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71220 三 驻藏大臣实施新政的意义及其夭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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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22 1906年4月，清朝中央政府任命张荫棠为钦差大臣进藏处理藏务，筹办新政，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以后张荫棠壮志未酬，由驻藏大臣联豫继续施行新政。清末西藏的这次改革触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西藏地方的旧制度和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使得沉寂了几百年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刮进了一缕新鲜的空气。改革虽未成功，但意义重大，它是清朝中央政府维护西藏地方主权的一次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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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24 （一）驻藏大臣新政夭折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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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26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让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新政停下了脚步，而张荫棠和联豫搞的这场新政也最终以失败告终。在没有动摇西藏地方上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基础上，为西藏地方留下了些许近代化发展的痕迹。有人批判驻藏大臣碌碌无为，有人责怪中央政府不予支持。对于导致这次新政夭折的因素，学术界有很多人分析过，大致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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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28 一是认为张荫棠、联豫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必然导致新政的最终失败。“张荫棠幻想在不触动腐朽的清朝政治制度和西藏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民族工商业，走西方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以使西藏日渐富强。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注定要失败的。”[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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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30 二是认为张荫棠提出的收回政权的政治主张触动了一大批西藏上层人士，尤其是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僧俗上层的既得利益，因此受到坚决的抵制，如西藏地方政府总是阳奉阴违，推诿敷衍。[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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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32 三是认为张荫棠、联豫代表的是清政府统治阶级的立场，因此他推行的大民族主义政策不可能争取到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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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34 “……在荫棠的《藏俗改良》中，也反映出类似的问题。他对藏民习俗横加指责，令人啼笑皆非，如‘见客礼宜以合掌为常见礼，凡鞠躬吐舌、竖指头之礼，贻笑各国，皆不可行’、‘楼下不宜养牛马’、‘男子不宜戴耳环’等。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这是数千年来形成而不易变更的。强行变革，只能适得其反。”[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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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36 四是认为西藏僧俗官员对新政采取消极抵制的不合作态度，甚至抗拒。对此，联豫曾奏云：“西藏蕃官，性情执拗异常，往往扎饬一中，迟至数月，而不禀复，或借口于达赖之未归，或托词于众议之未协，虽极力催询，置若罔闻。至于三大寺僧众，则尤为恃众藐玩，总谓佛法无边，外人决不足虑，其执迷已久，一时断难醒悟。”[158]联豫所言，必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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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38 除以上见解以外，还有一个观点认为新政之所以举步维艰，是由于清政府的财力支持不够。“作为清朝政府一手操办的输入式新政开发活动，清末西藏新政的任何一项措施的实行都需要清廷投入相当数量的资金，而清朝中央政府财政紧绌，无力大量投资于西藏地区的新政开发。”[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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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40 诚然，以上种种因素对新政失败的影响是无可非议的，但仔细琢磨，似乎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在西藏，任何事物都是以宗教开始，并以宗教告终的”。[160]藏族作为一个几乎全民信教的民族，很多人都认定“每一个生命，或每一种精神、物质的活动现状，就是过去无数个原因的一个总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是未来无数个结果的一个诱因……称某一事物存在，即肯定该事物必然有一个自我（Atman），每一件事物都具有其独特和不可改变的特征，也就是不靠任何外界因素完成自我存在的能力”。[161]这种不靠任何外界因素完成自我存在能力的认知实际上使得人们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思想基础。而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下的那些东西，当时的西藏民众从根本上无法理解，也没法接受，尤其是在西藏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要坚定地将新政贯彻下去也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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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42 其实，张荫棠的新政宣传并非没有一点作用，“……他（张荫棠）带病亲临大公所会议，宣讲《天演论》，‘痛陈天演物竞生存淘汰之理’。