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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拉萨划分为南北两大战场，北为藏军，南为川军。札什城士兵驻守第穆寺，寺中百余名僧人均支持川军，帮助川军作战，哲蚌寺亦暗中向川军支援粮饷。驻藏大臣联豫还派人向九世班禅求助。班禅深表同情，降神以求指示，神谕指示保持中立。钟颖、联豫率兵苦守，备尝艰辛，防守战线日见缩短，无援无饷，难以苦支，无心再战。藏方集中兵力攻城，久战不下，也有意调和。联豫、钟颖便致函十三世达赖喇嘛请其派员赴拉萨谈判。幕后操纵西藏上层僧俗活动的英帝国主义再也按捺不住，最终从幕后跳了出来，打着“保护商务”的幌子，声援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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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人插手拉萨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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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5月前后，英印政府指使廓尔喀（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噶卜典出面“调停”。十三世达赖喇嘛乃派伦钦强秋、色拉寺擦娃池（赤）巴佛、僧官仲译丹增坚赞等3人为代表，前往拉萨进行谈判。8月1日（六月十九），川、藏双方官员在廓尔喀驻藏官员噶卜典调停下，于鲁布草坝帐房相见，川军及藏军代表几经协调，仍难得双方认可的意见。8月18日（七月初六），藏军不愿继续拖延，集中优势兵力，向拉萨的川军发起总攻击，但进展不大。当时川军粮弹均缺，兵无斗志，却仍拼死抵抗至8月底，双方始达成协议，最终签订和平条约四款：“1.汉军枪弹交尼泊尔代表封存藏中，无汉、尼、藏三方出面不得擅取。2.汉军全行退伍，由印度回国，其钦差、粮台、夷清各官，仍照旧驻藏。3.钦差准留枪30枝，统领准留枪60枝。4.汉兵出关后，所有兵变损失财产房屋，须照实议赔。”[136]这样，驻拉萨的川军被迫交出武器，大部分于9月1日从拉萨启程，拟取道印度返回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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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八月初四），原驻藏大臣联豫离开拉萨。噶厦按钦差大臣待遇支应乌拉。由于英帝国主义从中挑拨离间，西藏地方上层个别人在中央驻藏官员的问题上耍了手腕，在联豫离开拉萨后，提出只承认原清朝政府的办事大臣，不承认由民国政府新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原陆军统领钟颖。他们提出驻藏大臣已离藏，钟颖就没有理由再留在西藏。西藏地方官员认为：我辈只知有安巴（即清朝驻藏大臣）不知什么议长，概置之不理。钟颖既受任于民国政府，自应接受中央指令。当时北京政府迭电钟颖（也包括联豫，但他系忠于清朝的满族大臣，对“共和”并不热心），要求“我公素任艰巨，谋勇兼全，必能坚守。藏为四川屏藩，切不可疏忽为祷”。[137]钟颖亦上函表示“本长官既奉命驻藏办事，绝无复行出藏之理”。[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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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八月初四）西藏地方欲催促钟颖撤离，钟颖以奉有民国大总统令出任西藏办事长官为由，拒绝离藏，钟颖与噶厦方面的矛盾又趋尖锐。9月21日（八月十一），藏军再次包围札什城，封锁通道。钟颖部前次被围后，元气尚未恢复，大部陆军也已离开拉萨，此刻陷于山穷水尽之境，但因无路可走，倒也齐心，坚持抵抗达两月之久，并设计夺得达赖喇嘛和西藏上层重要官员的家眷以为人质。藏军第二次包围拉萨，这次被围情况更为惨烈，川军“粮弹久绝，实难支持，草根树皮及京之牛皮包亦食尽，统计此次被围后，战死者二百余人，饿死者三四百人，援军久无音耗”。[139]钟颖在无弹、无粮、无援的情况下，只得再度请尼泊尔代表出面调停。钟颖顾及被围汉、藏军民的身家性命，见局面已经非其所能挽回，遂同意拉萨尚存的陆军官兵（即其卫队）交出武器弹药。双方达成和约十款：“（1）汉人由藏河南岸撤离；（2）汉人衙署由西藏派人看守；（3）前次所夺枪炮、子弹及此次所存之枪炮，一律封存雪里库房，由汉、藏、廓三面盖戳封锁，非由三面启封不得动用；（4）第穆寺僧众遵照达赖前次来文办理，不能伤害性命；（5）一面收枪，一面即行离藏；（6）沿途乌拉粮秣柴草，藏方均需供应敷用，不得迟误；（7）百姓出藏所需之乌拉，则需出价购买，每骑五两，每驮三两；（8）陆军出藏后，在藏汉人之生命财产需照常保护；（9）汉人出藏日期不逾一九一三年四月初十；（10）汉人出藏需由藏、尼派人护送。”[140]议和条款签字后，钟颖及其卫队等被迫从拉萨撤走，拟取道印度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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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钟颖等离开拉萨。钟颖是中华民国政府新任西藏办事长官，迫于形势离开拉萨已是不得已，自然再不敢擅作主张离开西藏。他及时向北京政府报告藏情，同时，率余部在亚东停留下来，坚持处理西藏事务。这期间，在西藏地方亲英分子的逼迫下，他主要是以等待北京政府拨款以资遣回因无旅费而滞居当地的一些陆军士兵为由留驻的。当时，在北京的北洋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对远在西陲的退伍兵士自然无法即刻予以安排，钟颖也就在亚东坚持数月。但是英帝国主义对中央官员继续留藏横加干涉，指使噶厦发出警告，钟颖如果在十五日之内不走，就要诉诸武力。