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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英国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阻止清政府维持和恢复同尼泊尔、锡金、不丹的原来藩属关系，以免影响到英国在这一带已经取得的有利地位，正如英驻华公使奉英国政府致外交部文“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内政如有改变，不得妨害尼泊尔、不丹、哲孟雄诸部落”。[115]故英国一方面暗中密探沙俄拉拢达赖，而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要求帮助他反对清政府之答复是，英国不干预中国有关西藏之内政，拒绝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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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印政府采取上述政策的情况下，急于想借助外国势力重返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便转向沙俄请求“援助”。沙俄虽与英国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的协定，但它对西藏同样怀有野心。十三世达赖喇嘛被除去名号后，沙俄驻华公使紧跟着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声称：俄国西伯利亚等地，“所有佛教徒约百五十万人，夙皆尊崇达赖，景仰不置。中国若用强硬手段，恐藏民思乱，与此等佛教徒联络声气，各地呼应，则机势之变不知如何。念及大局，不免寒心，愿中国于抚绥藏事之致意焉”。[116]1911年（宣统三年）初，达赖喇嘛直接写信给沙皇尼古拉二世，请求沙俄帮助他返回拉萨，脱离中国。尼古拉二世为了避免因插手西藏而引起英国的反对，从而导致俄、英对德同盟出现裂痕，决定沙俄暂时不明确表态支持达赖喇嘛。他授意由沙俄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起草复函，信中委婉地表示：“朕的政府极其关切地注视着西藏问题的发展，满怀善意地对待西藏的愿望——在现行条约范围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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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革除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的命令一公布，立即在国内及国外信奉佛教民众中产生了很大震动，引起强烈反响，外国势力也趁此机会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挑拨清政府和其之间已经非常脆弱的关系。当时“印度大吉岭一带之喇嘛，开一大会，满场一致议决三条：（一）认中国革去达赖一事为侮辱佛教，要求复达赖喇嘛之职。（二）要求中国撤回驻藏之兵。（三）要求将驻藏大臣革职。……而新疆巡抚，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库伦、阿尔泰诸办事参赞大臣等，联名电奏，谓蒙古人民不以朝廷举动为然，请召还已革达赖，以镇抚之，政府未准”。[118]英、俄两国政府得知革除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后立即照会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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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来自各方的一致反对，清朝中央政府认识到革除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的决定欠妥，为了平息各种反对声音，决定拿驻藏大臣作为“替罪羊”，把一切责任推到驻藏大臣身上。不久，清政府下旨切责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办理不善，另有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奏请开缺，清政府许之。温宗尧于1910年7月返川，密奏稳定藏内形势对策：“今日中国治藏，须分表里，善为操纵，不必遽改为行省，而当以法行省之道治之，不必强同于汉民，而当以爱汉民之心爱之，宣威布德，较蒙古各藩为易。”[119]与此同时，鉴于西藏情势严重，赵尔丰卸任驻藏大臣之职，调为四川总督，停止进藏；同时也不再寻访达赖灵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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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清政府派罗长裿赴印度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会见罗长裿时言：“藏众欲拒川军，我禁之，藏众欲投英而我阻之，所以来大吉岭，初意欲航海赴北京，因革除达赖喇嘛名号，无颜前去，现承劝我回藏，固所甚愿，但更改藏中政教之事，必须仍复旧观，诸提议叙入正式公文，作为善后办法。”[120]罗长裿提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先回西藏后，驻藏大臣必为奏乞天恩予以自新之路。此后，由噶伦边觉多吉、彭错顿柱及喇嘛噶伦钦饶白桑、大仲译丹增曲扎、代本格桑坚参、江堆夺吉、堪布阿旺洛桑，以及英文翻译扎喜翁府等人，均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名义，与罗会商，竟然要求“一不能驻川军，二不能设巡警，三不能封闭造枪造币两厂，四不能惩办僧俗官员，五不能平反第穆呼图克图”。