他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人类所不可抗拒的规律……同时，张荫棠还以印度、哲孟雄（锡金）亡国灭种的历史事件，论证只有改革变法才能求生存的道理。使‘万众惊愕叩头流涕曰：“某等生平未尝闻此议论。从前驻藏大臣三年一任，满即去，计未尝计及此者。及今不改图，我唐古特为人奴隶牛马矣！从此我藏人决不存歧视汉人之心，同心协力，以御外侮，唯大人所以教之”’”。[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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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44 由此可见，西藏的有些官员是能认同张荫棠的演讲的，至少在听演讲的那一刻，是为之动容过的，但接下来的实际行动又如何呢？“1907年5月，张荫棠给噶厦的咨文中称：‘本大臣前因西藏地方内政外交亟须整顿，而现象贫弱，尤应亟谋拯救，是以谕令大众会议，创设交涉、督练、财政、盐茶、路矿、工商、学务、农务、巡警九局，并颁发章程，分派职事，以冀共相讲求，力图振作，俾而西藏蒸蒸日上，蔚成富强。乃数月以来，虽据报成立，而详加考核，于一切局务多未实力奉行。’”[163]由此可见，这次演讲虽瞬间打动了当时的一些人，却没彻底改变他们的思想，未能将这份感动付诸行动，并坚定地执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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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46 然而，大事所成，必集天时、地利、人和三点。那么，清末西藏的新政实施情况如何呢？首先说天时，可以理解为正确的时间或者时机。在当时全国新政的大环境下，看似确实是很好的时机。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当时的大清帝国已经处于其统治的末年，正是为了挽救这摇摇欲坠的统治，才有了清末的新政。中央政府的统治都内外受压不稳固的时候，如何去期待地方能稳定发展。其次是地利。这里首先要说的是西藏地方的特殊性：它是中国在西南边疆的天然屏障，历来受到帝国主义分子的觊觎与侵犯；它的社会形态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同时，当时的西藏是一个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地方。基于所有这些特殊性，怎么能期望新政能在这里顺利地开展呢？张荫棠的新政中关于“国族建构”的想法不仅要求西藏地方在政治文化上与清朝中央“同质化”，并以此形成一种牢固的国家认同观，同时还要求西藏地方在道德观念、语言文字、生活方式上与清朝中央“同质化”。他试图通过在西藏努力推行文化革新活动，使西藏民众逐步转变成为具有儒家式的思维能力、道德与品位的人，而放弃西藏地方传承千年的固有文化。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割裂当地历史文化传统的做法，西藏地方表现出了抵触是必然结果。张荫棠之后，联豫、赵尔丰等都为实现文化的同质化而进行过各种努力，然而收效甚微，最终随着清朝的覆亡而不了了之。最后是人和，对此可以理解为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驻藏大臣与西藏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驻藏大臣们之间的关系，等等。其他的暂且不说，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恶劣关系是有据可考的，导致严重的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164]中央与地方不能协调、官员们之间不能团结一致，这是因为虽然本质上国家认同是政治忠诚，对统治阶层的认可、参与和承担义务，但是这种忠诚是与特定的利益诉求相联系的，所以即便具有同质性的文化，也并不能必然产生共同的国家认同。也就是说，即便存在着多元的文化认同也并不必然成为国家认同的障碍，国家认同完全可能超越文化而实现。清末的新政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样的新政最终夭折是正常的，如果成功，便是一个例外。也就是说，良好的愿望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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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48 综上所述，清末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实施的新政，由于处在一个改朝换代的大环境下，只追求单一的国家、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认同，这种认同不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既不能因地制宜，又不能万众一心，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它只是特定时代对欧洲国家学说的简单模仿，因而最终导致新政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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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50 （二）清末西藏实施新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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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52 清末驻藏大臣在西藏地方举办的新政是清廷在全国统一新政时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筹边安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政的推行，尤其是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客观上仍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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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54 从国家的角度看，新政是清末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管理理念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体现，即清朝中央政府不再固守传统的“天下观”，以宗藩关系维系边疆与中央的秩序和谐，而是试图以新政为手段，将边疆地方与中央政府融为一体，逐渐转变为更具凝聚力、竞争力的民族国家。芮玛丽（Mary Wright）、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曾指出，清末新政是在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民族-国家假设”（state-making）[165]，它与此前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区别在于，新政所推行的如实行财政改革、创建警察和新军、建立新式学校、建立各级“自治”组织、划分行政区域等活动，是在民族主义思想指导下寻求建立“民族的国家”；而后者仍然只是局限于封建王朝体制下救亡图存努力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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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56 民族主义是理解清末新政的一把钥匙。