钟颖所率陆军残部已经不具备再与有英人支持的藏军对抗的能力，被迫在翌年4月离开亚东，到达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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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次签订的条约中，可以看出几个问题：首先，西藏地方此次发生的战乱，正如当时清朝驻靖西同知马师周所言：“推其原因，始由于哥老会徒之酿成，继由于剿抚兼失所致，初非藏人有意背叛也。”[141]根本不存在有人所讲的什么“独立”问题。当时噶厦本意只是要求陆军出藏“仍复制营旧例”。[142]他们对于中央政府派驻的官员如驻藏大臣、陆军统领等则无太大妨碍，“照旧驻藏”[143]四字，就很能说明问题。其次，这批原川军仅是“退伍”并非“驱逐”，因为它从性质上讲毕竟是中央政府派来的，既为“退伍”今后便有“入伍”的可能。其枪弹也是由第三者监督收存，而不是由藏军收缴，并且规定以后没有中央政府驻藏官员在场不能擅取。仅就事情本身结局而言，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事情的定性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钟颖在后来的身份非常明确，即民国政府新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这虽然是改朝换代时期的身份转换，但照样被西藏地方背离国家的一股力量围攻围困，最后不得不离开拉萨。应该说，这起事件是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下，由于进驻西藏军队的部分人产生了绝不应该有的失误，扩大了原本地方与中央矛盾。在清朝覆灭之时，国内各地均处在彷徨不安的状态，任何矛盾都会一触即发为冲突，加之拉萨政、军、宗教、商界各方为自身目的加入团战，在藏军攻击之中有原川军的人加入，拉萨各界亦有对钟颖所部的支援，导致局面扑朔迷离，在英国的直接插手下使得冲突愈加纷乱，最终是西藏地方背离国家的力量占了上风，驱赶走了中央政府的代表和国家军队，但拉萨商界、宗教界中的内地人并没有被统统赶走，甚至入藏陆军的部分人员退伍之后留在了拉萨。因此，此事在当时并不是直接“闹独立”的军事冲突事件，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一次“驱汉”事件。但无论如何，为后来的分裂主义势力逐渐形成埋下了伏笔。本章在后面还要对拉萨动乱的原因和性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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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藏局势的发展，十三世达赖喇嘛决定于1912年6月自噶伦堡返藏。6月24日，英印政府护送其返藏，经亚东时，他在英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处住了近一周。[144]十三世达赖喇嘛向麦克唐纳表示，此行回拉萨，当努力与驻藏汉军达成交涉，若不能成功，希望英国能出面调停。此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达帕里，由拉萨三大寺喇嘛的200僧兵全副武装护卫。他没有径直返回拉萨，而是停留在浪卡子宗的桑顶寺，居留了两个月的时间，因为自4月以来的藏军与驻拉萨川军之间的冲突尚未解决。拉萨停战协议签订后，于10月9日（夏历八月二十九日）自桑顶寺启程前往拉萨，由尼阿索地方乘船渡过雅鲁藏布江，到达塞群廓阳孜寺。此时拉萨川军尚未撤退完毕，他又在该寺停留一个时期，到1913年1月12日（夏历十二月初六），从廓阳孜寺启程，于1月22日（夏历十二月十六日）进入拉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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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北洋政府此时已任命在印华侨商人陆兴祺作为护理西藏办事长官。川军余部即由陆兴祺负责分批遣送，此项工作至1915年（民国4年）才全部结束。这样，在英国人的挑动和直接插手下，经过一场大动乱，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官员及兵士被迫离开，成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不正常关系的开端。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各种联系并未中断，双方其后都在谋求结束这种不正常关系的途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努力在短期内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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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川军即后民国政府陆军相继撤离藏境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1月返回拉萨。接着，他惩办了两年来支持祖国统一的藏族上层人士，如原西藏摄政第穆呼图克图所在的丹吉林寺，自1910年经驻藏大臣联豫奏请昭雪、恢复后，一直支持中央政府，反对西藏部分上层分子的分裂活动，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将该寺查抄、封闭；曾帮助过钟颖的哲蚌寺堪布元典大喇嘛也遭暗害；九世班禅因援助过川军，被罚藏银四万两。