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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川滇军西征势如破竹，战事对中央政府极为有利，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极为震惊。英国见势有可能影响到自己在西藏的利益，出面进行干涉，袁世凯在希望英国帮助他对付日本的幻想和迫于其对中国内部事务横加干涉的压力下，下令川滇军停止入藏，试图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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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和军阀王裿昌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他们既不了解产生问题的历史根源也没有高瞻远瞩的能力，误导了当权者，以致在川滇军西征“势如破竹”的情况下，袁世凯反而“试图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而作为失败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却可以向胜利者提出无理要求（见下文五个条件中的第二、三、四条）。面对无理要求，袁世凯不但不采取有效措施，反而派人送去乌纱帽和礼品。而两批宣慰人员都被英印政府蛮横阻挠，不得其门而入。孙中山先生和王裿昌主张向西藏地方政府讨好的政策都落了空，不但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反而助长了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嚣张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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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0月中旬，十三世达赖喇嘛向中央政府提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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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西藏人当与汉人有同等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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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国政府每年补助西藏五百万两（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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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西藏人得以西藏境内之矿山自由向外国人抵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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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西藏人得自由练兵，民国政府不得干涉，但承认得以我国内地军队一千五百名派驻于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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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一切官制虽照国民政府之规定施行，而人才则采用西藏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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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已萌发与中央政府和谈的愿望，以上条件就是双方和谈的基础，尽管对民国政府而言所提到的第二、三、四项条件显得颇为苛刻，但却表明了双方实现和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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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友好局面，1912年9月12日，蒙藏事务局向袁世凯提出建议：“如蒙允准，并请派员赍封，赴藏宣慰，以期解释前嫌，联络情意。惟赴藏之选，贵在得人，查有本局佥事马吉符，在藏多年，情形熟悉，才具精敏，与藏人感情素洽，拟请任命该员为赴藏专使，籍收驾轻就熟之效。”[35]同年11月25日，蒙藏事务局为使马吉符等人的宣慰之行能够顺利实现，专门向英印当局交涉：“兹派马吉符、姚宝来为册封使……查西藏近日情形危急万分，册封使自应迅速前往，以挽主权。该使等拟即取道英属印度大吉岭以往西藏，应由贵部察看情形，照会英使发给护照，准其通过，并照章优待，以利遄行。即盼见复为荷。”[36]面对民国政府的正当要求，英印当局却断然拒绝，拒绝给马吉符等人发放通行的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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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袁世凯又决定选派温宗尧、王人文为“西藏宣抚使”。因英印的阻挠，他们二人仍然未能成行。1913年3月，袁世凯致电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示“现派李育仁为川边宣抚使、王鉴清为西藏宣抚使，令先赴昌都，俟执事派亲信代表来昌，以便接洽”[37]之后，民国政府就通过陆兴祺与达赖喇嘛电文往来，陆兴祺是在钟颖离开西藏后，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利用个人的有利条件，向民国政府报告西藏的形势；利用与西藏派驻印度官员的联系，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解释“五族共和”的意义。1913年8月20日，袁世凯电告十三世达赖喇嘛：“岭议一节，现与英商粗有端绪，已派陈贻范、胡汉民为西藏宣抚使，取海道由印赴大吉岭，即可启行”。原来温宗尧、王人文被任命为西藏宣抚使后，因拒绝出席西姆拉会议而辞职，袁世凯又重新选派陈贻范、胡汉民为西藏宣抚使，此电是让在印的陆兴祺积极援助陈贻范的宣慰之行。最终，由于英国在西姆拉会议使用阴谋手段，出席西姆拉会议的陈贻范并未能履行宣抚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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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民初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坚持西藏是祖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尽管民国中央政府为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实现双方之间的和平商谈做了种种努力，竭力派员入藏“劝慰”“宣慰”，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动荡局势的作用，并对外宣示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是由于英印政府的重重设卡、蓄意阻挠，民国中央政府宣慰西藏工作的举措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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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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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驻拉萨川军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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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驻藏源自清朝早期的治藏方略，在《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予以明确的规定。