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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藏传佛教尊称清太宗、清世祖为曼殊师利大皇帝。那么，以后的清朝皇帝也都被尊称为“文殊师利大皇帝”。乾隆皇帝不仅和清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一样，被藏传佛教尊称为“文殊师利大皇帝”，而且还被称为“文殊菩萨的化身”。他对藏传佛教也颇有研究，遂借机利用，扮演起了人王、法王两种角色，加强了他对僧俗两界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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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藏传佛教首领人物对清朝皇帝都十分尊崇。如六世班禅洛桑班丹益希尊称乾隆皇帝为“文殊师利大皇帝”。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十三日，六世班禅洛桑班丹益希在热河祝釐乾隆皇帝七十大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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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文殊大皇帝吉祥万寿庆祝之日，为祝莲足万万永驻，作吉祥祝寿词，献吉祥哈达、无量寿佛像、羊脂玉柄、珍珠一大包。”[160]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对此认为：“诸佛化身的文殊菩萨，为在世间传播吉祥法，沿着宝梯从天界降下，成为世间转轮大皇帝。”[161]他还说：“从了义上讲，大皇帝是文殊菩萨转世；从不了义上讲，在徒众看来，他是转大力法轮的君王。”[162]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是非常尊崇清朝皇帝的。1906年5月（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他在奏请中央政府，汇报西藏地方情况时，开篇语即：“统率万邦之大皇帝、皇太后御前谨奏”。[163]这种特殊复杂的关系，很难被一场革命在短时间内所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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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即使在拉萨战火燃起，西藏地方已取得极大优势的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及噶厦的本意也只是要求清朝陆军出藏“仍复制营旧例”，他们对于清朝中央政府派驻的官员如驻藏大臣、陆军统领等则无太大妨碍，即使是辛亥革命之后，他们也不是立即断绝关系而是有所顾忌。当时双方达成的约定中“照旧驻藏”四字，就很能说明问题。而且，这批川军在形式上仅是“退伍”并非“驱逐”，因为它毕竟是清中央政府派来的。既为“退伍”，今后便有“入伍”的可能。其枪弹也是由第三者监督收存，而不是由藏军收缴，并且规定以后没有中央政府驻藏官员在场不能擅取。这些问题，涉及地方与国家的关系，西藏地方政界应该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这也是后来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召开的会议上“内向祖国”派能够提出主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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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13年9月14日（八月初四），原清朝驻藏大臣联豫离开拉萨，噶厦仍按清朝钦差大臣待遇支应乌拉。而当时联豫“遂交印，钟接事，藏人不悦”，“藏人犹欲留联不让行，概一则因兵恨钟，不欲接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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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清朝驻藏大臣联豫离开拉萨后，噶厦提出只承认原清朝政府的办事大臣，不承认由民国政府新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原陆军统领钟颖。他们提出驻藏大臣已离藏，钟颖就没有理由再留在西藏。他与噶厦的矛盾再度恶化。事实上，辛亥革命对拉萨的直接影响只是川军起事，拉萨民众并无响应者。至于藏军获胜，更不能说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川军起事后，包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内的上层人物与贵族，更多的是观其自乱。其后川军对西藏寺院与民众实行抢劫，才引起了拉萨僧俗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反抗，噶厦召集万余民军进入拉萨，围困攻打川军，最终导致以革命口号起事的清朝驻藏川军被逐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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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内地共和已成之际，有人见风使舵，变“勤王”口号为“革命”旗帜，成立所谓公议局意图夺取原驻藏机关的权力，其后的所作所为均系无法无纪的变乱行为。显而易见，所谓“革命”的旗帜只是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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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由哥老会首领及部分驻藏官员引发的变乱行动，在引起驻军内部的混乱和斗争后，经由钟颖等人的努力维持曾在短期内稍微得到平息。但是，内地革命成功的局势却使得为乱分子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反对作为前清陆军统领的钟颖指挥为由，再次掌控了权势。他们的再次掌权导致更为严重的败坏藏局的恶果，他们为了钱财劫掠色拉寺的恶劣行为终于招致藏族军民的反抗，也为逃居印度本就对驻藏陆军极力反对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提供了绝好的驱逐契机，更为英国提供了挑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机会，以致这场局限于驻军内部的动乱演变成驻藏陆军与藏军的激战。两军之交战，在性质上并非属于“汉藏”冲突，因为在冲突的双方都有汉藏人员包括僧人参与。且这场旷日激战，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势力大力支持下进行的，旨在尽数驱逐驻藏官兵的行动，其驱逐对象并不是在藏的所有汉人，后来仍然有少部分川军士兵在解除武装之后留在拉萨，而当时在拉萨经商的汉族商人多数并未被驱逐。[164]因此，拉萨发生的战乱自然不能笼统简单地以“驱汉”事件称之，其实质是在错综复杂的情势下由于英国的挑唆，西藏地方一部分背离国家的力量发起的驱赶中央派员和驻军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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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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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门户洞开，各地都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严重威胁。列强并不满足于游历通商，而是希图将中国划入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边疆危机愈发严重，西藏也先后两次遭遇英国的武装侵略。