而对驱逐清军出藏的“有功”人员则加以封赏，十三世达赖喇嘛将所谓“亲汉”派噶伦擦绒·汪曲杰布及其子处死，其庄园、农奴全部赏赐给达桑占堆，令达桑占堆承袭了“擦绒”的名号，即后来的擦绒·达桑占堆，并任命其为扎（札）萨，委以重任；摄政策墨林活佛三世阿旺洛桑丹白坚赞也受封“夏金德格克切”（蒙语弘扬圣教者之意）尊号，得到几处庄园及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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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历新年之际，十三世达赖喇嘛颁布了《新年文告》（又称《水牛年文告》），其内容如下：“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主，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汉军既不能保护我藏民，其将以何方法巩固一己之地位，愿我藏人熟思之。至西藏各寨营官，刻已召集，啜血同盟，共图进行，汉人官吏军队进藏，为总揽我政权耳，夫汉人不能依据旧约，抚我藏民，是其信用既以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离，逃窜四方，苛残恶毒，于斯为极。推其用意，盖使我藏人永远不见天日矣，孰使之，皆汉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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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告里，十三世达赖喇嘛谈到了历史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但将这种关系说成“供施关系”。随后，达赖喇嘛下令藏军大举东进，一时间川边各县悉陷落。[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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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在西藏地方的语境之中，很长的时间关于“汉”的指代比较模糊，官方和民间对清政府都称为“汉政府”，对满蒙身份的驻藏大臣也都称为“汉官”（在一百多个驻藏大臣中，只有清末的张荫棠一人是真的“汉官”），对西藏以东地区无论哪个民族的居住地都称为“汉地”，对以东地区的各个民族大多称为“汉人”。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西藏比较封闭，人们对外面事物的认识还相当模糊所致。因此，这个文告所称的诸多“汉”字，不大可能脱离西藏地方的语境含义，就是清朝驻藏大臣的奏折之中，也经常将清军称为“汉军”，众所周知，驻藏清军统领一般由满、蒙族人担任，士兵则有满、蒙、汉、藏等诸多民族成分。这种模糊的指代语词，是与当时的语境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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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布的《新年公告》并未谈及独立。首先，公告中并无独立字眼与意图；其次，公告中虽然有拒绝接受新政府官员与文书之词，只是表明他尚未接受新的民国政府，并非是叛离祖国。至于当时曾流传的所谓的《蒙藏协定》，从未被十三世达赖喇嘛认可。他曾明确说，“尚未授德尔智以与蒙古订立任何条约之权”。[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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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召集了一次各宗地方头人代表会议，就西藏今后的内政外交问题进行讨论，主要讨论问题有三项：1.西藏应与何国或若干国为友？2.是否扩充军额，若扩充，则如何筹饷？3.司法若有改革，则手续当如何？各代表纷纷慷慨陈词、各抒己见，气氛很是激烈。在对中国中央的关系问题上，绝大部分代表提出：“只须反对清廷对西藏的错误政策，但不愿西藏脱离祖国。”[148]不少僧侣、百姓都担心，西藏如果脱离祖国，“不为五大民族之下”，恐遭外人蹂躏。就连柏尔也承认，当时“西藏之官吏僧俗人民中，有左袒中国党，自无容讳……尚不欲其在政治上联合已久之中国完全分离”。[149]这表明了当时西藏地方上层人士中，“内向祖国”的言论和主张仍然是主流，并且在会议上可以公开表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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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拉萨动乱的原因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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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内地不靖，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军心动摇。尤其是许多省份纷纷宣布脱离清朝统治，相互之间也多有争斗。值此国家动荡之际，人心不一，各思其事，在所难免。通过史料考察，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拉萨及其他藏区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中，清军内部也发生了不少的事件，这些事件更多地表现为驻藏清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并无革命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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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起事的驻藏川军并无明确革命动机与目标，或言“勤王”，或倡“革命”，或直接“索饷”（大量史料证明，这是真正的诱因）。当时的西藏驻军不像内地，有同盟会的活动，这里主要是袍哥势力。