清朝后期驻藏军队定额为2000人，分驻三地，其中驻拉萨有1000余人，日喀则不过200人，昌都只有几十人（昌都有滇军分派驻守），以之控扼西藏要地，保护拉萨。由于西藏路遥，驻军巡检困难，2000人已经勉为其难，以之戍边则更无可能，清朝常以陕、川、滇驻军为后援，视情况进行调动。晚清驻藏清军还有绿营兵制度，驻藏清军布防依照清八旗驻防的“扼点”原则，聚集于前后藏和西康三处的要害，虽然此举可以将后勤保障的难度降到最低，也能够集中有限的兵力以备非常之用，但对西藏广袤之地和绵长的边防，其控制能力大大降低。驻军皆在西藏富裕之地，与地方争利，也影响其和西藏地方的关系。后来，各地驻军士兵与民众融为一体，军备几近于废弛。民国成立之后，北京北洋政府也有为巩固西藏派驻军队的计划。1913年召开的西姆拉会议，照清朝驻藏军队数目提出：“中国可派驻藏长官驻拉萨，该员应享一切应有之礼待及权利，与前相同，并可带有卫队汉兵二千六百名。除一千名驻扎拉萨外，其余一千六百名，由该员斟酌分驻各处。”可见其思路来源于清朝的治藏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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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清末西藏地方的形势，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清廷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办事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为巩固中央的地位与权威，清政府对西藏设官驻兵。清廷任命钟颖[38]为四川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统兼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办，从四川陆军中挑选精兵，组成三营统率入藏，因这支陆军部队大多数士兵为四川人，近代史学界将其称为川军。由于钟颖在组建部队时并未严格挑选，招募的川军“十九皆地方上之流氓无赖，而哥老会匪亦多投入其间”，造成的后果乃是军中以“哥老会”会规为纪律，军中士兵若有犯会规的，也是由哥老会的龙头进行审断，“时有士兵为龙头，排长、队官犯规，喝之跪不敢不跪，喝之起不敢不起，喝之认罚不敢不遵罚者。会规行而军法弛矣”[39]，官兵袍哥者甚至达到了95%，成分的良莠不齐，造成了驻藏川军军纪不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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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驻军协统，钟颖在军中显得较为懦弱，对军中败坏的纪律毫无整顿办法，放任自流，只是靠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而当时的驻藏大臣联豫虽然小有才能，但排斥异己、刚愎自用，克扣了驻藏川军的粮饷，使川军极为不满，川军大部官兵与以联豫为首的一派官吏的矛盾，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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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武昌起义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包括深处我国西南边区的西藏。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川汉、粤汉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美、英、法、德以换取借款，激起四川人民的极大愤怒，与湖南等各地人民一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由于四川与西藏相邻，因此四川的“保路运动”对西藏也形成一股有力的冲击。同时，中央派驻在西藏的陆军多为川籍士兵，所以“既而武昌起义消息，由《泰晤士报》传至拉萨……三数日后，消息传遍全藏”[40]。一标三营督队官陈渠珍对当时驻藏川军的政治倾向有过这样的描述：“渠辈意志，有主张革命者，皆官长职员，及少数部队。有拥护钟颖者，皆哥老会之流……虽革命派拥余甚力，然势力远不及哥老会之盛”[41]，所以，军中的“革命派”与“哥老会”相比，处于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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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23日，哥老会总公口郭元珍，联络联豫秘书何光燮，在军中鼓吹“在藏各路军队谓川乱不得回家，若能劫钦差，取库饷，以勤王为名，不但无罪，而且有功”[42]。于是，乱军以“索饷”为口号，抢劫驻藏大臣联豫公署备兵处的军械粮饷以及驻藏大臣官署库房、各居所以及拉萨的商贾。拉萨兵变后，钟颖组织“勤王军”，以联豫为元帅，并以回川“勤王”为名，对西藏的商上（司库）敲诈勒索，并在拉萨大肆烧杀抢掠，连大昭寺附近的房屋都遭到川军的毁坏。驻藏川军公推兵备处书记官李治平、标部书记官范金为总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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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内地的革命形势逐渐发展，清王朝已经垮台，驻扎拉萨的川军提出的“勤王”口号变得没有意义，他们转而打出“革命”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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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夜，以哥老会组织的乱军攻占驻藏大臣官署，劫持联豫至拉萨北郊的扎什城。联豫被擒后，钱锡宝被推为代理钦差，但是他没有威望，藏、汉民众不服，于是钟颖出面维持局势。由于驻藏川军内部对革命的目的不明确，又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者，内部派系斗争十分激烈，这就给钟颖、联豫等人之后扑灭“革命”力量提供了可乘之机。钟颖随后率兵至扎什城，命官兵入营刺杀叶纶三，营救联豫。11月21日，钟颖设计擒李治平、范金，将二人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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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波密驻军发动兵变，劫持统帅罗长裿，旋即退往工布，在溃败的途中杀了罗长裿。该军队向钟颖承诺服从指挥，回到拉萨。11月28日，驻江孜的川军树起“大汉革命”的旗帜，扬言将至拉萨，诛杀联豫、钟颖。联豫闻讯，让钟颖代理驻藏大臣一职，自己逃往哲蚌寺。当日，钟颖就杀害了李治平、范金，造成川军内部自相残杀、动乱丛生。[43]江孜川军行至拉萨城郊，钟颖贿以重金，承诺待川饷到后即补发给江孜驻军，江孜军队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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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颖在平息了波密、江孜驻军的兵变之后，其在军中的威望大增，何光燮、郭元珍等人为压制钟颖的势力，请联豫复职主持大局。同时，在何光燮、郭元珍等策划下，他们成立了具有临时政权性质的“公议局”，以张谟为局长，马队管带汪文铭为议长，联豫为行政顾问。公议局下设民政、财政、军政三部，何光燮任民政部部长，郭元珍任财政部部长，钟颖任军政部部长。同时，由于“官兵入会者，已占全军百分之九十五”[44]，因而，与公议局并行设立了大同保障总公口，以郭元珍为头领。尽管如此，驻藏陆军官兵仍然是矛盾四起，内讧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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