之心”。[119]在此电文中，张荫棠一方面陈述了英人的贪念及西藏的蠢蠢欲动之势，另一方面详述了西藏之于清政府边疆统治的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提出挽救此种危局的方式——“整顿藏政，收回政权”，对达赖、班禅要采取“恩威并施”的方式，尊其为“藏中教主”，然而将所有的政权外交事务权力都收归朝廷，由朝廷派大员管理，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达赖和班禅不再参与“所有内政外交以及一切新政”，即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做清晰的分离，便于清中央的集权管理，而要“收回政权”的关键是训练新兵并大量增加驻藏官兵的数量，一则弹压西藏，二则抵御外侮，三则护卫边疆，恢复藏人对清政府的信任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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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荫棠提出的新的治藏政策符合清政府整顿藏政的意图，深受清政府的欣赏和重视。因此，1906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进藏“查办藏事”。张荫棠奉命进藏后，面临着由于驻藏大臣有泰推行媚外路线，打击和压制西藏人民抗英斗争所造成的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汉矛盾十分激烈的政治局面，为打破僵局，缓和矛盾，团结群众，他认为“为今之计，向以破除汉番畛域，团结人心为第一要义”。而团结人心，“首在察吏”。“今藏中吏治之污，弊孔百出，无怪为藏众轻视，而敌国生心”。为此，他进藏后第一件事就紧紧抓住整顿吏治这一关键环节，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以驻藏大臣有泰为首的部分满、汉、藏各级官吏昏庸卖国、贪污腐化、“鱼肉藏民，侵蚀库款”的种种罪行，并将他们一一革职查办。为此，全藏上下民气大振，无不交口称赞张荫棠为西藏清除时弊、严肃法纪、整治贪官污吏的正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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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顿吏治的同时，他还严厉打击了亲英分子，把有亲英行为的日喀则和春丕宗本撤职查办，把坚决抗英的康巴宗的泽仁代本召到拉萨委以重任。从此“汉官威令始行，民气一振”，这就为他推行新政，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奠定了较好的社会基础。1907年2～3月，张荫棠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了《治藏刍议十九条》和《西藏善后问题二十四条》等具体改革方案，标志着清政府治藏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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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朝政府罕见的委派进藏的汉族大臣[120]，张荫棠于1906年4月29日被清廷授予五品京堂候补，5月17日又赏其副都统衔，22日，清朝政府下旨称西藏地方关系至为重要，特命张荫棠前往藏地，处理《拉萨条约》中的开通商埠事宜，并“至藏中应行布置一切，并即悉心经画”。[121]张荫棠于9月10日（夏历七月二十二日）从印度启程入藏，9月22日（夏历八月五日）到达亚东，24日（夏历七日）到达靖西，11月17日（夏历十月十二日）到达拉萨。他每到一处，都会同当地的管事官员，对该处的地形地势及其他情形进行勘察，及时奏报朝廷，上书整顿措施，时刻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藏民的生活安危为重，力求做到事事皆谨慎妥善处理。途中经过春丕地方，张荫棠视英军仍然借赔款事宜驻藏占地不肯撤退，且时常骚扰附近藏民，遂几次奏请清朝政府尽快解决赔款事项，敦促英军撤离出境，或划清界线，以免英军侵扰当地藏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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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荫棠赴藏整顿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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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夏历十月十二日），张荫棠一行到达拉萨。