袍哥首领及一些驻藏官员一意孤行、蓄意生事也是动乱发生的一大原因，而且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主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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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西藏驻防的清军，除原来少数的绿营[150]与士兵外，多是1910年由钟颖率领入藏的川军。而“前清驻防西藏官兵，向由川省各处绿营拨派，逐年抽换，官军大都真实民籍，均以身家所系，无敢妄作非为。月食盐折两份，一由内地拨给家属，俾资事畜；一由藏中发给本兵，以资食用。故官兵内顾无忧，多有期满不愿回籍者，因娶夷女为配，小营别业，数百年来与番人比间而居，各无猜疑。其子若孙，成丁入营补兵者，至今犹不乏人。上年到藏陆军，半系流氓，籍贯住址，多不确定，犯事逃脱，无从详究”。[151]此外，川军中哥老会势力颇大，动辄杀戮，无人敢不从命。驻藏大臣秘书何光燮、标部书记官范金、兵部处书记官李治平、钦差戈什长郭元珍等为首的一部分驻藏清军，遂由“勤王”而倡革命。响应革命后，新军内部开始分化，派系林立。当内地革命一经证实，官兵中的帮派势力即乘机夺权。辛亥革命兴起后，四川与诸省响应，群雄并起，而“川省之乱，藏中受影响最大”。[152]军纪松弛的川军早就因欠发军饷怨气冲天，乍闻内地革命，即思回川。军中哥老会首领叶纶三、严步云等乘机起事，谓“川乱不得回家，若能劫钦差取库饷，以勤王为名，不但无罪，而且有功”[153]。联豫也曾提到“初言起勤王军”[154]，钟颖亦言“声言起勤王军”。[155]后来，见到革命声势越来越大，共和大势已定，起事清军首领见风使舵，驻藏大臣秘书何光燮、标部书记官范金、兵部处书记官李治平、钦差戈什长郭元珍等遂由“勤王”而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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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抢劫财富的帮会行为是其真正的目的。诚然，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帮派组织，哥老会在内地不少省份参与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哥老会是武昌起义、四川灭赵尔丰而光复的主力之一[156]，但是，帮会毕竟是帮会，缺乏政治远见，没有同盟会领导而发生的一系列军队帮会行动，在许多地方表现为趁势抢劫的军事变乱。当时在藏川军根本无法联络四川的总帮会与同盟会。他们的行动目的主要表现还是为利益之争。起义清军先后抢劫了拉萨兵备处的军械与粮饷，后又攻入驻藏大臣官署，抢劫拉萨市商贾。其实就是趁机闹事，抢劫财富。[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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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川军起事多为内部斗争。起事之后，川军内部开始分化，派系林立。凡各营管带不入袍哥（哥老会）帮内的，概被罢免，由他们另举袍哥来充任，管带以下的官佐亦由本营袍哥另行自举。一时，被撤废的军官都纷纷加入袍哥，以图自保。官兵入会者占全军75%。虽然曾设立公议局，但军中满、汉官员各怀心事，所谓勤王派、革命派、回川派，互相斗争，原来的军事组织无形瓦解，人心浮动，莫衷一是。[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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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西藏民众不了解、不理解更不可能参与辛亥革命。由于历史及地理的因素，民主共和思想难以对偏僻的西藏民众产生多大影响。从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天下帝国”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急速转型，社会秩序的巨大变革，当时大多数内地民众都无法理解，边疆少数民族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够接受与理解。这一点在西藏是有着深刻历史根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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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对民国政府的不接纳，源于对清朝政府的忠诚，特别是对清朝皇帝的特殊感情。长期以来，受封于清政府的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对清朝皇帝一直是尊崇的。如《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中，记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十六日世祖章皇帝接见五世达赖喇嘛情况的标题就是《会见文殊大皇帝以及在汉地的情况》。再是，顺治十年（1653），第五世达赖喇嘛回藏后给顺治皇帝的《请安奏书》开首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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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致金光四射、银光普照、扭乾转坤、人世之天，至上文殊大皇帝明鉴：今世积善，一尘不染之洁身辉体，耳聆梵音，北斗七星之首，百药之神，率领四大部洲。芸芸众生沐浴在圣主光辉之下。从天而降之金身圣主，在兴世振业众神护佑之下，欢忭于上苍赐福之宫阙中。圣主犹如苍天，与日月同辉，与天地齐寿，小僧恭请圣安。[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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