[121]推其意在尽揽政权，尽废现制，并谓若能允许以上各条，还要请英国官员作为中正，以昭凭信。经罗长裿百般劝导，他们仍坚持不变。见商谈并未收到成效，罗长裿奉命返藏。可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抵印度后，已被英印政府和诸噶伦所操纵和控制。从这些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与清中央政府的分歧所在。显然，川军入藏是主要的症结。但是，西藏地方当时如同各省均在帝国主义的入侵、渗透之下，逐渐被各个侵略势力所控制，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偌大国土没有一块安宁之处，晚清大厦将倾的征兆已经来临，西部边疆上层已经出现离心离德的诸多情况，清中央出于稳固边陲的目的，依照《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旧制，派兵入藏，从国家行使主权的角度看并无不可。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内忧外患错综复杂的局势中，驻藏大臣与川军统领没有做到“审时度势”，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清朝已经失望，并对“新政”将会触及地方利益集团的改革充满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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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十三世达赖喇嘛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但如果不是前述的失误，使矛盾提前激化，西藏地方则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安定的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不致匆忙出走，近代西藏地方发生的许多变故也许能得以避免。由此看来，川军入藏在客观上未达到预期的目的。至于辛亥革命爆发后，川军在藏哗变，大肆抢劫勒索官民财物，攻打寺院，把拉萨变成一个战场，给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造成严重损害，为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制造口实，更是令人痛心。历史结果是“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122]起作用的产物。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行为正是在各种力量相互交错中产生的合力的结果，诚然，他的一些做法造成了近代中国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关系的非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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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拉萨动乱的起因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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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骤起，10月9日夜，武昌起义爆发，一场反对帝制争取民主的辛亥革命火焰随即席卷全国。辛亥革命的消息很快传到拉萨，在原本较为平静的西陲也掀起一场动荡。西藏地方尽管距内地遥远，但它与四川相连，且西藏地区驻防的清军，除原来少数的绿营士兵外，多是1910年由钟颖率领入藏的川军，因此“川省之乱，藏中受影响最大”。[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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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驻藏大臣衙门的翻译人员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人心涣散，消息很快便传遍全藏。军纪松弛的川军早就因欠发军饷怨气冲天，乍闻内地革命，即思回川。川军中的哥老会首领叶纶三、严步云等乘机起事，谓“川乱不得回家，若能劫钦差取库饷，以勤王为名，不但无罪，而且有功”。[124]当时，川军中哥老会势力颇大，动辄杀戮，无人敢不从命。驻藏大臣秘书何光燮、标部书记官范金、兵部处书记官李治平、钦差戈什长郭元珍等为首的一部分驻藏清军官员，遂以“勤王”为名而倡革命。事情发生后，川军内部开始分化，派系林立。当内地革命消息一经证实，官兵中的帮派势力即乘机夺权。凡各营管带不入袍哥帮内的，概被罢免，由他们另举袍哥来充任，管带以下的官佐亦由本营袍哥另行自举。一时，被撤废的军官都纷纷加入袍哥，以图自保。官兵入会者占全军75%。原来的军事建制徒有虚名，无形瓦解，人心浮动，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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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拉萨动乱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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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武昌起义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包括深处我国西南边区的西藏。