噶厦四位噶伦亲自到郊外迎接，数以千计的藏族僧俗更是夹道欢迎。此景实出张荫棠等人意料之外，感动至极，整顿藏政之心益坚。12月7日（夏历十月二十三日），清中央政府命联豫[122]接有泰任驻藏办事大臣，张荫棠为帮办大臣。而张荫棠了解到一些驻藏大臣徒有虚名，为藏中地方官吏与民众所轻视。此次他进藏，“全藏极为震动，屏息以觇我措施，以为臣系奉特旨查办藏事人员，与寻常驻藏大臣者不同”。[123]为此，张荫棠遂请旨收回成命，让联豫兼任，自己则专心筹办开埠诸事，清廷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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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荫棠勘察边疆地势，办理开通商埠的过程中，他发现西藏地方吏治积弊百出，而“窃维安边之要，首在察吏，必大吏廉洁，率属办事，乃能刚正而服远人”。[124]于是上报朝廷，将西藏各级官员包括驻藏大臣和地方官员的罪责与处罚措施一一列举并呈上。他首先参劾纠治了自驻藏大臣有泰以下的一大批贪黩昏庸官员，并对多年来藏中的积弊毫不保留，沥陈无余，如他在《致外部电请代奏参藏中吏治积弊请旨革除惩办》一折中奏云：“今藏中吏治之污，弊孔百出，无怪为藏众轻视，而敌国生心。”[125]接着，他甘冒得罪朝中一批权贵的风险，密奏自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以来驻藏大臣的污浊吏治：“查驻藏大臣历任所带员弁，率皆被议降革之员，钻营开复，幸得差委，身名既不足惜，益肆无忌惮，鱼肉藏民，侵蚀库款。驻藏大臣利其节寿，一切暧昧供亿，反为讳饬……藏中文武大小官员，无不以边防报销为唯一之目的，此藏中员弁积弊也。”[126]然后，他把参劾的重点转向驻藏大臣有泰，揭露有泰到任后借口商上不肯支应乌拉，不敢赴边境与英人交涉，酿成了1904年7月之祸；英国进入拉萨后，又媚外乞怜，以牛羊犒赏英军，在英人哄骗下，压噶厦妥协，“坐视藏僧与英军在布达拉山议约十条，无一匡救，约成哄令画押，仓皇失措”[127]，此颟顸误国，令人发指；在与英人交涉间，预留浮冒，贪污公款，委任私人，朋比分肥，花费白银不过三千两，却借端报销冒领六万两；在江孜激战犹酣之时，警报屡至，催之敌前开议，其却置若罔闻，与宠姬五六人，并随员一起白昼赴柳林招妓侑酒，跳唱纳凉，其醉生梦死，亦令人发指等。[128]在张荫棠的参奏下，朝政府令将有泰及其高级随员、噶厦高官等十几人即行革职，分别惩处，此一举措，西藏为之震动，僧俗民众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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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月18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廷降旨将有罪责人员均革职查办，尤其是认为前驻藏大臣有泰“庸懦昏愦，贻误事机，并有浮冒报销情弊，着先行革职，不准回京，听候归案查办”。[129]之后，张荫棠又查明了原应支往西藏地方办事的款项去处，并进行追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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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张荫棠的新政才刚开始。但是他办事耿直，尤其是在惩办吏治的过程中，公正不阿，因此得罪了很多人。西藏地方吏治，非一日之寒，实属多年积弊，牵涉的官员必然很多，确有牵一发动全身之势。为求自保，他们便开始嫁祸张荫棠，以求阻止其新政的开展。以联豫为例，其为人气量狭小，见张荫棠在西藏深受西藏僧俗欢迎，一些藏族官员甚至逢张荫棠“赏顶翎皆戴，联建侯赏之不戴”，便心生不快，欲将张排挤出藏，因此他同有泰暗中勾结，向清廷诬陷张荫棠“如藏后，主事纷更，致使番民僧众人人衔恨”。[130]而英人在与张荫棠谈判开通商埠的事情上看到了他的体察慎微和维护主权的坚决，害怕张荫棠在西藏地方的新政进一步巩固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从而令他们图谋西藏的机会和可能尽失，于是遣使向清廷状告诬陷张荫棠。[131]1906年10月20日，张荫棠接到外务部来电，询问其阻止英、藏之间交涉是否属实；12月14日，又有电告勿阻止藏族官员与英方人员进行直接交涉商务，张荫棠均回电明辨未曾加以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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