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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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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大物博，历来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垂涎之地；而我国西藏边疆地区，作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主体，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也就吸引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注意力。以英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一直以来不愿放弃西藏这块宝地。从早期的游历、传教和通商发展到20世纪初两次对西藏发起的赤裸裸的武装侵略战争，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1904年），企图否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而俄国也没有忽视这一与英国抗衡势力、争夺我国西藏的机会，派遣间谍以游历、考察和学经作为掩护进行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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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边疆诸地历来联系紧密，川边局势在清朝时期对西藏影响很大，清廷筹边对西藏和川边经常一体加以考虑，地方大员也深谙此国家战略的意义，驻藏大臣与四川总督往往对两地的局势有着近似的看法，两地上层对一些和自身利益攸关的中央举措，态度也很相近，通常是以种种借口与中央博弈。“改土归流”活动不仅在川边引起极大震动，也是西藏地方上层十分关注的事情。这种情况，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在清中央排除干扰，地方大员厉行推广“改土归流”之后，不可避免地要在西藏引起一些连锁反应，这为其后赵尔丰进藏埋下了伏笔，也是十三世达赖喇嘛阻拦和驱逐川军的一大诱因。在国内政局糜烂的大环境下，亲英势力迅速膨胀，清末西藏地方的局势更加扑朔迷离，致使出现了地方对国家离心离德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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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各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也大大地刺激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这是一股巨大的前进的力量，有力地冲击着世界各地原有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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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中国也适时地开始施行“新政”。而维持着近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的西藏地方也在赵尔丰、张荫棠、联豫等人的主持下，顺应历史潮流，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这是在内忧外患之下应运而生的，是清朝政府在全国施行的“新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这次新政的结局并不理想。毕竟西藏与其他藏区不同，与内地差别更大，把西藏地方与全国其他地方纳入同一步骤，问题自然凸显。这些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封疆大吏在西藏等地急功近利的作为，推行大民族主义，也给民族关系带来一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西藏地方上层，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被迫出走就是其带来的直接后果。但是，毋庸置疑，清朝通过他们在西藏实施“新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藏近代化的进程。特别是对于遏制了帝国主义分子在西藏势力的发展，进一步巩固清中央政府在西藏的管理，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清末这些封疆大吏试图在不触及西藏地方固有的政教合一制度下推行新政，便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而新政实施过程中不符合西藏实际的举措，则更加速了新政夭折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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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熬茶是藏传佛教做法事时的一种布施之称。清朝驻藏大臣的职责之一，就是在宗教活动时代表大清皇帝向西藏僧众发放布施。说“熬茶大臣”意思为驻藏大臣除了熬茶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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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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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14页：“十九世纪下半世纪以来，欧美人入藏者不鲜，然率皆不得至拉萨。今列举之：……俄罗斯大探险家布里华士奇为数度之大旅行。其第三度旅行欲寻河源（黄河），以一八七九年三月往，一八八零年十月返。……英国人洛奇尔凡两度入藏……又千八百八十九年至九十年，比利时天主教徒之一团体入藏。又千八百九十一年至九十二年，英人巴华士尉与梭罗德博士同入藏。千八百九十二年，英人笛罗女孑身孤往，率亚细亚人五名，由甘肃入西藏，九十三年，经四川之打箭炉，返于中国……又法人焦德罗氏、格黎拿尔氏，以千八百九十三、四两年入藏。英人列德的儿以千八百九十五年，偕其妻入藏……又瑞典著名探险家士比海津以一八九六年及一九零一年两度入藏……又俄罗斯人哥十罗夫自谦九百年至千九百零一年入藏，所探秘密颇多云。日本人则近三、四年来，渐有探险于西藏者，曰河口慧海，曰成田安辉，曰能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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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致英国驻俄大使斯科特电》，转引自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编《中国近代战争史》（第2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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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鹿传霖奏牍》、《清季筹藏奏牍·安成奏牍》、《清季筹藏奏牍·刘秉璋奏牍》（卷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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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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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鹿传霖奏牍》、《清季筹藏奏牍·安成奏牍》、《清季筹藏奏牍·刘秉璋奏牍》（卷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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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三大寺大众等公禀》，详见《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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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鹿传霖奏牍》、《清季筹藏奏牍·安成奏牍》、《清季筹藏奏牍·刘秉璋奏牍》（卷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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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下卷），东京博文馆，1904，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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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山县初男：《西藏通览》（第2编），四川西藏研究会宣统元年，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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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1767-1905，pp.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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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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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致英国驻俄大使斯科特电》，转引自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编《中国近代战争史》（第2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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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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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本章中有关“民族国家建构”和“同质化”的思考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扎洛主持的课题“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藏区的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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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疏》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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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详见杜文忠《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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