张荫棠等人的新政如果仅仅被看成是清末边疆危机加剧背景下，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方式及力度等的变化，并不完全准确。要更进一步理解并解释这些变化就必须将其放置在清末新政变革的最终目的之中——寻求国家整体性的变革。清朝被认为是“一个能够容纳多种制度、法律、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帝国”[166]。在这种多元的体制下，中央政府并不是对清王朝疆域内所有的地区实施直接的、同质化的管理，而是在边疆地区保留着许多享有一定自主权的政治势力[167]，比如西藏地方政府以及广泛分布在西北、西南等地的部落、土司等。清朝中央一直得益于这种政治格局，它能够使清朝中央以较低的成本维持国家统一和地方稳定的局面，但是这种具有一定自治与自主权的保留，也造成了中央政府和基层社会之间的障碍——民族地区的领袖分享本只属于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力和属民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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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58 由于这种权力带有地域性色彩，在实际的管理中会使得基层社会强化地域性认同的观念，而这种地域性认同观念强化的同时，直接造成该地区对于中央政权的认同的弱化，有时候甚至形成与中央皇权的博弈，直接削弱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清末西藏新政的目标就是要剪除这种地域性认同，而实现中央对西藏的直接管理。通过“收回治权”的种种构想和举措，建立起能够与中央政府直接衔接的管理体制，以期实现中央政府对西藏各项政治权力的绝对控制。然而，张荫棠等人在西藏实施新政的过程中认识到，要实现中央政府的绝对控制，单单改革组织机构、法律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在他们看来，只有在诸如西藏的边疆民族地区真正形成一种全体国民的认同与支持，新政的最终目标才能得以实现，要形成这种认同就需要有计划的国族建构才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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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60 因此，张荫棠等人在西藏所推行的新政举措，与此前清朝二百多年的治藏政策之间有明显差异：不再满足于通过西藏地方政府实施间接的羁縻控制，而强调“收回治权”由中央进行直接管理；不再推崇宗教（包括宗教首领）的崇高地位，转而批判宗教的虚妄和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主张政教分离，不再奉行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和宽容态度，而是期望通过民俗改良、学校教育等方式输送儒家文化，以期实现藏族文化与内地文化的同质化，等等。然而，如果从政治思想史角度观察西藏新政，则可能发现，这些差异体现出清末在国家治理理念上的根本性变化。诸如西藏新政，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未来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即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或者说，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如何将边疆民族地区纳入新建立的体系之中，成功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转型。从这个角度看，无论张荫棠等人的西藏新政成功与否，他们在政权建设和国族建构方面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都值得后人总结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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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62 从西藏地方政府的角度看，清末西藏地方的新政是在我西藏地方备受帝国主义分子侵扰、主权与领土受到威胁的情势下举行的，就西藏社会而言，它的展开在客观上促动了西藏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变化，正如研究者所说“给西藏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168]，“新政的确在客观上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新政中的新思想、新观念恰如一缕春风，吹进了群山环绕的雪域大地，使西藏封闭的环境中透出几丝近代气息，也使西藏人民切身感受到新文化的重要性。在此且不说他们对政治、军事上的革新有兴趣与否，只说他们对西藏白话报的欢迎程度，送子女入新式学堂，去施医馆就医等等，不就是新政的冲击波吗？同样，新政之举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后来的改革措施也不无影响”。[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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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64 新政使西藏人民切身感受到了新文化的重要性；就清王朝统治而言，新政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分子在西藏势力的发展，巩固了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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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66 虽然，新政中也存在诸如推行大民族主义，施政过程太急功近利，缺乏体察当地民情的遗憾与缺陷，但是新政中很多具体的措施都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具有进步意义，因此，强有力地冲击了当时西藏地方原有的以政教合一制度为特点的封建农奴制度，促进了西藏地方近代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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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1268 驻藏大臣的新政也影响了一部分有志之士，对于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新政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为其改革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和舆论基础。如张荫棠计划设置的九个局，就直接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关于政府机构的设置提供了依据。另外，新政还促进了西藏地方经济的发展，唤醒了人们的民族意识，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总之，清末驻藏大臣在西藏地方开展的新政举措，对于西藏社会向前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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