正当清廷逐渐意识到需对西藏加强管理以巩固边防之时，英人也调整了对西藏的策略，由武装行动改为示好和拉拢。清朝官员张荫棠等识破英人计谋，奏禀清廷对藏事进行改革，其中具体提到“拨北洋新军六千驻藏”[165]的措施巩固中央的地位、加强国防、统一边政是清军入藏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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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制下的川军进藏，本是清政府为巩固边防而做的决策，但是由于清廷不顾藏情强行推行“新政”、达赖对清廷不满以及赵尔丰“改土归流”等一系列问题而招致西藏上层的反对，其结果和本意适得其反。当时的驻藏大臣联豫心胸狭隘，嫉贤妒能、刚愎自用，长期与包括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噶厦在内的西藏社会上层势力不睦，面对川军入藏，十三世达赖喇嘛本欲改善与之关系，但是希望再次破灭。加之，率川军入藏的钟颖仅有一点一般的军事知识，对大局缺乏把握，且组织能力低下，导致军纪涣散，不仅引起西藏地方官员与民众的怨怒，更导致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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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入藏引起了西藏当局的恐慌，进城伊始，前往迎接的驻藏大臣联豫卫队恣意生事，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加影响了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被挑唆再度逃往印度，清廷据此革去其名号，英国人借机就革除名号一事向清朝抗议，以博得他的好感，引诱其投入英人怀抱。十三世达赖喇嘛也由此再萌向外寻求帮助的想法，希冀得到外国的支持。然而，西方列强终究是以侵略和扩张为最终目的的，因此，在做权衡之后，戴着“中立”的假面具，并未给予实质性的直接援助，但介入中国内政的图谋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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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随着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的发生，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各地出现了纷纷宣布脱离清朝的情况。辛亥革命的消息很快传到拉萨，清朝在西藏的驻军迅速起事，川军内部失控，劫掠四起，拉萨动乱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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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利用这一动乱，加速了分裂中国西藏的图谋，积极策动流亡印度的以达桑占堆为主的西藏上层亲英分子回藏，通过组织民军，以驱逐驻藏川军出藏为主要目标，撕下其“中立”的假面具，公开出面干涉中国内政，妄图建立由英控制的西藏政府，以期成立所谓英印势力与中国的“缓冲地带”。虽然由于这场动乱，清廷派驻西藏地方的官员及大部分兵士被迫离开，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各种联系并未中断，双方都在谋求结束这种不正常关系的途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努力在短期内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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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十分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由于上述种种诱因造成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英印政府趁机插手西藏事务。清政府当初派遣川军作为国家军队入藏的决策，在统一边政的前提下，应该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川军入藏在客观上并未起到预期的效果，加剧了各个方面的矛盾。紧接着辛亥革命爆发后，全国各地陷入各种势力的争斗之中，西藏地方亦不能避免，拉萨发生动乱等一系列事件，造成了中国现代史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不正常的开端，对未来西藏地方的政治走向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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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辛亥革命虽未在西藏发生，革命也没有得到西藏地方民众的理解与合作，但在历史的起伏之中，当时西藏地方上层人士中还有一大批“内向祖国”派，对新形势下的地方决策影响很大，在此之中，十三世达赖喇嘛有自己的观点诉求，希望“自立”，但并未倾力反抗民国中央政府，另谋“独立”。而且，尽管有英国人的阻挠与破坏，他仍然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接受了新的中央政府。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后，尽管英帝国主义策划了一个又一个阴谋，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出现了许多波折，但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以及西藏地方政府中的部分僧俗官员的根本立场还是倾心向内的。这为进入民国时期之后，中央努力改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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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之《藏乱始末见闻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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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渠珍著《艽野尘梦》，任乃强校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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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式陆军”最早可追溯到1862年李鸿章邀请上海租界的洋人军事教官“围剿”太平军所训练的淮军，是清朝政府于甲午战争之后编练的新式陆军军队，其特点是完全使用西式的军制、训练以及装备。详见陈旭麓、劳绍华《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学术月刊》196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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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谢彬：《西藏交涉史略》，上海中华书局印，1933，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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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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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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