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川汉、粤汉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美、英、法、德以换取借款，激起四川人民的极大愤怒，与湖南等各地人民一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由于四川与西藏的地理位置较近，因此四川的“保路运动”对西藏也形成一股有力的冲击。同时，驻扎在西藏的汉军多为川籍士兵，所以武昌起义的消息一经传入西藏地方，就引起了川军在拉萨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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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拉萨川军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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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办事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为巩固中央的地位与权威，清政府对西藏设官驻兵。清政府任命四川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统兼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办钟颖从四川陆军中挑选精兵，组成三营统率入藏。由于钟颖并未严格挑选，招募的川军“十九皆地方上之流氓无赖，而哥老会匪亦多投入其间”，造成的后果乃是军中以“哥老会”会规为纪律，军中士兵有犯会规的，也是由哥老会的龙头审断，“时有士兵为龙头，排长、队官犯规，喝之跪不敢不跪，喝之起不敢不起，喝之认罚不敢不遵罚者。会规行而军法弛矣”[125]，官兵袍哥者甚至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成分的良莠不齐，造成了驻藏川军军纪不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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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驻军协统，钟颖在军中显得较为懦弱，对军中败坏的纪律毫无整顿的办法，放任自由，只是靠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而驻藏大臣联豫排斥异己，刚愎自用，在军中克扣了驻藏川军的粮饷，引起川军的极为不满，川军与联豫为首的一派的矛盾一触即发。驻扎在西藏的汉军多为川籍士兵，所以“既而武昌起义消息，由《泰晤士报》传至拉萨……三数日后，消息传遍全藏”。[126]一标三营督队官陈渠珍（1882～1952）对当时驻藏川军的政治倾向有过这样的描述：“渠辈意志，有主张革命者，皆官长职员，及少数部队。有拥护钟颖者，皆哥老会之流……虽革命派拥余甚力，然势力远不及哥老会之盛。”[127]所以，军中的“革命派”与“哥老会”相比，处于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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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12日（九月二十三日），会党利用士兵中的不满情绪，以“索饷”为名[128]，在拉萨北清军驻扎的札什城起事。他们公推兵备处书记官李治平、标部书记官范金为总参谋，于“九月二十三四日连劫兵备处及使署所储枪械子弹粮米，并库存饷银十八万余两，簿据表式，均一并焚毁。二十五日夜劫臣入札什营次，初言勤王……”。[129]乱军以“勤王”的名义，首先控制了兵备处和驻藏大库房各局所，并抢劫了拉萨兵备处的军械粮饷。第二天（11月14日）又洗劫了驻藏大臣官署库房，继而又向噶厦强索饷款，祸及拉萨市商贾。11月15日夜（九月二十五日），李治平下令兵围驻藏大臣官署。是夜10时，“署外枪声顿起，东廓人行如细雨”[130]，起义部队以“西陲”口号相约，直驱驻藏大臣官署，擒获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并将其囚禁于札什城栈房。联豫的钦署卫队排长罗禧，设计入拉萨城营救他，却因兵少失败被杀。时任造币厂总办的钟颖（因率军队前往西藏波密地方与当地民众作战，未能取胜，被调离军职）闻悉此事，即率手下亲兵十余人前往，晓以利害，恳求释放联豫，他的话使在场兵士颇受感动。乘众人犹豫之时，其部下杀毙叶纶三，随后又处死了范金、李治平等人。11月21日（十月初一），联豫得归驻藏大臣衙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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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又传出驻江孜陆军哗变的消息，一支原驻防江孜的卫队，闻拉萨驻军起义，也树起“革命”旗号，打着“大汉革命”旗帜回拉萨，欲取驻藏大臣联豫等人的首级。联豫自知身为清政府大员，为众矢之的，于11月28日（十月初八）即将驻藏大臣的印信交与钟颖，委其代理，自己则以养病为名，潜往拉萨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躲藏。钟颖则以发3个月粮饷平定乱事，并将江孜士兵重新编排入伍。[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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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西藏地方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川军部队强烈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给饷回川。西藏地方政府害怕其因故生事，掠夺官民财物，与其八万余金。而此时，波密驻军得知拉萨乱事，也起而响应，杀掉左参赞罗长裿，回兵拉萨。钟颖无计可施，仍以羁縻江孜军的手段收复这批川军，但各军不服，乃自行拥立都督，成立公议局。联豫的秘书何光燮被乱军推为副都督，他与郭元珍（联豫的卫队长）、汪文铭（马队营管带）串通一气，组成“公议局”，由汪文铭任议长（后因袍哥首领刘荣武不服，逼汪辞职，由张谋任总议长，胡元恺逃遁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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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藏乱纪略》载：“驻藏川军将领汪文铭、何光燮、郭元珍、胡元恺等人，创议响应四川独立，成立具有临时政权性质的公议局，下设民政、财政、军政三部。以汪文铭为公议局局长，何光燮为民政部长，郭元珍为财政部长，钟颖为军政部长。并设大同保障总公口，由郭元珍负责。凡事由公议局及总公口议决施行，取消联豫、钟颖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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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孜、日喀则等处驻军也公推代表前往“索饷”。1912年1月26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四川地区发来的饷银解到拉萨。翌日，联豫自哲蚌寺返回拉萨，重新主持藏事，给驻守各地的川军发放饷银。但是，这只是权宜之计，并未能安定西藏，因为川军起事并非仅为饷银。于是，拉萨川军再次挑起事端，枪声迭起。联豫、钟颖实权旁落，空有个“大臣协统”之名，自然难以约束。右参赞钱锡宝见事不好，溜之大吉，拉萨则统归“公议局”以及袍哥组织“大同保障总公口”的领导。一时间拉萨“秩序紊乱，法纪荡然”。[133]“藏、汉人民痛不聊生”。[13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支持下，一方面秘密遣人给拉萨的孜本赤门和仲译降巴丹达等送去指令，要他们秘密组织力量，准备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于1912年1月派遣亲英分子达桑占堆潜回西藏，准备煽动和组织藏军，以驱逐驻藏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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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拉萨战事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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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桑占堆原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内侍，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时，他曾因在曲水阻击追兵有功，受到器重。此次，达桑占堆秉承十三世达赖喇嘛旨意，组成一支近万名的“西藏民军”，于1912年3月向驻江孜的清军发动进攻。3月10日（一月二十二），江孜告急。江孜驻军因大部已撤回拉萨，力量单薄，粮饷、弹药十分缺乏，遂向拉萨守军求援。时任公议局议长的张谋调管带潘文华等前往救助。援兵到时，江孜守军已在英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调停”下，被迫交出武器，先行出藏。潘文华部也由代理监督史悠明做主，卖枪与藏官作为路费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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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拉寺为西藏三大寺之一，川军哗变之初，居住在拉萨的贵族、富商大多避难于色拉寺内，将大量财物存于寺中，故有色拉寺内财富甚丰的传闻。拉萨川军早就对色拉寺非常眼红，苦于师出无名。此次潘部出发，色拉寺不肯支应夫马，随即以此为由，于3月23日（二月初五）向色拉寺发起攻击。这是拉萨战事的开始，寺中僧人多时达5500人，且多有武器。川军围攻两昼夜，不能克之，反激起藏军及僧人的公愤，发起攻击，攻破札什城，焚烧了清军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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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英人一直在挑动十三世达赖喇嘛，达桑占堆组织的民军得到支持，很快将驻拉萨的川军及驻藏官员团团围住。拉萨战事骤起，形势陡变，清朝驻藏官员拼凑的“公议局”“大同保障总公口”根本无法支撑危局，至7月，众人只好再请驻藏大臣联豫和在士兵中仍有影响的原陆军协统钟颖出面维持。钟颖、联豫复出后，很快解散了“公议局”“大同保障总公口”，处死以汪文铭、郭元珍为首的帮派分子。但因衅端已开，川军在藏不得人心，形势仍难缓和。钟颖等人只得率军勉力抵抗，苦战数月，保住城池不破。其间，拉萨城枪声大作，乱作一团。“总之最惨者，为百姓与守分之文武官员而已。汉、番百姓之在围中者，日往联、钟两处痛哭，祈早议和。”[135]札什城被围后，噶厦招募了士兵约万人，由原川军官员谢国梁为统帅，与钟颖率领的军队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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